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樓村的路牌

“嘭”的一聲，“大衣哥”朱之文家的大門被踹開了。

踹門的人說，“他不敢管我……”

朱之文曾說，成名後，他特別累。不知道自己在天堂，還是在地獄。

“大衣哥”朱之文成名後，圍繞他的荒誕劇情演了一年又一年。

起初至今，朱樓村村民借“大衣哥文化”欲發家致富。這條致富路是否走得通，暫無答案。最近一兩年，隨著短視訊的興起，來自村外的多路拍客“擠”在朱之文家門口，妄顧隱私，肆意拍攝，蹭熱度賺火力。

4月25日，五一小長假臨近，一輛旅遊大巴駛入山東單縣朱樓村。當天，大衣哥不在家，遊客們卻樂此不彼，畢竟這趟旅行的最大誘惑力：走，去看大衣哥！

這是繼踹門爭議之後，“圍觀大衣哥”的又一個升級版：旅行社組團朱樓村一日遊。

“朱樓”

2020年4月15日，兩名朱之文粉絲經過一番互相慫恿之後，頗為得意地踹開了朱之文家的大門。

視訊顯示，男子語氣囂張：“沒事，沒事，他不敢管我。”3天后，單縣警方通報案情：兩名涉事男子並非朱之文同鄉，且互不相識。在踹開大門拍攝視訊之後，二人迅速離開現場。行拘10日，是“粉絲踹大衣哥家門”事件的結果。

為什麼沒人制止？“為什麼要制止？”朱之文的一個“老鄉”說出了真相，在村民們看來，發生在朱之文身上的“事故”，其實都是“故事”，“他家被踹以後，來的人更多了。”

在單縣生活，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在流行APP“知乎”裡，有人提出了問題。而一名網友則說，“窮”。

位於魯西南邊緣的單縣，從來不是一個富裕的地方。以農業為主的單縣，改變不了看天吃飯的事實。年景不好的日子裡，勞務輸出成為了男人們的選擇，而留守在家的女人，則是整天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位於單縣以西的朱樓村，同樣面臨著貧窮的命運，2008年時，全村農民人均純收入僅有3000元。

然而僅僅3年之後，“大衣哥”的出現，讓這個貧困小村，突然有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2011年時，朱樓村42歲的村民朱之文在選秀節目中被著名歌手於文華髮掘，並走上了央視《星光大道》的舞臺，一路殺到決賽，最終拿下第五名。當年年底，他更是站上了央視《春晚》的舞臺，與韓紅、劉德華等歌手同臺。一個穿件破舊軍綠色大衣、窮困潦倒的建築工人，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明星歌手。

與此同時，朱樓村的村口也豎起了路牌，標著“朱之文故鄉”。每天，全國各地的粉絲湧入這個小村莊，要看看大衣哥長什麼模樣。

近些年，短視訊平臺興起，鄰居們發現，靠拍朱之文的視訊發在網上，一個月能掙到過去一年種田的錢。智慧手機代替了鋤頭，朱樓村的村民們離開田地，聚集到了朱之文的院子裡。

村裡對於這些行為從默許到支援，不僅給朱之文家修了一個公共廁所，還另外安置了一把旅遊景點常見的長椅。

從貧窮小山村，到旅遊勝地，朱樓村開始“起朱樓，宴賓客”。

朱之文家附近的租房廣告

“瞎包”

儘管已經成名9年，但朱樓村的人，在背地裡形容朱之文時，依然喜歡說他是個“瞎包”。

朱之文出生於1969年，11歲時，父親因病去世，他輟學回家，幫助母親照料家庭。家裡窮得叮噹響，一直到30歲，朱之文仍舊沒能娶上媳婦。在農村，娶不上媳婦，就意味著“沒本事”，“瞎包”這個詞，也由此而來。這種嘲笑，並非完全因為“窮”，有人還認為他“蠢”。

朱之文喜歡唱歌，從小就喜歡，然而和其他人是“愛好”不同，朱之文是“著魔”。村裡人都知道，這個一直娶不上媳婦的“二騰得”，買了很多音樂教材，甚至還買了一架二手鋼琴。見了面，大家會戲謔地讓他“來一嗓子”，背地裡，則稱呼他“瞎包”、“魔道”。

儘管朱之文最終得到了命運的眷顧，但村裡人對於這個得了“狗屎運”的同鄉，卻並未改變多少看法。

在出名幾年發時間裡，朱之文為村裡實實在在地做了一些好事，捐款3萬用來修幼兒園，捐款2萬給村裡買健身器材，捐款10萬解決村裡灌溉用電問題，還拿出了50萬元給村裡修了路。

2015年他的家裡堆了一箱子欠條，總金額超過了一百萬。然而，他的行為，卻並未得到村裡人的認可。“‘撮擠’得很”是大家對他的觀感。“撮擠”是當地話，意思是小氣。

2014年春節，朱之文接受採訪時說，村裡人認為他這才花了幾個錢，九牛一毛，“要想叫俺說他個好，俺莊上一人給買個小轎子車，一人給一萬塊錢，誰就說他個好。”甚至，因為修路村裡給他建的功德碑，都被村民用鐵錘砸碎。

功德碑被砸後石頭散落一地，就像朱之文被割裂後的生活。

每當他的房子建得漂亮一點，三餐吃得好一點，就會被人說是炫富。當妻子略施妝容，就有人說“越來越像城裡人了”。當他下地幹活，自己砌牆，又被人說成故意作秀……對於這些現象，朱之文總是沉默以對，甚至主動求和。

但村裡人並未覺得有什麼不妥，“他是朱之文，一年掙那麼多，難道不該出錢？”“‘瞎包’運氣好了點，難道還忘了自己是什麼人？”

“收入”

不滿是事實，但和掙錢不矛盾。

朱之文成名後，作為“大衣哥故里”，朱樓村吸引了眾多遊客或拍客。外地人的到來，自然也給朱樓村帶來了商機。在朱之文家一百米之內，掛著牌子經營住宿的就有四、五家，幾個老年人站在自己掛出的“空房住宿”的牌子前，看到陌生人就上去問對方住不住。

朱樓村村民李秀連介紹，“房屋出租”在現在朱樓村，是一個普遍的生意，只要家裡有空房的人，都會對外租房。租客都是外地人，他們從外地慕名而來，都想一睹大衣哥風采。

“去年11月，我就把房子租給一個外地來朱樓村搞自媒體的。後來沒做幾個月，他就走了。今年年初，我又把房子租給了另外一個外地人，一年房租2000多元，他一次性付清。”

而在這個產業鏈中，“能看到大衣哥”，自然是先決條件。為了滿足租客的要求，甚至有房東赤膊上陣，帶著租客，前往大衣哥的家中，要求朱之文出來見人。

衣食住行，除了“住”，還有“食”。

自2019年4月開始，在大衣哥家附近，開始出現了賣炸串與飲料的小商戶，一位商戶老闆小娟（化名）介紹，她此前曾在青島售賣耳環首飾等工藝品，後來聽人說起了大衣哥的事，並從中發現商機，又因為疫情原因回到了家鄉，便做起了小生意，“之前在青島每個月掙個三四千塊左右，現在在這裡賣炸串，一個月可以比之前多掙1000多塊，來的人多，賣得也多，還能照顧家裡。”

朱之文曾形容，每天自己一睜開眼，就要忙活起來，想多睡一會都不行，唱歌的、寫歌詞的，借錢的、拍視訊的、旅遊的、看熱鬧的…… 不堪其擾，妻子李玉華曾拉住朱之文不給訪客開門，朱之文勸她：“人家那麼遠過來，外面那麼冷，飯涼了能吃，心涼了就不好了。”

為了人心不涼，他努力維護每個找上門的利益訴求者。

張崇志在地裡直播

“菏澤而漁”

曾有人批評朱樓村的人是“涸澤而漁”，村民們不以為然，“我們菏澤人難道還應該去濟寧打魚？”

2018年9月30日，朱樓村村支部書記朱於成，與商人張崇志共同成立“單縣大衣哥農產品開發有限公司”，註冊資本100萬元，法人是朱於成本人。2019年12月10日，朱於成與張崇志兩人，再次成立了“單縣大衣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註冊資本同樣100萬，法人依舊是朱於成。

朱於成表示，這兩個公司均屬村辦企業。文化傳媒公司致力於打造美麗朱樓村，農產品開發公司則是推銷朱樓村農產品，“通過文化旅遊和推銷農產品，把朱樓村打造成美麗鄉村。”而張崇志則表示，成立公司的目的，也是為弘揚“大衣哥文化”。“我一再強調，大衣哥文化中的‘文化’這兩個字有文章可做，圍繞這個文化去做，不要老是想他沒有文化，把這個大衣哥的精神，這種無形的東西，把它變成我們財富的動力。”

對於網路上“消費大衣哥”的說法，張崇志也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沒有人拍，誰知道大衣哥啊？誰來朱樓？誰知道大衣哥文化？正是這些粉絲們，這些當地村民們的視訊，把大衣哥的樸實善良傳遞給大家了，這就是一個途徑，粉絲們應該感謝朱樓村的村民，這些村民把大衣哥真實的生活帶給大家了，這就是大衣哥能火起來的主要原因。”

封面新聞記者發現，在這兩個以“大衣哥”為名的公司中，朱之文字人均不佔股，甚至不擔任任何職務。朱於成稱，公司名稱得到過朱之文字人授權，“我們取得過他的授權，他不授權上級也不會批。”

心理學家：農村平均主義導致

生活被割裂，生活被“侵擾”，朱之文為何不反抗？

心理專家朱文波表示，朱之文並未對此沒有意見，而是反對無效。“朱之文是一個有多重標籤的人，在外人眼裡，他是一個農民歌唱家，是明星。但在村裡，他只是村裡人的老鄉，鄰居，甚至是‘大侄子’。在中國，平均主義，其實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

朱文波進一步指出，在一個村裡，突然有人貧窮乍富，理所當然就會成為其他人眼中的大戶，“你是大戶，但你也是我的鄰居，我的老鄉，我的大侄子，所以我用你家兩塊肥皂，吃你家兩個雞蛋不過分吧？只是這個肥皂和雞蛋的價格有些高罷了。”

朱之文為何不逃？朱文波認為，這是朱之文字人性格所決定。“他有自己的不得已，可能是故土難離，只有家鄉才是他活得最有價值的地方。因此，為了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他只能對其他人進行妥協，他期待用妥協來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儘管付出都不是自己情願的，但他依然在付出。”這其實是一種困境，“朱之文忽略了最關鍵的一點，他在拼命妥協，但他並未研究過這樣的妥協是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