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臨近，國慶檔電影的硝煙也愈加瀰漫。《我和我的祖國》預售票房已經率先破億，這部電影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後的七個重要歷史瞬間，分別由色彩鮮明、極具個人特色的七位導演執導，一經宣佈就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

在這七位知名導演中，甯浩無疑是個人風格最強烈的其中一位，今天繼續聊甯浩電影的獨特風格，聊他的電影序列中，風格最鮮明的一部——《無人區》

一路“失控”的公路故事

小有名氣但利慾薰心的律師潘肖（徐崢飾），憑藉紮實的法律知識和巧舌如簧的庭辯技巧，成功幫盜捕國家珍禽，並殘忍殺害一名警察的西北盜獵團伙老大（多布傑飾）洗脫罪名。

老大承諾十天後付清餘款，但潘肖並不信任他，要求用一輛紅色轎車做抵押。不算愉快的談判過後，潘肖駕駛著新車踏上從西北荒漠返回大都會的路程。誰知路上險情不斷，先是和一對開卡車拉茅草的哥倆（王雙寶、巴多飾）發生摩擦，導致人傷車損，接著又不慎撞飛一個似乎攔車求助的男子（黃渤飾）。

以為自己撞死了人的潘肖來到一家黑店加油，馬上被訛上，與此同時盜獵的老大也尾隨而來，離開無人區的路，越來越凶險……

在《無人區》之前，甯浩的作品都採用多線敘事的方式推進故事，這次他雖然採用了單線索敘事，但他並沒有使用嚴格的因果關係鏈，而是多處埋伏矛盾，情節點之間相互交錯。

這樣的處理方式雖然加強了故事的戲劇張力，提高了影片的可看性，但過多的分支線索也使影片越出了導演的掌控，關鍵情節的轉接顯得有些刻意，危機被重疊，不待故事發展到最高潮，一發不可收拾的戲劇衝突就讓影片陷入了失控狀態。

型別雜糅新嘗試

甯浩是一個擅長型別雜糅的導演，“瘋狂”系列顯示出他過人的戲仿與拼貼才華，《無人區》也同樣如此。影片在西部片的主調之外對黑色元素的運用十分精彩，對多布傑所飾演的大反派“老大”的影像塑造即是明證。

潘肖為替老大做無罪辯護隻身來到無人區，兩人見面的第一場戲是在看守所裡。該段落一反常態地使用了暗色調，畫面右側一道冷調白光是整場唯一的光源，打在潘肖身前的審問桌上和鐵欄杆之前。老大隱身在冰冷的欄杆後面，黑暗之中只聞其聲，難辨其人。在確定了潘肖的能力之後，他才略微前傾身體，把臉湊到了光源之下露出半個笑容。冷光照亮了他三分之二的右臉，特寫鏡頭中他的左臉與黑暗的環境融為一體，晦暗不明的笑容透著陰冷與不詳的氣息。

比這一場更具形式意味的是兩人的第二次交鋒：在一家簡陋的飯館裡他們商討著尾款問題，繼而準備各奔東西。這個用鐵皮搭建的破敗餐廳四處都是縫隙，光照進來會有形成了一道道光影。

老大籠罩在這片光影之中，斑駁的光線彷彿切割了他在畫面中的形象，他看起來破碎、不穩定的形體成為了場面排程的核心，他的一舉一動、每一個表情都透著狠厲的威脅。這一極富意味的光影處理與40年代的好萊塢黑色電影有著明顯的近親性（從軟百葉窗後射進來的隱隱綽綽的光線影像），創作者用陰暗的視覺風格來烘托人物，用影像的黯淡來隱喻他靈魂的黑暗，同時也強化了陰暗的影片內容：見不得人的勾當通常要隱藏在Sunny照射不到的地方。

“化本土”價值觀

“型別電影的本土化”一直是近年業界關注的焦點之一，《瘋狂的石頭》的成功點燃了甯浩型別創作的熱情與野心；但相較於《瘋狂的石頭》的切合中國當代電影和現實語境，構成中國黑色喜劇的典範，《無人區》卻徒有西部片的外殼，丟失了本土價值觀，呈現出一種“化本土”的景觀。

作為美國的基本儀式，西部片映射了這個國家的無窮可能性和無限展望的形式化願景，從而把西部擴張和天定命運“變得十分自然”。

作為一個深深植根於美國本土文化的電影型別，西部片與美國意識形態的結合度要遠高於其他電影型別。西部片的本土化，首要的就是用中國的價值觀置換美國意識形態，甯浩在具體處理時丟棄了“美國神話”，構建了一個反傳統反英雄的帶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如此大刀闊斧地“去美國化”值得讚賞；但另一方面，他在破的同時卻未能建立一個真正中國化的形象。

鍾惦棐先生曾在一篇名為《面向大西北，開拓新型的“西部片”》的講話中提出中國特色西部片的概念：

我建議把開發大西北精神世界的問題，當作美學思想的中心問題來對待。對那些和你們朝夕相處的大西北人，應在你們的銀幕形象中，佔有較大的比重。美國有所謂“西部片”，我們是否也可以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

《無人區》裡有大西北的百里戈壁，卻沒有“大西北人”，更不見“大西北精神世界”。鍾先生所倡導的西部片側重於表現西部的風土人情和社會反思，甯浩的西部片卻徒有西部風光，連片中的西部空間都遭到了異化，更遑論“西部精神”。

這部影片更像是一個人性寓言，包括主人公潘肖在內的所有人物都被符號化，老大、殺手等人表面上穿著粗獷破爛的衣服，操持著西北方言，實際無半點地域特徵，創作者賦予他們的是動物的象徵，在人性被抽象化之後，他們與腳下這片土地的聯絡也蕩然無存。《無人區》充分利用了西北的造型與空間，講述的卻不是西北的故事。

導演的觀念實際上在影片中闡述得相當清楚：“這是一個關於動物的故事”。影片用冷厲的語調描述了主人公潘肖被殘酷的環境和荒誕的經歷一層層扒掉社會化外衣，一步步蛻變為動物，再一點點進化成“人”的過程，這其間透露的是甯浩對於這個時代的思考，是社會對人的異化。

這是一個巨集大的、不可逆的，帶有普適性的問題，出現在世界上每一個為工業文明所籠罩的地區。它的確中國化，使得許多觀眾（尤其是知識分子），在走出影院之後唏噓不已，大呼精彩；但同時它也是世界性的，帶了些許形而上的意味，脫離了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

中國曾有過優良的型別片傳統，只是被時代和環境的劇變盪滌一空；中國也曾有過優秀的“西部片”，既有描寫西北人民生活的《野山》、《老井》、《黃河謠》，也有第五代風格化的《孩子王》、《紅高粱》，只是在“形勢一片大好，票房突破600億“的今天無力生存。

中國當然要做出自己的西部片，甯浩的大膽嘗試也值得肯定，但是在“以西方為師”，大肆複製好萊塢的同時，是否應當回朔我們自己的歷史，從我們的前輩那裡汲取養分，畢竟“民族的才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