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第一次舉辦，創辦者取了一個和奧斯卡金像獎一樣的名字，是希望有朝一日，它能成為華語影壇的奧斯卡。

第一屆的舉辦相對來說簡陋很多，僅有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演、導演和編劇幾個獎項，而獎盃也只是一個簡單的金屬人形，這為數不多的幾座中，有一座屬於惠英紅。

那一年的惠英紅拿到獎盃後，並沒有太多興奮，她感覺不如發錢來的實在，因為獎盃不能吃。

20世紀，惠英紅的父親舉家逃難，前往香港，那時的惠家是山東有名的大戶人家，祖上是正滿黃旗葉赫那拉氏，就連在戰亂中逃亡香港時，都是帶著七八箱金條。

但沒過多久，因父親賭博被人騙，一家人窮到幾乎沒有落腳的地方，那一年3歲的她沒過幾天好日子就跟著母親沿街乞討。

家裡其他幾個大點的孩子被賣去學戲，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的苦日子只是日常，那些年為了讓戲子出真功夫，一個個戲班都是連打帶罵，手下沒有輕重。

她的哥哥，惠天賜活生生被打怕了，遇到一個演戲的機會，就開始拼命減肥，結果因過度減肥猝死。

而家裡面的父親臉皮薄，不肯出去討飯，只能吃惠英紅娘倆討回來的剩飯，常常邊吃邊哭，就這樣，惠英紅十年的童年幾乎全為了填飽肚子而活。

等到了十幾歲，她終於能出去謀一份生計，當時舞團招人，她就不顧家裡勸阻去夜總會當舞藝員，但到了之後才知道，人家是跳舞，她是舞獅，因為她年齡小，就每天扛著獅頭舞幼獅。

其餘時間還要去紅燈區賣口香糖，那時的香港碼頭有很多美國大兵，她唯一的快樂就是今天多賣出一些，下頓飯能吃飽些。

直到她換到另一家夜總會跳舞后，遇到了導演張徹，像很多明星的故事開始一樣，張徹問她：“你想不想演電影？”。

從邵氏出品的《射鵰英雄傳》開始，乘著香港功夫電影的浪潮，她逐漸樹立了自己打女的形象，全憑不要命的精神。

那時的她只有一個願望：脫貧。

替身都不敢嘗試的戲，她自己上，就算背部插進了鋼片，她眼都不眨一下。

之後她被劉家良發現，成了“劉家班”的女弟子，並出演了劉家良導演的《長輩》，成了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

但那時的生活狀況並沒有明顯好轉，隨後香港功夫片也逐漸退潮。

得獎之後，她的生活有了逐漸地改變，每個月有500塊的補助，讓她專職做起了打女。

那時的惠英紅憑藉《霸王花》一度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但伴隨著新一代女星的崛起，以及90年代香港電影的話語權逐漸被海外歸來的年輕導演掌握，他們鄙棄“四頭”，分別是噱頭、拳頭、枕頭、鬼頭。

打女獨秀的時代結束了。

傳言其積極轉型的計劃被公司阻撓，一方面她的觀眾印象已經樹立，轉型就意味著破壞，這無非是需要讓出大量的文戲資源給一個30多歲且有既定印象的中年女演員；另一方面則是公司不想一棵樹上吊死，與其去打破再樹立形象，不如扶持年輕的女演員，直接培養。

就這樣，曾經的影后淪為無戲可接的演員，這巨大的心理落差加上常年拍打戲留下的傷病，讓惠英紅在那段時間患上了抑鬱症，甚至嘗試服用安眠藥自殺。

但30多顆安眠藥沒有要了她的命，搶救回來之後，她心想，既然老天不收我，那我就積極活下去。

從此之後她不在介意戲份的多少，並且開始嘗試配角。

那些年，惠英紅的身影出現在鬼片裡，愛情片裡，甚至電視劇裡，只有打戲很少，她在面對每一個角色的時候都全力以赴，逐步提升自己的演技。

而那些年的主流觀眾群體，正是90後，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裡惠英紅是“萬年女配”。

2010年，惠英紅爐火純青的演技在《心魔》裡爆發，摘得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這一次，她哽咽了。

從聽到自己的名字到走上舞臺，這個熟悉的獎已經和她上一次來的時候有天壤之別了，而這次距離第一次已經過去了28年。

“第一次拿這個獎後，我風光了七年，接著不知道為什麼會跌到谷底，不怕丟人跟你們說，我真的試過，自己生命都放棄過，但是現在我很有信心。”

正如她自己所說，二十多年來，為了證明自己，她幾乎每一天都在為每一個角色做充足的準備。

從女主到女配，從風光無限到跌落谷底，她好像從小就在經歷過這種起起伏伏的狀態，直到她第二次獲得香港金像獎，她50歲了。

之後過了7年，她說自己飾演了自己的母親，那一年她憑藉《幸運是我》，第三次摘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桂冠。

這部電影裡，她飾演一位獨居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在極度缺乏家人理解和關懷的情況下遇到了放蕩不羈的少年，兩個完全沒有交集的人成了臨時室友的故事，而故事中她飾演的角色，其實很像自己的母親。

而她自己也說，當初決定飾演這個角色的初衷就是想以此向遠在天堂的母親送上一份遲到的懺悔。

因為在母親50歲的時候就患了老年痴呆，常走到大街上迷路，找不到家，而自己對這種病不了解，對母親的異常有些不耐煩。

但當她第三次登上金像獎的舞臺時，她的母親已經走了，她走上臺說，好希望聽到母親對她說一句“我以你為榮”，但卻無法實現。

而那天接過最佳女主角獎的她，提起母親時哭的像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