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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奕君常演反派,在那些展露他層層陰鬱、狡猾的電視劇裡,他總是在喝茶。

一身墨藍色的中式衣服,一座茶臺,一副金邊眼鏡。他右手悠過茶碗,邊抿茶,邊用目光鉤著說話者的眼睛,是《獵狐》中狡猾的王柏林。身子微向前傾,以半俯身的姿態為來者泡茶,茶入口中,反覆咀嚼幾次,是《外科風雲》中精於算計、時刻利己的揚帆。

劉奕君長了一張清秀的臉,眉毛淡而短,眼尾上挑,偏女相的外貌讓他在職業生涯的前半程碰了壁。1991年北影畢業後,由於當時影視行業審美形態的狹窄,他無戲可演,在西影廠抄了半年的工資表。隨著影視劇的型別、題材逐漸寬泛,他回到北京,在一部又一部不那麼為人所知的劇裡積累經驗。

角色不飽滿,就依據自己的閱歷一點點鑿出角色的輪廓;劇本的題材重複單一,便試圖尋找新的層次建立和同類角色的不同。2008年,電視節目《流金歲月》採訪電影學院表演系87班,主持人問劉奕君的老師馬精武,能不能給在座的每個同學做一個評價?說到劉奕君,馬老師說,此人必將大器晚成。劉奕君將鼓勵接收,但心裡很鬱悶,得晚到什麼時候?能不能早點?

他真正被人看到,是2015年《偽裝者》和《琅琊榜》播出後的事了。他是多疑而狠毒的王天風,是心機深重又懷有深情的謝玉。這些描摹人之複雜的反派角色,給了他可能比正面角色更為寬闊的表達空間。兩年前,劉奕君和同班同學張嘉譯在電視劇《臥底歸來》中重逢,「過了二三十年了,我們還幹著自己喜歡的事情。」他對張嘉譯感慨,「我們依然還站著。」

以下是劉奕君的自述。

文|林秋銘

編輯|槐楊

1

1991年夏天,我從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回到西安。

上小學四年級時,我就想當演員。那個時候其實沒有什麼戲,電視上才播了中國大陸第一部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更多的是電影,比如《閃閃的紅星》,《上甘嶺》。我家住在西影廠旁邊,附近有個西影禮堂,我在那兒看了很多南斯拉夫電影。班上的同學有想做醫生的,有想做科學家的,不知道他們最後怎麼樣,我還好,如願以償做了演員。

我從北電畢業的1991年,國家對演員這一行實行的是包分配,分配他們進戶籍所在地的各大電影製片廠或者劇團、劇院。那一年北京的廣電系統單位都不要人,有的同學為了留在北京,選擇去了廣告公司。我在北京留不下來,戶籍是西安的,就被分到西安電影製片廠。

我進北電時才17歲,北電每年在全國就招那麼十來個人,我覺得自己就是天之驕子,又是班裡年齡最小的,天天就知道學習和玩,對電影學習到的所有東西、在這一行認識的所有人都在北京。回到西安,我不認識當地這個圈子裡的任何人。這多可怕。人脈斷了,意味著跟這個行業脫開,完了。

那一年,中國電影剛剛起步,《紅高粱》上映,第五代導演一下子起來了,陳凱歌的《黃土地》,田壯壯的《獵場札撒》,現在想想都如數家珍。陳凱歌、張藝謀、何群這一票人讓中國電影終於受到世界的矚目。但是這些跟我們關係不大。他們這一代經歷過十年動亂、上山下鄉的苦難和沉重,對生活的理解帶有厚重的灰塵,所以他們的電影是偏原生態的,要求有生活的質感,審美偏粗線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那種調子也少有溫暖。我只是一個21歲剛大學畢業的年輕演員,哪有那種生活閱歷?

演員和電影風格不匹配,所以在那個電影最繁榮的年代,在全中國電影發展最好的地方,我恰恰沒有戲演了。

87級的同學大多和我路徑相似,幾乎沒有例外,包括我的同學張嘉譯。我們倆一塊入校,一塊畢業,一塊被分到了西影廠。他長得比我還粗獷一點,他都沒戲演,我就更沒有了。有一回,同學把我引薦給一個陝西的導演。他問我,你是哪兒的?我說,我老家是西安的。他說,呀,你不像咱陝西人啊。我一想,得,沒戲了。那一代只要是幹導演的,都想往那種原生態去靠,我們被邊緣化了。

按照當時的規定,大學生畢業後不能從事本專業的工作,得先到別的部門實習一年,於是我被分到了西影廠的人勞處,給全廠員工做工資統計、發勞保福利。看似到了一個有電影名頭的單位裡面,做的工作跟電影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那時我住在家裡,每天騎著單車到單位,拿一茶缸子弄點茶,呆坐在四個人的辦公室裡。總得要做點事吧,不能跟他們一樣天天看報紙,我就把全廠好幾千人的工資表抄了一遍。到了中午,跟同學王全安約著一塊到門口吃個油潑面。下午點個到,沒事就溜了。有段時間,我天天晚上在宿舍裡用遊戲機打魂鬥羅和坦克,打一宿直到打通關,連續打了好多天。

實際上我們都很恐慌,做不了跟電影相關的事情,心裡有些東西在不斷地被消耗。我只能去借錄影帶,都是在學校看過的非常好的電影,比如《天堂電影院》、《美國往事》、《野戰排》,就靠這些延續著對電影的夢想。看電影的時候,會忘了生不逢時的殘酷。

在西影廠待了半年,終於來了一個機會,有個叫《太姥情記》的電視劇找到我,讓我出演男主角。我一聽高興極了,馬上跟人勞處的領導請假。趕上開職工代表大會,找不到領導,我天真地寫了一張紙條,說明我請假的原因,再把紙條工工整整地放到領導的桌子上,又跟同事說了一聲,就去了福建。一個半月後我才回來。領導衝我急了。同事說,領導要把我開除,後來放寬,給了個留廠察看。

那時寧波電視臺有個臺長叫張曉東,他說,奕君,你到我們那兒做導演吧,我想把電視劇部撐起來。我說,行啊,也別留廠察看了,我直接調走吧。之後的兩年,我在寧波電視臺做導演、編劇,根據一部微型小說改編了個8集的電視短劇,叫《漫記人間》,那是我唯一一部自編自導的戲,還獲了1996年的全國電視文藝星光獎二等獎。後來我又導了一部電視劇《碧海情未了》,叫上同學張子健來演。看到別人演戲,我心裡癢死了,特別想演。

在事業單位,不是天天都在做跟藝術有關的工作,大多數是無聊的日子。寧波人很少說普通話,我無法融入他們的語言環境。大多數時間,我很沉默,又覺得自己追求的東西和審美,和周圍的人都存在差異。我拼命看片子,渴望哪一天還能演戲。還買來一本《新概念英語》,上班就把書放在辦公桌上,反覆地背、寫筆記,那本書都快被我翻爛了。讀著英語,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在荒廢時間。

當時,中國的電視劇開始起步。我記得那時看過的最好看的電視劇,是《過把癮》,王志文和江珊演的。1999年,《永不瞑目》播出,大陸開始有了偏偶像化的電視劇。趙寶剛是一位非常棒的導演,他趟開了青春愛情片的先河,多了一個視角,關注都市生活。慢慢地,影視題材寬泛起來,這極大地鼓舞了我。一些適合我們這種形象的戲出現了,我看到一些播出的電視劇,心裡想,要是我能演的話,說不定能演得更好。

很快,我就決定重新踏上北上的列車,回到北京。

2

1997年,27歲的我回到北京,打算考電影學院的研究生,那時只有研究生才可以留校,有地方住。冬天,上完課,我站在人大旁邊雙榆樹的過街天橋上,看著腳下來來往往的車流,對自己說,一定要用最短的時間重新站到這片土地上。日子很難。那是計劃經濟的尾聲,所有房子都是單位分的,沒有商品房,我連租房都租不到,只能住人防工事改造成的小旅館裡。

那是我最鬱悶的時期,一個人看片子,激動得潸然淚下,看完了,反覆想某個情節人家怎麼演的,導演怎麼拍的。在空曠的地方走著走著,我會突然大聲地說幾句話,是頭一天看的電影裡的臺詞。我投入到片子帶來的快感中,麻醉自己,拼命儲存心裡的那盞燈的火苗,用雙手護著它,別滅了。

是騾子是馬,你得讓我拉出來溜溜,如果我不行,自己早就調頭走了,你連跑都沒讓我跑,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千里馬呀?為了緩解心情,我經常一個人去登山,包裡放兩個蘋果、一根黃瓜、一點水,還有一把用來削蘋果的瑞士軍刀。一走四五個小時,把自己走得筋疲力盡,滿頭大汗,山風把汗吹乾了,臉上全是鹽粒。爬山會給我帶來一種錯覺,我今天做了事情,我沒有虛度。爬到高處,往下看北京市,霧氣昭昭的。我問自己,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有天,在北影廠門口,我突然碰見導演系的一個同學,叫詹軍。他說,喲,你接下來準備幹嗎?我說,沒啥事幹啊。他說,我馬上開個戲,咱們一塊拍戲吧。我說,好啊。又問起幾個同學,他給了我他們的BP機號,慢慢又跟以前的同學聯絡上了,也有了拍戲的機會。

那時我知道了自己考研沒考過,一知道沒過,心裡反而踏實了,徹底放飛去拍戲了。有戲拍,就有了住的地方。殺青以後,找個旅館住幾天,在朋友家住幾天,沒多久又有另一個戲找過來,又住進劇組,就這樣接續著生活。

那幾年,北京乃至全中國的影視劇市場在不斷升溫,劇組像春筍一樣湧出來。我們沒有經紀人,都是和同學搭幫結夥一塊兒去見組,一聽說誰誰誰要拍戲,拿幾張照片就趕緊奔去了。把資料往那兒一擱,BP機號一留,就回去等訊息。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每一個機會都很珍貴。

雖然一直在拍戲,但我還是覺得自己懷才不遇,是在「走」,沒有「跑」起來。有時候焦慮得睡不著覺。凌晨兩三點鐘一睜眼,那一瞬間就知道完了,肯定睡不著了。起來,一個人去跑步,夏天的雨來得急,突然下起雨,我在雨地裡跑,第二天發起燒來。我特別後悔,覺得不能這麼作踐自己。那段時間,焦慮時,我心裡邊經常會彈出一個對話方塊——注意愛護身體。

2000年,《成吉思汗》的導演王文傑推薦我去山東拍一個戲,叫《人鬼情緣》,在那兒我認識了劉敏濤,認識了孔笙、李雪、張開宙。一環扣著一環,我有戲拍了。王文傑、孔笙、顧晶,我都合作很多回,演完幾部劇,行業對我認可了,機會越來越多。

生活捶打過我,但日子不是永遠暗無天日的,總會有些開啟的小視窗,讓你堅持往下走。

2011年,我拍了《父母愛情》。我通常不會再去看自己的戲,《父母愛情》是個例外。劇中我演歐陽懿。他是個非常高傲的知識分子,卻被流放到海島上,和漁民打交道。十年的金色歲月沒有了,妻子和孩子也跟著一塊受了很多委屈。有一場戲,歐陽懿摘掉了右派帽子,他跟郭濤飾演的江德福一塊喝酒,突然發酒瘋,把十年受的委屈和壓抑都哭訴出來。

拿到劇本的第一天,我就在想這場戲怎麼演、怎麼哭。哭得不好,很噁心,非常假。我每天都在想,十年中歐陽懿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裡,最後會怎樣地哭訴。把這些都想明白了,我最後選擇了那樣的方式表達——「我是歐陽懿啊……我不叫老歐……我叫歐陽懿……」他哭得像孩子一樣。觀眾通過那一場戲,就知道他十年受了多大的憋屈。

拍完,隔了一段時間,我去錄音室補錄臺詞。錄完了,我問工作人員,可以看看歐陽懿平反之後摘帽子那場戲嗎?他給我找出來了。周圍沒有人,我獨自在配音的小房間裡,盯著螢幕。看完那場戲,瞬間淚水橫流。

下了樓,我給孔笙導演打了個電話。我說,孔導,我剛才看了那場戲,第一次為自己的角色流淚。孔笙說,歐陽懿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層面,中國有大批這樣的知識分子,你代表了這個層面的人。我說,特別謝謝你信任我,把歐陽懿給了我,讓我對那段歲月、對人生的理解,通過這個角色展現給觀眾了。

《父母愛情》

3

很多人把《偽裝者》和《琅琊榜》稱為我職業生涯的轉折點,我同意。之前觀眾們只是看我眼熟,但是通過這兩部劇,他們知道了,這個演員叫劉奕君。有位十多年沒見的老演員,我演了《偽裝者》後,他給我打了個電話說,哎呦,不知道導演給你做了什麼事情,把你變成那樣了,完全不是我認識的劉奕君。

那之後,我演了很多「惡人」,直到2015年,因為《偽裝者》和《琅琊榜》被更多人看到。這兩部戲後,挺多類似的題材來找我,師傅和老師這類的角色也挺多,有的還是想讓我演國民黨特務……片約很多,多到要是想拍,一年365天每天都不會閒著。大部分我都拒絕了,我不願意去拍太雷同的角色。

《琅琊榜》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扮演過的六個反面角色,他們就像鏡子一樣,給人警醒。這些鏡子潛伏在每個人的心裡面。2017年,我演了《遠大前程》裡的張萬霖,是特別邪惡的角色,他身上沒有絲毫溫情的東西,跟我反差太大了。我選擇了非常冒險的表演方式——對任何人都沒有耐心,一張口就是大嗓門。

那段時間,我對旁邊的人不由自主地不耐煩。開機後大概十天,我去卸妝,站在鏡子前抬頭一看,發現自己的樣子都變了,五官開始扭曲,變邪惡了。

演這個壞人演得我想哭。得把心裡所有的惡翻出來,把它放大,清清楚楚地擺在明面上,再把所有的善藏起來,關到櫃門裡。要保護惡,保護整整兩個月。那段時間我不想見人,晚上做夢都會殺人。拍完《遠大前程》,我患上了輕度抑鬱症。我想要迅速地把這種情緒遺忘,但等到它真正完全消失,已經過了快一年。

《遠大前程》

每一個角色都是這樣熬過來的,這是我的追求,我跟角色之間必須同呼吸共命運。拿到一個角色,他的面目是模糊的,通過準備,他的眉目清晰起來,慢慢有了穿著。突然有一天,他也會呼吸了,我能感覺到他的脈搏和溫度。

這種共情能力以前也有,但是年齡沒到那兒,生活閱歷是演員的加分項,到了一定歲數,飾演的角色特別有看頭。可惜現在國內的影視市場,有經歷、有閱歷,品盡人生喜怒哀樂的角色太少了。現在節奏快,大家偏向喜歡臉譜化的東西。上了年紀的人很少上網。製片方看網路指數,年輕觀眾的喜好左右了投資方的想法。

這兩年,行業不如前幾年那麼熱鬧,開拍的戲少了,題材也受到了一定限制,最主要的原因也許是投資少了。以前許多人把影視當作純賺錢的東西,一些熱錢進來了,戲只要開拍,就已經找好下家,拍完迅速進入市場。有些作品難免揣摩得不夠深,打磨得不夠精細。這兩年,市場越來越殘酷,但是也更規範。影視行業經歷過一個輝煌的時候,現在趨於平穩,肯定會大浪淘沙。

《偽裝者》

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現在有一半以上的演員一整年都沒有新作品。我特別理解那種恐慌。這個歲數,讓我再停幾年我也停得起,但是讓年輕演員停上幾個月,他停不住,心裡慌。如果不抓緊時間去拍,在他們這個年齡段沒有抓住機會,過去就過去了,會有新的人上來。

我也有類似困惑。頻繁拍戲,對角色想得不夠精準和細膩,會留下遺憾和惶恐。但又不能不拍。不拍,市場對你的認可度就會降低。想出特別好的作品就得挑劇本,但你越挑,越沒有作品拍,越沒有機會拿到好的東西,陷入這樣的迴圈。

還是接著拍吧,站在什麼樣的山頭說什麼話,大的環境你改變不了,你就用你的理解,讓這個角色變得不一樣。最近播出的《獵狐》中,我演的王柏林依然是一個「惡人」。我把他作為一個真正的人來看待,在他身上,善惡並存。除了劇本賦予他的狡猾、狐性、嗅覺靈敏之外,他還有溫情一面。這是他的弱點,因為這個弱點,最後他被抓住了。

《獵狐》

當時我可以選擇很多種方式來完成這個結尾。可以面無表情,但是我選擇了淚如泉湧。在飛機上,我對王凱說,能不能讓我坐在舷窗旁邊,我想看一看北江市。那時,「我」已經在外頭逃亡了快十年,手上戴著鐐銬,頭髮全白,一切努力最後成空。結尾沒有給我懺悔的機會,只有在飛機上匆匆向窗外的一瞥。

那一瞥之前,我已經在心裡做了大量的鋪排,一點一點地,把生活閱歷和王柏林慢慢重合。我拍了這麼多年戲,那是第一次,眼淚大顆大顆地從眼眶裡滾了出來。

我都不知道我會那樣去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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