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紅

《被塗汙的鳥》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時，就給觀眾留下了以“驚悚、暴力血腥”的記憶，但仍不可磨滅的是其電影核心中所探討的社會性與人文關懷。導演瓦茨拉夫·馬爾豪爾在掙脫色彩的鏡頭寓意中，滲入以黑白基調為主的剋制冷靜的語言，借旁觀者的視角來釋義了所謂“被塗汙的鳥”的內在關聯，以及在影片遞進的敘事過程中所剝離出的社會現實。

“被塗汙的鳥”來源於東歐民俗，是當地農民熱衷的一種殘忍的娛樂活動：將一隻鳥的羽翼塗成彩色，再把它放回它的種群，於是這隻彩色的鳥會被其他同類視為有威脅的異類，將它圍攻致死。

導演將此種暴力性的行為置於影片中，既指代了主角小男孩被父母送往鄉村躲避戰爭，卻因為外表的不同而被視為異類的情況，也從另一方面凸顯了群體性的暴力行為產生於畸形的社會心理。

男孩在不同的際遇與環境的傷害下，完成了旁觀者—受難者—復仇者的身份轉換。把他當做附庸的巫婆將他埋在土裡，被汙濁的烏鴉啄破了頭顱，這不但在鏡頭語言的描繪中凸顯了弱肉強食的階級社會生態，也一步步影響了小男孩在三觀形成過程中的認知。

男人因偷情而被剜掉眼珠的片段中，女人與男人，傭人與主人的關係也由此延展開來。在東歐國家由戰爭所產生的的社會、歷史心理來說，女人存在的地位一直都處於被男性所掌控的位置，所以在這個家庭中，男人可以在白天坐在院子裡無所事事，除去傭人，也只有女人在辛勤勞作，不敢反抗也不敢聲張，因為男人會拿鞭子來發洩自己的怒意。而最有趣的莫過於，飯桌上三個人所坐的位置，主人坐在傭人和女人的中間，三者既形成了對立、聯絡的關係，且影片也在另一層面表現出女人和傭人所處地位的對等，並暗示了兩人的結局。

影片在敘述養鳥人與瘋女人之間的關係時，插入了“被塗汙的鳥”這一意象，這不僅是對男孩自己的象徵，也對瘋女人被一群婦人圍攻致死進行了指涉。

在男孩完成身份重塑與靈魂再造的過程中，真正對他產生憐惜之意的只有兩位士兵。其一是被命令去打死男孩的士兵，他並未向男孩開槍，只是在最後一剎那向著蒼白的天空開了槍，也許只有真切經歷過戰爭的士兵，才能體會到所謂流離失所和無家可歸的痛楚。

但在親眼目睹鮮血淋漓的逃亡與戰爭場面後，小男孩的心理也出現了從被傷害到掠奪的變化，他脫下了在戰爭中奄奄一息男童的鞋子，並據為己有，這既是對他長期壓抑的心理狀態進行自我安慰和衝撞的表述，也是對於後期實現復仇者身份轉換的最好詮釋。

另一位士兵則是面對自己的戰友被當地居民折磨致死的情況後，教給男孩怎樣利用自己現有能力去復仇，這也正是男孩真正實現從“受難者”到“復仇者”的身份轉換，於是在被小販質疑偷竊被打後，男孩掏出了士兵送給自己的手槍將商販打死在地上。

男孩在遇見空虛寂寞的女人後，完成了自身的性意識啟蒙，但這其中伴隨了深層的不合理性，這也是為何男孩在目睹女人與動物做出離奇之事後無法接受的原因所在。從中不難看出在不平等的社會心態的影響下以及戰爭邊緣地帶的處境中，福斯的行為已經荒誕至極的事實。

影片在剔除色彩的黑白色調下削弱了血腥場面所攜帶的支離破碎感與視覺衝擊，例如挖眼珠、被烏鴉啄食的鏡頭等。但導演利用大量特寫鏡頭與長焦鏡頭的處理，將人物的面部無限放大，從而在敘事過程中凸顯強烈的荒誕與殘酷。當下描寫戰爭環境下被邊緣化的人格與心理的影片，已經鮮少出現《被塗汙的鳥》此種黑白色調的影像風格，導演也藉此來進一步表述群體性暴力行為所產生的不合理性。

《被塗汙的鳥》在塑造小男孩這一角色時，為其注入了失語的符號象徵，全片未曾敘述男孩的名字，只在影片末尾男孩決定與父親和解時，在窗戶上寫下所謂代表自己的名號。且小男孩所說語言也與影片中其他角色不一，這也遊離出虛構的荒誕中，真實性得以存在的反差。

與父親得以重逢後，男孩只用了沉默來對父親致以反抗和不滿。因為在戰爭的大環境中，倖存者與流亡者的這兩個身份是無法進行對等之上的溝通的，所以男孩才會認為父親不會理解他身上所曾發生過的一切。而遺留在父親手臂上的一串數字，也同時具備了“被傷害”的話語權。

“《被塗汙的鳥》考察的不是傷痕和苦難，它是對更廣義的“暴力”這種語言的反思，當這種語言製造無休止的痛苦和絕望以後，在“失語”中倖存下來的“數字”們，怎樣找回“敘述”的權利。”

而敘述與被敘述，也從來不是對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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