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階層差異逐漸拉大的社會中，母親對女兒的期待（要求更有出息的女兒）、女兒對母親的期待（要求更有素質和競爭力的母親）是錯位的，在現實壓力下充滿了張力。這些艱難的敘事真的能在一個母女情深的主題下面得到和解，乃至於被消解嗎？

撰稿 陳亞亞

就筆者看到的網路輿論而言，女性主義者對這個電影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大加讚揚，認為這是女性導演的突破、女性電影敘事的一個突破，是用母女的親緣敘事去碾壓性緣敘事的成功範例。電影中沒有男主角，重點表達母女間的情感。操作也很簡單，就是女兒忽視父親，只看到母親，愛母親，成為母親，然後再去愛女兒，完成一個母系的敘事，而這是一個能讓男權者恐懼、徹底破壞父權制的走向。

另一方面，不少女權者認為這個電影仍然落入了男權的窠臼，甚至說它是一碗變味的雞湯。她們認為這個電影是拍給年輕女性看的，充滿了年輕女性的想象和自我感動，電影看似在講母親，實則與母親毫無關係，整個故事只有賈玲這代年輕女性的視角。她們把自己的想象強加在母親身上，在自我感動中完成對母親的補償。這種偉大母親的敘事模式，基本還是父權制中對偉大母親的塑造那一套，迎合了主流意識形態。

為什麼會出現這兩種看上去大相徑庭、甚至可以說背道而馳的評價呢，一個電影真的可以同時迎合男權敘事和女權敘事嗎？在有些人看來這不可思議，但其實在電影中並不罕見。比如著名的印度電影《摔跤吧，爸爸》就同時有父權和女權元素，父親將自己的意願強加於女兒，和女兒一起努力，最終幫助女兒獲得了世界冠軍。在那個電影中我們看到，父親的行為帶有父權制的印跡，但最終結果也促進了女權的進步。

那麼，賈玲的這部電影又該如何解讀呢？如果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上面兩種評價實質上並不矛盾，從某種角度來說是一致的。比如認為這個電影更吸引年輕女性，更迎合年輕女性的喜好，從筆者在網上看到的網友觀影體會來說，大致是成立的。不少女孩帶著母親去看電影，結果發現母親並不喜歡這個片子；另一方面，那些帶女兒去看電影的母親，似乎也更多地在表達女兒看了很感動，而不是她們自己。

對於母親來說，很可能她們並不認同這兩種評價中的母親角色的任何一種，即她們既不認同為那個偉大母親（這是女兒對母親的期待，也是一些母親的自我想象，但母親中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發現這個形象是有問題的），也並不認同於某些女權者所期待的要突破（廢除）傳統家庭的女權同盟。這些實際上都是年輕女性的自我感動、自我想象的一種投射，跟母親的所思所想有較大距離。

原生家庭、親子關係是許多心理創傷乃至社會問題的根源。對於子女而言，要處理跟母親的關係尤其困難。我們可能跟父親的關係也有問題，但是我們跟父親是比較疏遠的，他更多在扮演提供經濟支援的角色，而母親則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家庭事務、育兒都主要是母親在操作。正因為我們跟母親的關係更緊密，這種關係在給我們帶來巨大支援的同時，也可能造成難以癒合的傷痛。

許多人終其一生都在尋找跟父母尤其是母親和解的途徑，而對於那些母親去世太早的人而言，這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於是這就成了她們的一個心結。怎麼跟母親和解呢？那個在我們記憶之中一直就是一箇中年婦女，對我們有著各種不滿、對自己的生活也充滿挫敗感的母親，那個我們感覺中跟我們自己完全不同的母親，要怎麼去理解她是從一個青春少女走到了現在呢？這應該是電影的一個主題。

試圖穿越到過去，理解自己的父母，並不是一個創新，在韓寒導演的電影《乘風破浪》中也有類似設定，在那個電影裡，男性穿越到過去就理解乃至認同了自己的父親，但是賈玲穿越到過去，似乎並沒有理解和認同母親，她仍然在用自己當下的認知來對母親當時的選擇進行判斷，那就是嫁給廠長的兒子（而不是鍋爐工）才會有更美好的未來。到最後她也只能將其理解為這是母親對自己的愛（而非其他），於是整個影片就從理解母親重返到母女情深這一個維度，這削弱了影片的內涵，使得它變成一個單純的催淚片。

實際上，我們要理解自己的母親，就必須理解那個時代，那個價值觀、人生觀跟市場經濟日漸繁榮的當下有很大差異的社會。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那個時代是如何發生改變的。比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中期之後，一批國家企業、集體企業中的工人的命運被徹底改變了，這對城市普通工人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力。

電影對於這個議題是淺嘗輒止。影片到了快結尾時，廠長的兒子去了深圳打拼，這預示著他將有機會進入資本家、高管的行列。電影裡強調他要自己奮鬥而不借助父親的力量，但這只是一個迴避矛盾的虛假敘事。有研究證明，父母的政治資本能夠促進子女人力資本的積累並將其轉化為職場優勢，而這些官二代的工資溢價看起來是來源於“拼博”後積累的人力資本而非“拼爹”進入的高收入行業[1]，儘管實際上這仍是階層固化和強化的表現。

女性在這個過程中受到的影響也很深重，很多人從工作女性重新返回了家庭領域，或者被迫擔當兩重的重擔。金一虹的研究中就提到：“中國社會轉型，極大改變了婦女在社會勞動和福利體系中的地位。單位福利制度解體直接導致了公共托幼系統瓦解，育兒變成了純屬私人的事情，而私人化了的育兒事業又毫不含糊地落在母親身上”。[2]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那個意氣風華的英子是如何在婚後逐漸變成了一個平凡的母親，而這些在電影中幾乎完全看不見。

隨著時代的改變，社會對母親的期待也迅速發生了變化。陶豔蘭對流行育兒雜誌《父母必讀》的文字分析發現，不同歷史階段理想化母親的形象有所不同。20世紀80年代雜誌提倡父母共同育兒以及祖輩與父輩共同育兒；90年代則強調母親素質，好母親應該提高自身素質以培養適應競爭社會的高素質兒童。[3]顯然，缺少了社會和家庭育兒的支援，又要面臨社會急劇改變被要求儘快適應的母親承受著何種巨大的壓力，即使將這些壓力部分傳遞給子女也無法緩解那種焦慮感。

電影停留在了那個即將使得李煥英們的家庭發生變化之前的那一年，就這樣結束了。它迴避了衝突和矛盾，用集體主義時代最後的一抹亮色再現了那個時代女性工人的短暫青春歲月。在那之後，她們將逐漸迴歸這個對女性並不友好的職場和家庭，幾乎是獨自承擔起育兒的重任。而在階層差異逐漸拉大的社會中，母親對女兒的期待（要求更有出息的女兒）、女兒對母親的期待（要求更有素質和競爭力的母親）是錯位的，在現實壓力下充滿了張力，這些艱難的敘事真的能在一個母女情深的主題下面得到和解，乃至於被消解嗎？

[1] 譚遠發：父母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子女工資溢價:“拼爹”還是“拼搏”？管理世界，2015年第3期

[2] 金一虹：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工作母親，學海，2013年第2期

[3] 陶豔蘭：塑造理想母親:變遷社會中育兒知識的建構，婦女研究論叢，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