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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本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提名的《婚姻故事》，可謂生不逢時，原本準備2020年情人節在中國大陸上映，但沒有想到被新冠病毒給逼退了，下半年也許能在大銀幕上看到？

《婚姻故事》屬於這樣的影片，看上似乎平淡，但細細咀嚼卻很有味道，一個很溫馨的故事，驀然回首又覺得很悲涼。

片名叫《婚姻故事》，實際上是離婚故事。但和其他的離婚的故事不同，沒有那麼多狗血劇情，沒有婚外戀，也沒有一方犯罪或傷殘、死亡。

查理和妮可是一對年輕夫婦，居住在紐約，有一個聰明可愛的兒子。查理是百老匯一位事業正處於上升期的導演，妮可則是一位嶄露頭角的女演員，他們在一起，即便不說是天作之合，神仙眷侶，也算是幸福美滿。替他們照料孩子的保姆一眼看到他們，就驚為天人，嘆道“你們太令人羨慕了！” 但這時，他們已經決定離婚了。

離婚的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因為查理的事業越來越好，妮可覺得自己淹沒在了查理的光環中，“觀眾都說來看查理執導的戲，不說來看妮可主演的戲”。妮可決定要回洛杉磯拍電影，而查理則不願意離開百老匯，兩個人沒辦法相互妥協，只能離婚。

查理和妮可，很難說誰犯了錯誤，或者誰更自私。即便已經決定了離婚，兩個人還都愛著對方，像朋友一樣相互關心，也像有著良好工作關係的同事那樣討論劇本和表演。 但是，等律師介入之後，一切都不同了。

律師只關心輸贏，不關心他們之間的情感，於是在雙方律師的口中，他們分別變成了酗酒者、有吸毒前科者、精神不穩定者、有暴力傾向者等等，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房屋抵押出去付律師費。說好的好合好散瞬間變成了血淋淋的相互手刃和律師的饕餮狂歡。

這裡要順便說一下在《婚姻故事》中扮演妮可律師的好萊塢女明星勞拉·鄧恩。在《小婦人》中，她扮演的母親善良賢淑，在《婚姻故事》中，她扮演的女律師凌厲老辣，刀刀見骨。這一次，她憑藉在《婚姻故事》中的出色表演獲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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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婚姻故事》，就必須理解作為西方文明底色的個人主義文化。在中國的語境中，個人主義往往被理解為自私，但在西方、美國的語境中，用自私來解讀個人主義是不夠準確的。

作為一種倫理學說和社會哲學，個人主義在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得到迅速發展和完善，並廣泛傳播。法國社會學家托克維爾最早使用“個人主義”這個名詞，稱其為一種溫和的利己主義。

個人主義，簡言之主張一切價值以個人為中心，個人本身具有最高價值，個人本身就是目的，社會只是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一切個人在道義上是平等的。

在個人主義的語境中，查理和妮可都沒有錯，沒有誰應該受到道德譴責，但家庭，這個最基本的社會細胞和單元，人類社會中最小的共同體，費孝通所說的“差序結構”這一同心圓的最小內徑，仍然和“作為目的本身的個人”發生了矛盾，當這種矛盾無法解決時，家庭就解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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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故事》其實折射了西方/美國文化的內在張力。亨廷頓所倍加珍惜，視為“美國之為美國”的新教文化是非常重視家庭的，同時入圍本屆奧斯卡的《小婦人》，更是把家庭表現為人生的意義本身。

好萊塢電影中，經常把美國中產階級的核心家庭（即一對夫婦，一棟郊外的獨棟小樓，兩個孩子，一條大狗）做一番迷人的烏托邦一樣的表現。

家庭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視，深層次的原因，概由於只有重視家庭的人，才能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守法公民和勤奮員工吧？這頗有一點類似中國傳統的“修齊治平”，只是中國在“家”與“國”之間缺少一箇中間位置的“企業”。

美國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受到女權運動、性解放運動等等的衝擊，一度出現離婚潮。八十年代之後，新保守主義興起，家庭觀念重新受到重視，好萊塢有一系列影片來表現家庭受到的衝擊和修復，如《克萊默夫婦》、《金色池塘》、《致命的誘惑》、《愛情故事》、《阿甘正傳》等等。

但這一次，美國遇到了新問題。查理和妮可，都是阿甘式的人物，即他們都信奉保守主義的價值觀，重視家庭，勤奮工作，相互忠實，但家庭還是解體了。

在《阿甘正傳》中，他們可以通過讓沉迷於女權運動的珍妮患上艾滋病死去來解決問題，但在《婚姻故事》，他們沒有辦法了——個人主義和家庭，這都是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他們難以取捨。

也許，個人主義走到盡頭，就是家庭的消亡吧？家庭是在歷史中產生的，也會在歷史中消失嗎？

影片到了結尾，妮可叫住抱著兒子準備離去的查理，蹲下身來為他繫上散開的鞋帶——這是非常溫馨的一幕。發生在恩愛夫妻之間，是尋常現象，發生在已經離異並且經歷了法庭上相互凌遲的兩人之間，則意味著他們仍然承認曾經的有過的感情，這是傷感的，也是無奈的——西方文明像一條吞尾蛇一樣在反噬自己，出路在哪裡，誰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