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92屆奧斯卡上，南韓電影《寄生蟲》成最大贏家，而由美國名導馬丁·斯科塞斯執導的《愛爾蘭人》竟顆粒無收，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

《愛爾蘭人》取材自美國20世紀70年代愛爾蘭裔工會領袖吉米·霍法失蹤懸案，以愛爾蘭裔殺手弗蘭克·希蘭的視角，回顧了充斥著衝突和變革的美國戰後史。

主角雖是愛爾蘭裔，說的卻是義大利裔地下世界的事——這是義大利裔導演斯科塞斯的最愛，而義大利裔的老戲骨羅伯特·德尼羅和艾爾·帕西諾擔綱主演，更被視作向“黑手黨經典電影”《教父》系列的致敬。

那麼，問題來了——為何偏偏是愛爾蘭裔和義大利裔的組合？僅僅是因為人口各佔全美11%和6%所帶來的大概率事件？

愛爾蘭人大規模進入美國的歷史，相對於義大利人來說要早一些。

1845年的歐洲，天災人禍不斷：一場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引燃憤怒的火種，而稍後週期性經濟危機迅速蔓延全歐，所引發的失業大潮更是火上澆油。正是這場真菌感染的馬鈴薯（土豆）黴腐病，將愛爾蘭人推到了美國人的視野當中。

馬鈴薯原產南美，由西葡殖民者帶回歐洲，起初只是觀賞植物，後被英國人發掘了食用價值。憑藉其耐寒抗旱、易植高產的優點，馬鈴薯成為高緯寒冷地帶國家的重要主食。將馬鈴薯作為主食的國家也包括愛爾蘭，但此時早就“國已不國”。

愛爾蘭族屬凱爾特人，自遷入不列顛群島後，從未建立過統一國家；中世紀起遭英格蘭入侵，持續殖民地化，至1801年被英國完全吞併。殖民地化的結果是，社會整體下流化，除了極少數的上流人士，幾乎全民淪為英國人的佃農，除了持自由身份，境況與奴隸相差無幾。

愛爾蘭饑荒

幸好有高產作物馬鈴薯，赤貧的愛爾蘭人不僅活下來了，而且自1660年起人口爆炸式增長17倍，至1845年達830萬之多。馬鈴薯黴腐病暴發後，口糧80%依賴馬鈴薯的愛爾蘭人，迅速陷入困頓和絕望。

儘管對愛爾蘭人充滿鄙夷和歧視，英國對治下子民也不能坐視不理。

然而，英國篤信自由經濟理論，企圖通過市場力量救災，但饑饉中的愛爾蘭並非一個正常社會，無論市場如何調節食物價格，一貧如洗的愛爾蘭人還是買不起麵包。

英國頗為節制的救災措施看似經濟理性，實則坐視災情擴大，甚至仍照常維持愛爾蘭穀物對英國本土的輸入，優先保障本土的食物供給。

如此磨蹭至1847年，愛爾蘭的大饑饉局面再難收拾。據1850年災後粗估，愛爾蘭人口減少約1/4，其中餓死百萬以上。

愛爾蘭都柏林，利菲河畔的饑荒紀念雕塑群

實用主義的英國人放鬆了對美移民限制，允許愛爾蘭人渡海去美國討生活。從資料來看，美國1845年移入11萬餘人，1850年飆升至37萬人，1854年最頂峰時為42萬餘人，1855年開始大幅回落。

而1845-1854年的高峰時段接納的，主要就是逃荒的愛爾蘭人。愛爾蘭移民數量龐大，能熟練使用英語，且走投無路命如草芥，簡直就像為美國工業革命量身訂製的。

一船又一船，一年又一年，愛爾蘭人就像中世紀的農民十字軍憧憬耶路撒冷一般，拖家帶口，懷揣著奶與蜜之夢來到美國。他們為此不得不經受驚風駭浪考驗，忍耐堪比黑奴運輸船的起居環境。傷寒、霍亂、翻船事故，使得愛爾蘭移民船維持了20%的死亡率，遠高於同期黑奴運輸船的9%。

傷寒、霍亂、翻船事故，使得愛爾蘭移民船維持了20%的死亡率，遠高於同期黑奴運輸船的9%

當愛爾蘭人來到美國，無論主客都發現，一切與自己想象的不同。儘管心理預期很低——有口飯吃就行，但一張船票耗盡了絕大多數愛爾蘭人的積蓄，抵達港口後普遍囊中空空，只能留在城市。

而他們缺乏城市謀生技巧，偏偏又人多勢眾，隨便在哪定居，都容易一躍成為當地的多數族裔，從而給美國人帶來巨大觀感衝擊和心理壓力。

在普通美國人的眼裡，愛爾蘭人長著詭異的紅髮、可笑的雀斑，生就一副下賤坯子相，遠不及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自己高階；他們還酗酒，性情輕浮衝動，敵視讀書，遇事喜歡訴諸暴力，威脅治安；最受詬病的是愛爾蘭人糟糕的衛生狀況——凡愛爾蘭聚居區，莫不是糞尿遍地、疾病橫行。

這些本是窮困境遇下積貧積弱的結果，卻被美國人視作愛爾蘭人窮困的原因，再加上宗教信仰因素，從“No Irish need apply（愛爾蘭人不得申請）”的職場排斥，到類人猿形象醜化，反愛爾蘭主義的歧視是公開的，無處不在，且理直氣壯。

“沒有愛爾蘭人，沒有黑人，沒有狗”標誌

如此，愛爾蘭人長期遊離於社會最底層，幸而在城市，有許多“平常人不願不屑幹，也沒有技術含量”的髒活兒苦活兒可供謀生。

於是，男的賣苦力，女的做傭僕，是愛爾蘭人在美國長期而普遍的生存狀態。旁人一角錢乾的活兒，愛爾蘭人五分錢就肯幹，為此他們與同處最底層的黑人齟齬不斷。

當然，擁有門路的愛爾蘭裔還可以充當礦工、修路工和挖河工等，甚至憑藉孔武有力的身體本錢去從軍，但軍營也並非“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烏托邦。

總體來看，在美國打拼的愛爾蘭裔的社會地位與黑人不相上下，但社會接受度甚至還不如黑人，以至於美墨戰爭時，曾發生過愛爾蘭裔官兵集體臨陣反水，投靠同為天主教信仰的墨西哥的“聖帕特里克營事件”。

直至美國內戰，戰爭成為彼此的黏合劑：聯邦政府急需兵員，愛爾蘭裔急需工作，成千上萬的愛爾蘭裔加入美國陸軍，用血與火沖刷恥辱，證明本族裔的存在價值，初步贏得尊重，開始緩慢地為其他族裔所接受。

就像愛爾蘭裔通常指凱爾特－愛爾蘭人，而非蘇格蘭－愛爾蘭人，嚴格地講，美國人口中的義大利裔主要指來自南部義大利的移民後裔。

在19世紀晚期南意移民大規模進入之前，美國的義大利裔人數不足3萬，多為北意自治城市的Nautilus、銀行業者、工匠，含金量頗高，而南意移民基本都是農民或農業工人。他們到來後，原本社會形象還算體面的義大利裔，一下成了“注水肉”。

義大利獨立戰爭，是義大利對外移民結構變化的分水嶺。戰時，北方戰事較多，為“避戰亂”遠遁美國的多為北義大利人；戰後，義大利也沒有變得多好，至少南義大利仍維持戰前的一潭死水，甚至還因政府為戰後重建出臺的高賦稅政策而雪上加霜——貧困驅使著南義大利人西渡大西洋。

南義大利人與凱爾特－愛爾蘭人有著相同的不幸：大部分的南意農民都是佃農，但在義大利多山而低地的環境裡，農業和交通條件均不佳，生產效率低，勞動強度大，除了勞作，農民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在往返的路上。

自古羅馬帝國崩潰以來，位處地中海商圈中心的義大利，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南義大利更是不同文明頻繁交鋒的邊緣地帶。

長期兵燹摧殘下，南義大利人變得極度封閉、保守，麻木不仁、聽天由命，似乎對任何事都缺乏主動性。整個社會萬馬齊喑，雖無種姓制之名，卻有種姓制之實，農民形同賤民。而不同地域之間，同樣存在貴賤有序的公開歧視。為了生存，安土重遷的南義大利農民，勉為其難地踏上了赴美之旅。

相比愛爾蘭人大規模移民時期，19世紀80年代的海上交通條件更為發達：蒸汽鐵船普遍取代風帆木船，航程更安全，成本更低廉。在南美，富庶發達的農業大國阿根廷的產業環境，深得眷顧土地的義大利農民青睞，大大分流了移民潮。所以，移民美國的南意移民數量不及愛爾蘭前人，但也蔚為可觀了。

電影《愛爾蘭人》講述了戰後美國的衝突與變革

美國人不大喜歡義大利移民過於消極的處事作風，認定這是天主教保守落後的集中體現，但相較於暴躁型的愛爾蘭人，蔫壞型的義大利人更被接受。

首先，義大利對美移民潮興起時，美國已經形成英裔、德裔、愛爾蘭裔等具備數量優勢的強勢族裔，義大利移民帶來的衝擊力遠弱於當年的愛爾蘭人；其次，義大利人性格消極、不酗酒，至少能保證不惹事不擾民；最後，義大利人珍視家庭的價值觀念和新教的主張契合，像是會踏踏實實過日子的好人。事實上，義大利裔社群與大多數其他族裔都能相處得不錯。

唯一難以接受的是，義大利裔過於強烈的自我封閉傾向和本土主義情結，與美國精神太過格格不入。義大利裔似乎僅僅把美國視作上班賺錢的地方，他們會把賺的錢寄回義大利賙濟親戚，雖然與人為善，但也不願融入美國，始終保持疏離，甚至於有人移民數年後還返回母國。這一非個別現象，在各族裔中算是獨一份。

弗朗西斯·科波拉導演的電影《教父》

既然義大利裔不把美國當自家，美國社會難免生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感，排斥和歧視隨之而來。朝野都設法改變義大利裔，但義大利裔不為所動，以變本加厲的返鄉潮消極迴應。反意歧視之前，每年返鄉者佔移民比例年均3%，之後升至近6%，高峰期達8%。

一戰爆發後，由於歐洲急需兵源，海上危險四伏，對美勞力輸出接近停滯；美國參戰後，同樣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於是乎，美國朝野對義大利裔一下子變得友好起來，軍隊一口氣招募了30萬義大利裔青年。與內戰時的愛爾蘭前輩一樣，藉助戰爭推力，義大利裔積極融入主流，全面參與社會事務。

二戰爆發後，儘管也因母國受到質疑，但有日裔託底，義大利裔躲過“敵僑”罪名，再度重演了一戰的輝煌。在太平洋戰場上，被麥克阿瑟盛讚為“一個人的軍隊”的海軍中尉約翰·巴錫隆，在瓜島隻身阻擊一團日軍三日，重新整理了義大利裔的形象。

義大利裔海軍中尉約翰·巴錫隆

義大利裔同樣用血與火證明了自己在美國的存在價值。“我是美國人，而非義大利人”的自我認同，至此深入人心。

移民前歷史就存在諸多共性的愛爾蘭裔與義大利裔，雖有先來後到，但時差不過30年，移民動機和早期經歷大同小異，起跑線大致相仿。然而，時過境遷，兩個族裔在美國的生存狀態和社會地位，卻已是大不相同。

愛爾蘭裔開枝散葉，無論文武貴賤，似乎任何一個行當都能輕易找到擁有愛爾蘭血統的人，甚至於近1/3的美國總統都擁有愛爾蘭血統；義大利裔的日子過得充實而閒適，但精英似乎集中於文藝界。愛爾蘭裔明顯勝義大利裔多矣！

這自然不能用起跑線來解釋，愛爾蘭人當年的境遇比義大利人更慘，承受的痛苦和血淚更多；也不能歸咎於種族素質，早期的愛爾蘭人與義大利人一樣文盲扎堆；更不能唯意志論地渲染愛拼就會贏，因為義大利人在工作上比愛爾蘭人普遍更踏實。實現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很多時候，選擇比努力重要。

既為移民，自然就有移出地和移入地，移民因為年齡、境遇的緣故，或多或少會帶有移出地的痕跡。近年來，中國大陸流行一個社會學用語“原生家庭”（相對應的是“新生家庭”），幾近氾濫，多用來解答各類家長裡短，最終總能歸因到夫妻雙方各自的原屬家庭。

“原生家庭”概念之所以流行，全因中國大陸正處於一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劇烈變革期，人口流動遷徙頻繁，通過家庭組合將這一變革所帶來的不同區域、階層生活形態和價值觀念的碰撞，展示得酣暢淋漓。其實，除了跨越空間大小有異，一個西西里佃農移民美國與一個江西碼農定居上海，在原理上並無二致。

姑且將移出地和移入地稱作“原生社會”和“新生社會”。

移民從原生社會遷居至新生社會，難免要適應新環境。原生社會與新生社會契合程度越高，則自我調適會越輕鬆。反之亦然。那麼，愛爾蘭裔與義大利裔是如何進行原生社會對新生社會的自我調適的呢？

看似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都信仰天主教、一貧如洗一條爛命，愛爾蘭裔與義大利裔的原生社會卻存在根本性差異，繼而造成在對新生社會的自我調適上，作出了方向完全相反的選擇。

電影《紐約黑幫》從黑幫角度講述了愛爾蘭族裔移民美國後不斷抗爭，贏取社會地位的歷史

愛爾蘭本土長期受英國壓迫，且全民生計困厄。在與佔領者持續鬥智鬥勇中成長起來的愛爾蘭人，民族意識極其強烈，遇事習慣抱團，擰成一股繩，一致對外，社會組織性強。

義大利則相反，在羅馬帝國之後，因獨特的地理特點和不利的國際環境，政治上長期分裂，戰亂不斷，經濟上貧富差距和地域格差巨大，社會組織力鬆弛，接近於原子化；南部農民更是活在金字塔底，甚至不能算人。

在本族人的壓迫下，他們變得畏畏縮縮，自我禁錮於小家庭，或是稍遠一些的逼仄空間內。他們不善於組織串聯，更願意相信血緣維繫的小圈子。

在農業經濟的原生社會，愛爾蘭人與義大利人活得彼此彼此。同是農民，兩個族裔在進入新生社會後，除了少數義大利裔靠在加利福尼亞種植葡萄致富，大部分人都選擇留在東海岸的城市，幹些體力活兒，而不是重操莊稼活兒。這是因為，新生社會是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可供耕作的土地太少。

兩個族裔的原生社會特性，與完全異質的新生社會土壤，發生了不同的反應。

愛爾蘭裔入美時，美國正在進行第一次工業革命，鐵路、輪船所向，新興城市林立，新城建在哪，愛爾蘭裔就在哪兒做市政人員、警察、消防員。

工業化的伴生物城市化，改變了社會結構，壯大了平民力量。儘管身處社會下層，但暴躁卻不愚蠢的愛爾蘭人從中發現了機遇——我窮，但人多；人多，則意味著選票。

此外，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勞工運動興起，愛爾蘭人趁勢而起，充分發揮在抗英鬥爭中積累的組織經驗和街頭鼓動技巧，將美國的工人運動搞得風生水起。儘管愛爾蘭人將原生社會中暴力、黑暗的一面也作為私貨夾帶其中，但不可否認，正是靠投身工運和參與政府治理，愛爾蘭人迅速成為美國政治中一股不容小覷的勢力。

一代賣苦力，二代站穩腳，到了第三代，愛爾蘭裔開始全面深度參與社會管理，並有意識地對後代進行精英教育。政治，成了愛爾蘭裔的新信仰，也成了新傳統。

關於這一點，肯尼迪家族的發家史是個典型。《愛爾蘭人》中的工會領袖吉米·霍法也是，他的卡車司機工會主席的位子甚至由兒子詹姆斯繼承。

1961年3月，肯尼迪會晤西柏林市長維利勃蘭特

相較之下，義大利裔進入美國的時間節點，並非遍地機遇的藍海期，但他們也未積極適應，而是選擇不忘根本，將原生社會那一套，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了新生社會。

工業化和城市化促進人口流動，塑造出的是陌生人社會，只能倚賴規則運轉。而義大利裔凡事只顧小家、小圈子主義的社交模式，與工業社會“聚眾”基本特性所要求的開放性完全背道而馳。試問，誰會將選票投給一個滿腦子家天下的義大利人？

義大利裔珍視家庭本是可貴品質，但過猶不及，反倒阻礙了族裔融入新生社會、通往更廣闊的新天地。頭腦靈活的義大利裔在商業、藝術上，固然取得不俗的成就，經濟狀況也普遍好過愛爾蘭裔，但在政治、社會領域，卻是夏蟲不可語冰。偶或出個佩洛西、朱利安尼之輩，並不能由點及面、以偏概全。

回到電影，回顧斯科塞斯的作品，不難看出他對社會邊緣群體，尤其是黑幫題材的偏好。拜他與更早前的弗朗西斯·科波拉的黑手黨電影所賜，原本低犯罪率的義大利裔遭誇大渲染，一定程度被汙名化。

電影《教父》使原本低犯罪率的義大利裔遭誇大渲染，一定程度被汙名化

早於2009年就在構想的《愛爾蘭人》，不過是這位義大利裔老文青“老夫聊發少年狂”的又一部史詩力作。從影像藝術角度看，可圈可點之處甚多，但牽強附會硬扯上義大利裔，恐非明智。

歐洲“農奴出身”的愛爾蘭裔與義大利裔，都曾是美國的邊緣族裔，通過奮鬥，不同程度實現了各自的美國夢。只是，一個胸有溝壑，天下為公；一個敝帚自珍，沉迷小道。由此可見，選擇的確比努力重要。

作者 | 趙博淵

編輯 | 謝奕秋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蘭凡

看世界雜誌新媒體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