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鏡頭語言的藝術。一部優秀的電影，總會給觀者留下一個或幾個震撼人心的鏡頭。比如，凡是看過電影《春桃》的觀眾，都會對二男一女躺在同一張炕上，那個充滿寓意和矛盾衝突的鏡頭過目難忘。
電影《春桃》改編自許地山的同名小說，1988年上映。由著名導演凌子風執導，劉曉慶和姜文主演。影片獲得了第十二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兩位主演也分別獲得了百花獎的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
許地山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大約是那篇編入中學課本的《落花生》，但事實上，他短暫的一生著作頗豐，且深具現實主義色彩，1935年出版的短篇小說《春桃》，更是在現實之上，對女性的覺醒和傳統的道德倫理，做了大膽的叩問和先鋒的探索。
電影對小說進行了高度的還原，也加入了導演的個人意志，在結尾處做了一個不甚明晰的開放式結局，更多了一些迷茫混沌中求索出路的意味。
《春桃》是劉曉慶和姜文繼《芙蓉鎮》後的再度攜手，兩人在影片中貢獻了精湛的演技。姜文眼角眉梢都是戲，劉曉慶素顏出鏡，依然美得令人挪不開眼睛，那份蓬勃鮮活和天然的嫵媚，令春桃這個拾荒女，散發著仲夏夜晚香玉一般皎潔馥郁的芳香。
一男一女，春桃不讓劉向高叫她“媳婦”，是女性意識的朦朧覺醒
故事發生在兵荒馬亂的30年代，春桃原本是鄉下財主家的女兒，新婚當天被土匪衝散，從此開始四處逃亡。姜文飾演的劉向高，是個讀過幾年書的鄉下小夥，在逃難的路上跟春桃意外相識，一起走了一段後又各奔前程。
可緣分兜兜轉轉，這倆人又在北京遇上了。於是，有夫之婦的春桃就跟向高同居了，她讓向高做她的夥計，兩人一塊兒做著撿破爛的買賣。
小說中，有對春桃“職業經歷”的描述。她先是被洋人僱去做女傭，可她受不了洋人身上“去來鼓著一陣騷味”，就辭職不幹了。後來又去一戶人家當差，可天生有傲骨的她，挨不了罵，不多時又不幹了。
在舉目無親的北京城，她總要設法兒活下去，於是“自己選了這撿爛紙換取燈兒的職業”，生活才勉強可以維持下去。
春桃有口潔白的牙，樣貌也呈露著天然的秀麗，若她肯嫁，按照行情，最少能值個一百八十的。可見在當時艱難的處境下，春桃也並非別無選擇，無論是在洋人家裡做幫傭，還是選擇當時大多數女人的出路，用婚姻維持生計。
這些更容易的活路，春桃都沒有選，她選了一個看起來低賤骯髒的生計，但她心裡很明白，這份撿破爛的職業，能帶給她的是自主，是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後來春桃才會對丈夫說：“這幾年我和他就同兩口子一樣活著，樣樣順心，事事如意。”
在春桃的心裡，每天帶著破草帽、揹著沉重揹簍撿爛紙的生活，實際上可以稱得上在不得已的時局下，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
電影中春桃和向高租住的小院，跟小說中描寫的一模一樣。
“進門是個小院，婦人住的是塌剩下的兩間廂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礫。門前種著一棚黃瓜，幾行玉米。窗下還有十幾棵晚香玉。”
這個小院的設定，其實正暗合著春桃的人生態度。院子裡的房子大多都坍塌了，一大半的斷壁殘垣，寓意著動盪的時機和底層百姓們不得不承受的命運。可剩下的逼仄空間裡，春桃可要自己做主。她把房子收拾得乾乾淨淨，種上香得無拘無束的晚香玉，壓住院子裡的臭氣。
春桃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全身上下都洗乾淨，再換上素白的衣衫，和向高烙幾張蔥花餅，在院子裡望著天上的星辰納涼聊天，困了一起入睡，向高照例給她捶捶背捏捏腿。
“她每天的疲勞就是這樣含著一點微笑，在小油燈的閃爍中，漸次得著蘇息。”
她在逼仄的環境裡，盡力做著自己的主人。她不準向高叫她“媳婦”，並非如向高以為的，還惦記著丈夫李茂，她說：“我想他？一夜夫妻，分散了四五年沒信，可不是白想？得啦，別提他啦。”
此時的春桃，在無依無靠顛沛流離中，悟出了一個道理，活下去得靠自己。當初父親要她嫁給李茂，理由只有一個：李茂會打槍，兵荒馬亂的時候能保護家裡人。然而，新婚當天李茂就跑丟了，好幾年生死不知。她能依靠的，只有她自己。
春桃跟向高同居三年，卻不願意向高叫自己“媳婦”，儘管他們情投意合。春桃的這份執拗，其實是女性意識的朦朧覺醒，雖然她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但已經知道了自己不要什麼。她逐漸醒來的意識，還在尋找新的歸處。
一女二男，一張大炕上的倫理衝撞，父權夫權為難的何止女人
春桃趕早市時，意外遇見了失去雙腿的丈夫李茂。她毫不遲疑，把李茂接到了家中。李茂問她是不是一個人，她說還有個夥計，李茂又問“你和那姓劉的同住在這屋裡？”春桃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我們同住在這炕上睡。”
接下來，兩人有段很精彩的問答。
“那麼，你已經嫁給他了？”
“不，同住就是。”
“那麼，你現在還算是我的媳婦？”
“不，誰的媳婦，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己個兒。”
至此，春桃覺醒的女性意識，開始變得十分明晰，“誰的媳婦，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己個兒。”
此時的春桃，不但是個經濟獨立的女人，而且已經是個思想獨立的女人了。她坦然大方地介紹他們認識，她說：“這是我原先的男人，這是我現在的夥計。”她要按照自己內心的意願，去安排這兩個跟她有親密連結的男人。
首先，她拆解著李茂的顧慮“人家會笑話我是個活王八”。春桃說：“有錢有勢的人才怕當王八，像我們，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麼相干？”
對於二人的夫妻關係，她說：“我領你回來，是因為我們還是鄉親。你若認我做媳婦，我不認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贏。”
然後她直白地告訴丈夫：“我不能因為你殘疾就不要你，不過我也捨不得丟了他。大家住著，誰也別想是誰養活著誰，好不好？”
再者，她又替向高拿著主意。向高害怕同行們笑話，春桃說：“若是人笑話你，你不會揍他？你露什麼怯？咱們的事，誰也管不了。以後不要再提這事罷，咱們三人就這樣活下去，不好嗎？”
她還頗有頭腦地籌劃著未來的生計，跟兩個男人商量著，“咱們三人開公司。”
從春桃身上可以看到，女性覺醒的力量是洶湧的，她們常年被父權和夫權壓抑著的心智一旦甦醒，就像大河融冰一樣，煥發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而父權夫權下的犧牲品，又何止是女人呢？
電影用三人同炕的鏡頭語言，強烈而微妙地表達了權利壓制下的個體困境。
李茂和向高都是內心良善之人，小說中有個假設，如果李茂想除掉向高，並非難事，“若是他有槍，更省事，一動指頭，向高就得過奈何橋。”電影中，添加了一個片段，向高給李茂剃頭，他拿著鋒利的剃刀站在李茂身後，如果他心中惡念突起，後果也不堪設想。
但這兩個男人，都很君子的紛紛退讓著。晚上就寢時，一張大炕上，李茂和向高揹著身子，緊緊貼著炕沿兒，把中間一大塊空間留給春桃。
黑漆漆的夜幕下，三個人誰也不說話，兩個男人分明都沒有睡著，卻貼在炕沿兒上一動不動，二人中間的春桃輾轉反側，一邊是沒有愛卻有義的丈夫，一邊是沒名分卻有情的夥計，兩個男人她都不忍丟下。可兩個男人，因為倫理輿論，偏偏要違背內心，誰也不肯靠近她。
這經典而大膽的一幕，絲毫沒有猥瑣之感，它呈現的是三個善良的普通男女，在本性和倫理之間的巨大掙扎。
春桃設想的拋開所謂禮教名譽的活法，像一個夢中的烏托邦，她沒想到這在兩個男人那裡，壓根行不通。就像那位老片警兒說的一樣，男人娶五房姨太太也正常，可要是一個女人倆丈夫……
春桃特立獨行的做法，並沒有在李茂和向高的心裡落地。兩個男人私下商量著做了一個決定，李茂把春桃賣給向高，這樣在名分上就成全了他倆。
春桃回來後，看到契約，撕了個粉碎，她說“我不能由著你們派”。覺醒女性的第一自覺，就是不再物化自己，她不再是可以轉讓買賣被處置的商品，而是有了自主意識的人，為自己做主，成為了她的人生信條。
春桃不嫁給向高，並非是顧忌有夫之婦的身份。跟李茂重逢後，她先是說著“誰的媳婦我都不是”，後來卻又把李茂主動給她的龍鳳貼還給了他。
她是要保留這個名分嗎？不，春桃說：
“茂哥，我不能要這個，你收回去吧。我還是你的媳婦。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動，不能幹大活，我就不要你，我還能算人嗎？”
那座無形的大山，讓這兩男一女都深感壓抑。而春桃率先尋找著出路，生活的現實和天性的溫良，使春桃選擇瞭如此驚世駭俗的生存方式。
《春桃》難能可貴的，既展示了女性覺醒，還探索了覺醒後的出路
春桃夢想著不負情也不負義，但是深入骨髓的夫權意識和輿論壓力，還是讓兩個男人都選擇了出逃。向高在夜裡不辭而別，李茂在屋裡懸樑自盡，好在被春桃救下。
之後的日子，春桃遍尋向高不著，失魂落魄。這個從沒受過愛情教育，一向“只理會生活，不理會愛情”的女人，心裡盲悶著沸騰。她看著滿街的菸草廣告，上面那句“還是她好”，是向高說給她的情話兒。三年的相依為命，春桃只覺得事事順心，卻沒意識到，向高已經潤物細無聲一般，佔據了她的心。
兩個有情人，就這麼在諾大個北京城，擦肩而過，從此渺渺茫茫再無尋覓處。
小說的結尾，安排了一個團圓的結局。向高又回來了，而且兩個男人再次達成了新的協議。在城裡，向高是戶主，李茂是同居；回到鄉下，李茂是戶主，向高是同居。向高還明言道：“你是咱們的媳婦。”
春桃和向高商量著，換一間大一點的房子，李茂睡著後，向高拿出了給春桃買的八成新的草帽。院子裡的晚香玉，在空氣裡嫋嫋的遊蕩。故事在這樣的氛圍中結束了。
但電影《春桃》，安排了不一樣的結局。
向高沒有回來，李茂也走了，院子裡只剩下了春桃一個人。第二天，她神情茫然地出門，在狹窄的衚衕盡頭，突然出現了一個模糊的身影，李茂回來了；她轉頭望向衚衕的另一頭，向高正站在一片影影綽綽之中。
春桃望著向高，眼淚滾滾而下。然後鏡頭切換，春桃獨自一人，撿著爛紙，喊著“換取燈兒”，行走在圍成一個框的濃重的故宮紅牆之下。
這個不甚分明的開放式結尾，給觀眾留下兩種猜測，一種是李茂和向高真的回來了，另一種，那其實是春桃的幻覺。
但無論哪一種，在放大特寫的春桃臉上，漸漸出現了春日桃花般明媚的微笑，讓人覺得他們應該是真的回來了，或者就如沈從文《邊城》裡那樣，他們可能永遠不再回來了，也可能明天就回來。
沉重的宮牆意境，在電影中首尾呼應，象徵著的倫理重壓不言而喻，但行走在牆根的春桃，依然是鮮活的生命，她的臉上洋溢著的，依然是未曾泯滅的希望。
許地山小說裡給出的“一妻二夫”結局，有些像是對“三妻四妾”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矯枉過正，這在30年代的中國，無疑是極其大膽和足夠震撼的。
凌子風導演給出的結尾，少了幾分原著的篤定，多了一些選擇的迷茫。這樣的處理方式，必然帶著時代的烙印。8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傳統價值觀和經濟浪潮頻頻對撞的時刻，傳統和現狀，理性和情感，堅守和改變，每個人都在時代洪流中，做著何去何從的抉擇。
這種時代改變帶來的短期陣痛，是無法避免的。這種迷茫，也必然出現在同期的文藝作品上。所以《春桃》這部取材於30年代中國的故事，到了80年代，依然可以被寄託當下的精神困擾，包括到了21世紀的今天，也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因為人性和情感，總是亙古不變的。
“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這句話，對於如今的女性意識覺醒而言，依然適用。
電影《春桃》中有一個畫面，揹著廢紙揹簍破帽遮顏的春桃，在一條長長的巷子裡，跟一個女學生打扮的女子擦肩而過。這個意向，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出走的娜拉，和魯迅先生《傷逝》裡的子君。
受教育覺醒後的女子，以出走來反抗壓迫和禮教，但同時留下一個沉重的思考：出走之後的娜拉，該怎麼辦？
春桃沒有受過教育，她跟時髦的女學生背道而馳，但若論女性的自主與獨立，春桃未必會輸給女學生，因為她不但醒過來了，還依靠自己的雙手和內心，勇敢地走了下去。
小說中看似荒誕的“一妻二夫”的結局，從邏輯上推理，卻並非站不住腳。因為無論是李茂還是向高，他們都是需要依靠春桃生存下去的人，李茂因為殘疾自不待言，身體健全的向高也一樣。他說：“我不能離開你，我的事情都是你成全的。”
這一段設定，既表明了婚姻中合作的實質，也暗中指明瞭女性獨立的道路，一定是建立在經濟獨立之上的。只有自己能養活自己的人，才有資格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
一部老電影《春桃》所要探討的東西，其實還有很多。比如規則，它既是對人性的壓制，同時也是對人性的守衛，因為失去規則和管制的感情和慾望，很快就會變成洪水猛獸。
而這又是一個永恆的關於人性的命題，無論是早已逝去的30年代，已經逐漸遙遠的80年代，還是當下，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將永遠的追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