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前夕，46歲的相聲演員周煒踏上了回鄉的高鐵列車。這次重回天津對於他而言，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等待他的將是職業生涯的又一次履新。作為北方演藝集團的新任總經理，國有文化企業的新任掌門人，剛回到天津就馬不停蹄投入到了新的工作當中。
從軍裝到西裝的華麗轉身
在觀眾印象中，他始終是那個瀟灑帥氣的“二炮”團長。1992年17歲的周煒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團，由此開啟了長達26年的軍旅藝術生涯。2018年，他擔任團長的“二炮”文工團更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政治工作部文工團。他也在一年後任期屆滿光榮退伍。退役後的周煒並沒有選擇奔波於仕途，一心想幹事實的他先是在北京演藝集團擔任了營運長，一年後“跳槽”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鄉。
在談到是什麼契機讓他決定接受這份新工作時，周煒如是說：“我是從小在天津長起來的，我對天津的印象，包括很多外地朋友對天津的印象，是有些保守。不光是文化，各個行當，包括老百姓的心態，能不離家在外就安守現狀，能求穩那就不擔風險，能不出事就別找事，大概都是這樣一種思維和邏輯。
但是這一次，我充分感受到了天津一種求賢若渴的滿滿誠意；感受到了敢為天下先的雄心壯志；感受到了繁榮發展的大好機遇。我看重的是天津這樣一個姿態，看重的是要幹事情的空間，看重的是家鄉廣招人才振興文化的思路。只要能幹事兒，幹成自己夢想的事情，任職期內能夠給我們的北方演藝集團，給我們天津留下點東西，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
開門見山，我要“權、錢、賢”應聘北方演藝集團時，天津各級領導就曾一次次致電和他溝通規劃構想，但這些還不能讓周煒徹底下定決心，畢竟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全家老小也都早已在此定居。真正打動他還是源於一次線上會談。
周煒詳細講述了當時的情況，“由於疫情原因，我和各位領導第一次見面是透過線上進行的。我記得那是一個週日的早晨，約好上午9點用會議軟體在影片裡跟領導們見個面。說心裡話，從手機上也看不清誰是誰，我也不認識，就是聽到聲音。我還挺直接的，開門見山跟領導提了三個字：第一是“權”，不是指個人的權重，而是自主創新的許可權，包括作為國有文化企業經理人的職責；第二是“錢”，不是我個人的收入待遇，而是對我們北方演藝集團，作為天津市最大的國有文化企業，政府的支援和對一些重點專案的扶植力度；第三是“賢”，要有匹配的演藝人才、管理人才，不能就我一個‘光桿司令’。”
站在管理者的高度審視“流派之爭”
近些年，相聲界被人為分成了主流和非主流兩派，與之對應的則是體制內和體制外演員的區別。在這一觀點影響下，廣大相聲愛好者在潛意識當中普遍認為體制內演員坐擁穩定的工資收入，創作和表演水平嚴重匱乏滯後，不願主動走出自己的舒適區。而民營相聲團體則是自力更生的典型，靠藝術讓觀眾心甘情願買票。早在多年以前，兩者之間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對此周煒有著自己的看法和認知。
國有院團和民營團體都該“三省吾身”無論體制內的主旋律作品，還是體制外的“唯票房論”，從某種角度來看都存在著各自的弊病。“國有院團深受任務型創作的侷限，少有符合藝術本體規律的作品。那麼民營團體為了養活自己，為了生存，逼著他們去想辦法吸引觀眾，可能會在某些時候在價值觀導向上，在雅俗掌握上略有偏差，我覺得兩種都要不得。不管是體制內的院團，還是像開心麻花啊，像德雲社這樣的已經在市場上闖出一條路的民營團體，都要讓眼界更開闊一點，真正創作出叫好又叫座的文藝作品。”
周煒認為：民營團體不要把作品低俗化、娛樂化，更不要資本化。不能因為票房好、觀眾買賬，就自認為成功了。營銷策略、粉絲經濟、娛樂化流量，並不代表是文化本體真正繁榮，對吧？同樣，國有院團也不要以為獲得了“五個一工程獎”，獲得了“梅花獎“等，得到了領導的表揚，我們就是成功的文藝工作者了。我希望改制院團都能夠像德雲社，像開心麻花那樣走到市場的前沿，也希望“流量明星”們也能出現更多的上成之作，能夠創造精神上的財富，而不是光落了一個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