今天給大家聊聊這段時間最有爭議的一部電影——《我控訴》。

這部電影拿下了威尼斯電影節費比西獎，凱撒獎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在法國上映後立刻成為首週末票房冠軍，可以說是叫好又叫座。

但另一方面，影片也因為導演波蘭斯基的醜聞而遭到各方抵制，尤其是在凱撒獎頒獎當天，這種牴觸情緒達到最高點，部分電影人憤然離席，場外大批民眾集會抗議。

如此牴觸的原因，在於這部電影被理解為“波蘭斯基想借用電影為自己辯解、洗白自己性侵的黑歷史”。

從目前的豆瓣評分分佈也能看出，有相當一部分的一星差評，都加上了對導演本人的批判，波蘭斯基的性侵醜聞也逐漸取代影片內容，成為了福斯關注的焦點。

《我控訴》講述的是19世紀末法國家喻戶曉的一起冤案——“德雷福斯事件”。

1894年，法國情報部門截獲了一張沒有署名的便箋，懷疑軍隊內部有間諜，此人企圖向德國駐法武官洩露重要的軍事情報。

根據便箋上的資訊，軍方推斷這名間諜是個炮兵軍官，在總參謀部的四個部門都工作過。

按照這個條件篩查，陸軍參謀部猶太軍官德雷福斯，成為最大的嫌疑人。

儘管德雷福斯的筆跡與那張便箋並不完全吻合，但是對於軍方來說，他是“最符合邏輯”的嫌疑犯。

這就要說到當時的歷史背景。

普法戰爭後，針對德國的反間諜工作持續展開，由於阿薩爾斯、洛林地區被割讓給了德國，導致來自這一地區的軍人的忠誠度開始飽受質疑；與此同時，法國社會的反猶主義也日漸盛行起來。

在這種背景下，生於阿薩爾斯、總參謀部唯一的猶太軍官德雷福斯，幾乎完美符合了間諜的所有“特徵”。

隨後，僅僅憑藉有些相似的筆跡，德雷福斯就被推上了軍事法庭，審理過程更是堪稱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法庭上，專家稱德雷福斯的筆跡與那張便箋高度相似，認定他是出賣情報的間諜。儘管律師提出兩份筆跡也存在幾處不同，專家仍一口咬定“不同也是德雷福斯為了擺脫嫌疑，故意偽造的”。

也就是說，不管德雷福斯的筆跡與便箋相似與否，他都會被認定是間諜。

在這種草率的指控下，德雷福斯百口莫辯，叛國罪名成立，他被流放到了法屬蓋亞那的惡魔島，受盡各種非人待遇。

他被禁止與士兵交流，每天晚上還要以“預防”的名義被拷在床上……

在被流放之前，軍方興師動眾地舉辦了一個剝奪軍銜的儀式，《我控訴》的開場所呈現的，就是這個帶有羞辱意味的儀式——

在眾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的兵團編號、帽徽被撕扯下來，佩劍被斬斷。

這場戲裡，大遠景的構圖方式，陰沉的環境，直接詮釋出德雷福斯當時的無助與無力感。

他在空曠的廣場上大聲宣稱自己被冤枉，但換來的卻是圍觀群眾的辱罵。

雖然德雷福斯這個“間諜”被捕入獄了，但在那之後，法國的間諜活動依舊存在。

1896年，法國情報部門又截獲了一封信件，引起了當時負責反間諜工作的主管——本片的男主角皮卡爾的注意。

這封信件顯示，收信人是一個叫埃斯特哈齊的少校，男主隨後對他展開了暗中調查，沒想到一查就有驚人發現——

埃斯特哈齊的軍籍顯示他隸屬於步兵團，但他本人卻不在兵團駐紮的區域，反而經常與炮兵混在一起。

之後男主拿到一份埃斯特哈齊手寫的調職申請，發現字跡與那份用來指控德雷福斯的便箋，幾乎相差無幾。

這個發現隨後在筆跡鑑定專家那裡得到了證實——埃斯特哈齊才是出賣情報的罪魁禍首。

男主無法忽視這個真相，於是立刻向上級申請，重審德雷福斯的案件。

但他沒想到，自己卻因為此事開始遭受排擠，同事告誡他“軍人只負責執行命令”，讓他不要滋生事端。

軍方為了維護聲譽，沒收了男主收集的全部證據，並把他調至突尼西亞，要求他永久隱瞞這個真相。

至於那個真正賣國的埃斯特哈齊，則在祕密審判中被判無罪。

但即便如此，男主依舊不願放棄。從突尼西亞調回巴黎後，他仍在積極尋求重審的機會。可沒想到迎來更激烈的壓制，平日裡他被軍方派人跟蹤，也無法通過書信與朋友往來，家裡更是被翻了個底朝天。

對於軍方來說，這個事情的重點並不是德雷福斯是否叛國，而是即便他是無辜的，讓他這個猶太人在惡魔島繼續飽受折磨，也總好過讓法國軍隊因為這個醜聞，受到人民的非議和質疑。

因為他們深信不疑，在國家的榮譽和威信面前，個人的生命和名譽不值一提。

這個事件直到1898年才出現轉機，作家左拉在《震旦報》發表文章，揭露了軍方誣陷德雷福斯的陰謀。

文章裡洋洋灑灑地闡述了對於真理和正義的強烈呼聲，並在結尾多次用“我控訴”做開頭，點名了事件中全部該被追責的人。

報紙原文

這篇文章到現在看來，依舊是句句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他們用靴子踐踏國家，以國家利益為藉口，將國家要求真理及正義的呼聲塞入它的喉嚨。”

“我深信真理正在向前邁進，沒有什麼事物能阻擋它。”

“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將會發芽生長，一旦有一天爆發，一切都會被炸開。”

終於，在1899年，軍事法庭重審德雷福斯案。

但中間依舊經歷了各種波折——

男主被民眾指責為“猶太人的走狗”；左拉因為“發表損害軍隊榮譽和名聲的謊言”，被判刑一年；德雷福斯的辯護律師，直接遭人槍殺……

而這場重審，也無視之前各種站不住腳的偽證，依舊判德雷福斯有罪，還堂而皇之地給他“適度減刑”為十年。

一直到1906年，被冤枉了12年的德雷福斯才被宣判無罪，重新回到軍隊任職。

整體看來，《我控訴》是一部還原歷史事件的電影，影片在威尼斯電影節拿下場刊最高分，是因為其整體品質過硬，攝影、服化道、演員演技方面，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部貨真價實的“電影節級別的電影”。

但值得注意的是，反映歷史事件的《我控訴》，不能算是一部優秀的歷史片。

歷史上的“德雷福斯事件”之所以在法國家喻戶曉，是因為它當年像一個導火索一般，讓法國社會迅速分裂成兩派。

一邊是右翼分子、反猶人士、天主教人士，他們堅稱德雷福斯有罪，理應接受嚴厲的懲罰。

而另一邊則是資產階級共和派、新教徒，以及支援左拉的學者、教師、學生等等，他們呼籲法庭進行公正判決，維護真理和正義。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這個詞，正是由此而來。

為了充分表達自己這方的立場和訴求，兩派經常通過文章進行筆頭戰爭，可以說是法國內部一次思想層面的對抗。

但這些在《我控訴》裡，並不是刻畫的重點。

片中試圖隱瞞真相的軍方和公開發出控訴的左拉，都被導演一筆帶過，所有的重點都集中在男主皮卡爾的身上。

在這場風波中，皮卡爾是立場最複雜的一方。

因為他本人是個反猶人士，也從來不避諱自己的觀念，對於軍隊有著深厚的感情；

但在維護軍隊榮譽這個問題上，皮卡爾的立場與手段，又顯然與上級軍官不同。

可以說這個角色身上所體現的，主要是個體與公權力的對抗。

從這裡就能看出，導演波蘭斯基對於“德雷福斯事件”的切入角度其實是十分有限的，片中對於法國社會的展現，也多集中在反猶主義這一點上。

民眾焚燒刊登左拉文章的報紙

也正因如此，《我控訴》才會被一部分人認為是波蘭斯基的“洗白片”，它只注重個人化的表達，缺乏巨集觀的歷史角度，導演似乎在極盡全力將自己與片中的德雷福斯做類比。

但實際上，波蘭斯基與片中的德雷福斯唯一的相似之處，只有他們的猶太身份，除此之外兩者再無可比性。

與其陷入“波蘭斯基是否在為自己洗白”這個問題中，不如重新審視影片展現的“德雷福斯事件”本身。

因為儘管它已經過去百餘年，看上去也似乎與我們無關，但像當年法國軍方那樣，煽動普通人的仇恨情緒，拿愛國主義當擋箭牌的行為，依舊層出不窮，遍佈每個國家，每個民族。

如何避免類似的歷史錯誤再次上演、避免真理與正義在盲目的仇恨中被埋沒，才是最值得每個人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