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導，儘管觀眾很喜歡您電影中的黑色幽默，但大家也時常感覺到其中的厭世情緒。您覺得自己是悲觀主義者嗎？我並不認為自己時時刻刻都是悲觀的，但我想要讓大家坦誠地面對現實。在《寄生蟲》中，我想表達的是，即便人類文明看似已經發展到了很繁榮的地步，但我們往前推30年，看看這麼長時間以來貧富差距有縮減嗎？並沒有。我自己也有孩子，在孩子們這一代這些問題會有所緩解嗎？也不會。這其實就是很多恐懼的根源，所以我想要直面這種恐懼和悲傷，並且將它們傳達出去。這種恐懼存在很久了嗎？還是最近才尤其感覺到擔憂？早在2013年我就已經開始想這個話題了，但時間過去了6年，貧富差距的問題，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問題仍然沒有實質性的變化。那時候我正在做《雪國列車》的後期，這也是一部關於階級差異和階級鬥爭的電影，描述的是窮人和富人坐在列車不同車廂的故事。可以說，當時我就已經在討論這個話題了。然而，在《寄生蟲》中，我想要故事更加貼合我自身的環境，更貼合日常發生的事情。

很明顯，在電影中您並沒有描繪韓國電影和電視劇中富裕家庭的刻板印象。對，尤其是在韓國電視節目和電視劇裡，富人一貫住著別墅，他們貪婪，用暴力和超乎尋常的殘忍去對待和壓榨等級比自己低下的人。1995年，我第一次看Matthieu Kassovitz的《怒火青春》，看到巴黎存在的那種地區讓我非常驚訝，我甚至不知道暴力街區的存在。想到巴黎，我只能想起香榭麗舍大街，想起大家喝著紅酒，聽者手風琴樂。Sean Baker的《佛羅里達樂園》也是如此。韓國是一個非常富有，也非常發達的國家，但當一個國家變得富有，相對的貧富差距也就擴大了。不幸的是，階級鬥爭幾乎不可避免的存在世界上每個角落。確實每個國家都如此。當然，不同的階級之間可以相互理解、體諒和溝通，但我認為其實電影中所表現的也很合理。我們都知道，貧富差距是很悲傷和令人恐懼的事，但更令人擔憂的是，就像我提到過的，這種問題未來不會得到解決，在下一代身上也不會。我們都瞭然於心，這種恐懼是很難克服的。

您如何將這種恐懼和情感以一種真實和人性化的方式展現在電影中？這些是否影響了演員的情感？當我作為一個導演跟演員溝通的時候，我會盡全力將每個情景都簡化和集中。我不會跟他們講“你要分析劇本，要考慮到這裡的政治意義”。我不認為在電影製作過程中有必要去談論這個。我通常會跟他們講“你不會為角色感到遺憾嗎？”這些激發人本性的談話能夠幫助演員塑造角色，但我認為，要衡量一部電影是否成功，空間和選演員及角色同樣重要。您的意思是？當我找到一處好景，或者覺得某個景選得很好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好像選到了一個好演員。我的電影《玉子》開場是韓國鄉村的一座山，結尾是紐約的華爾街，講述的是一場橫跨多個大陸的漫長旅程。《寄生蟲》幾乎可以算是一場戲劇了，整個故事在空間上非常集中，90%的事情都發生在2棟房子裡。這是我以前從未嘗試過的，很有挑戰性。這種縱向感對電影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對《雪國列車》而言，橫向空間感也很重要。

《寄生蟲》

《玉子》

繼2018年在Netflix上發行《玉子》以後，現在迴歸到院線電影是什麼感覺？在拍《玉子》的時候，我就和攝影師商量，怎麼才能讓觀眾沒辦法在手機上看下去這部電影呢，我們想讓他們覺得這部電影只能去影院看，或者至少換張足夠大的螢幕。在取景的時候我們故意將很多鏡頭拍攝得僅僅適合大熒幕。電影有場戲我們用了極遠景，女主角在整個畫面中就變成很小一個點。我不是覺得流媒體不好，我也願意再和Netflix合作，但最終，只有電影院才能提供最佳的觀影體驗，因為這是唯一觀眾無法按下暫停鍵的方式和平臺。《寄生蟲》是否可以視為你在製作成本上的一次迴歸？《玉子》和《雪國列車》都是大製作電影，但你也拍攝了許多成功的獨立電影。 就成本和製作規模而言，我確實覺得自己迴歸到了電影本身，就像我拍《母親》和《殺人回憶》一樣。製作規模變小讓我能夠更加專注於電影細節的打磨。《雪國列車》和《玉子》製作成本高昂，我必須要花費精力去管理這些鉅額經費，兼顧很多導演任務之外的事情。《玉子》有大概320個大場面需要拍攝，我在安排佈景和視覺效果上花去了大量精力。在《寄生蟲》拍攝過程中，我就很輕鬆，我的精力都用來專注於打磨電影的每個角色和細節了。

《雪國列車》

《寄生蟲》中哪些細節讓你覺得特別自豪？我想拍的是一部非常精緻，有許多細節可供觀眾細品的電影，想讓大家感受到每個角色。我自認是一位型別片導演。我覺得型別電影是可以做嚴肅批評的，科幻片就有這種功能。《玉子》和《雪國列車》帶著強烈的科幻色彩，你也可以說這兩部片子有濃厚的政治意味。儘管《寄生蟲》本身的故事確實是在講貧富差距，一開始是帶著政治批判，但我不想這部片子僅僅停留在政治批判的層面。在您看來，型別片如今受到大家歡迎的原因是什麼？大家很喜歡型別片嗎？我是個拍型別片的導演，不是帶著宏觀視角偵探電影趨勢的批評家，聽到這種觀點我也挺開心的。我非常非常喜歡型別電影，儘管我想要摧毀或是改變型別片的僵化框架，但大體上我仍然是在型別片的範圍內創作。型別電影能夠帶來一種很特別的觀影感，這也是我喜歡它的理由，所以我對此喜聞樂見。

《寄生蟲》拿了奧斯卡，關中國電影什麼事兒？

《寄生蟲》創紀錄地拿下幾座大獎之後，國內許多影評人開始坐不住了。這部電影是否真的比其它幾部提名電影技高一籌，暫且按下不表。獲獎名單一出，不少人開始直呼，中國電影如果沒有審查制度，我們一定能拍出好電影。能嗎？未必。 拿奧斯卡的電影一定是批判現實的嗎？非也。我們看一下過去十年獲得最佳電影的影片，一定要是刺痛大家內心，把狼狽不堪的現實展現在觀眾面前的才是好電影嗎？那不如大家都去拍紀錄片？同樣的題材給我們拍，我們就一定能拍好嗎？與其羨慕韓國的電影人擁有寬鬆的創作環境，不如咱們先把電影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