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奕君：壞人什麼都「對」

首頁>娛樂>人物2020-05-07 07:01

劉奕君：壞人什麼都「對」

劉奕君常演反派，在那些展露他層層陰鬱、狡猾的電視劇裡，他總是在喝茶。

一身墨藍色的中式衣服，一座茶臺，一副金邊眼鏡。他右手悠過茶碗，邊抿茶，邊用目光鉤著說話者的眼睛，是《獵狐》中狡猾的王柏林。身子微向前傾，以半俯身的姿態為來者泡茶，茶入口中，反覆咀嚼幾次，是《外科風雲》中精於算計、時刻利己的揚帆。

劉奕君長了一張清秀的臉，眉毛淡而短，眼尾上挑，偏女相的外貌讓他在職業生涯的前半程碰了壁。1991年北影畢業後，由於當時影視行業審美形態的狹窄，他無戲可演，在西影廠抄了半年的工資表。隨著影視劇的型別、題材逐漸寬泛，他回到北京，在一部又一部不那麼為人所知的劇裡積累經驗。

角色不飽滿，就依據自己的閱歷一點點鑿出角色的輪廓；劇本的題材重複單一，便試圖尋找新的層次建立和同類角色的不同。2008年，電視節目《流金歲月》採訪電影學院表演系87班，主持人問劉奕君的老師馬精武，能不能給在座的每個同學做一個評價？說到劉奕君，馬老師說，此人必將大器晚成。劉奕君將鼓勵接收，但心裡很鬱悶，得晚到什麼時候？能不能早點？

他真正被人看到，是2015年《偽裝者》和《琅琊榜》播出後的事了。他是多疑而狠毒的王天風，是心機深重又懷有深情的謝玉。這些描摹人之複雜的反派角色，給了他可能比正面角色更為寬闊的表達空間。兩年前，劉奕君和同班同學張嘉譯在電視劇《臥底歸來》中重逢，「過了二三十年了，我們還幹著自己喜歡的事情。」他對張嘉譯感慨，「我們依然還站著。」

以下是劉奕君的自述。

文｜林秋銘

編輯｜槐楊

1991年夏天，我從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回到西安。

上小學四年級時，我就想當演員。那個時候其實沒有什麼戲，電視上才播了中國大陸第一部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更多的是電影，比如《閃閃的紅星》，《上甘嶺》。我家住在西影廠旁邊，附近有個西影禮堂，我在那兒看了很多南斯拉夫電影。班上的同學有想做醫生的，有想做科學家的，不知道他們最後怎麼樣，我還好，如願以償做了演員。

我從北電畢業的1991年，國家對演員這一行實行的是包分配，分配他們進戶籍所在地的各大電影製片廠或者劇團、劇院。那一年北京的廣電系統單位都不要人，有的同學為了留在北京，選擇去了廣告公司。我在北京留不下來，戶籍是西安的，就被分到西安電影製片廠。

我進北電時才17歲，北電每年在全國就招那麼十來個人，我覺得自己就是天之驕子，又是班裡年齡最小的，天天就知道學習和玩，對電影學習到的所有東西、在這一行認識的所有人都在北京。回到西安，我不認識當地這個圈子裡的任何人。這多可怕。人脈斷了，意味著跟這個行業脫開，完了。

那一年，中國電影剛剛起步，《紅高粱》上映，第五代導演一下子起來了，陳凱歌的《黃土地》，田壯壯的《獵場札撒》，現在想想都如數家珍。陳凱歌、張藝謀、何群這一票人讓中國電影終於受到世界的矚目。但是這些跟我們關係不大。他們這一代經歷過十年動亂、上山下鄉的苦難和沉重，對生活的理解帶有厚重的灰塵，所以他們的電影是偏原生態的，要求有生活的質感，審美偏粗線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那種調子也少有溫暖。我只是一個21歲剛大學畢業的年輕演員，哪有那種生活閱歷？

演員和電影風格不匹配，所以在那個電影最繁榮的年代，在全中國電影發展最好的地方，我恰恰沒有戲演了。

87級的同學大多和我路徑相似，幾乎沒有例外，包括我的同學張嘉譯。我們倆一塊入校，一塊畢業，一塊被分到了西影廠。他長得比我還粗獷一點，他都沒戲演，我就更沒有了。有一回，同學把我引薦給一個陝西的導演。他問我，你是哪兒的？我說，我老家是西安的。他說，呀，你不像咱陝西人啊。我一想，得，沒戲了。那一代只要是幹導演的，都想往那種原生態去靠，我們被邊緣化了。

按照當時的規定，大學生畢業後不能從事本專業的工作，得先到別的部門實習一年，於是我被分到了西影廠的人勞處，給全廠員工做工資統計、發勞保福利。看似到了一個有電影名頭的單位裡面，做的工作跟電影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那時我住在家裡，每天騎著單車到單位，拿一茶缸子弄點茶，呆坐在四個人的辦公室裡。總得要做點事吧，不能跟他們一樣天天看報紙，我就把全廠好幾千人的工資表抄了一遍。到了中午，跟同學王全安約著一塊到門口吃個油潑面。下午點個到，沒事就溜了。有段時間，我天天晚上在宿舍裡用遊戲機打魂鬥羅和坦克，打一宿直到打通關，連續打了好多天。

實際上我們都很恐慌，做不了跟電影相關的事情，心裡有些東西在不斷地被消耗。我只能去借錄影帶，都是在學校看過的非常好的電影，比如《天堂電影院》、《美國往事》、《野戰排》，就靠這些延續著對電影的夢想。看電影的時候，會忘了生不逢時的殘酷。

在西影廠待了半年，終於來了一個機會，有個叫《太姥情記》的電視劇找到我，讓我出演男主角。我一聽高興極了，馬上跟人勞處的領導請假。趕上開職工代表大會，找不到領導，我天真地寫了一張紙條，說明我請假的原因，再把紙條工工整整地放到領導的桌子上，又跟同事說了一聲，就去了福建。一個半月後我才回來。領導衝我急了。同事說，領導要把我開除，後來放寬，給了個留廠察看。

那時寧波電視臺有個臺長叫張曉東，他說，奕君，你到我們那兒做導演吧，我想把電視劇部撐起來。我說，行啊，也別留廠察看了，我直接調走吧。之後的兩年，我在寧波電視臺做導演、編劇，根據一部微型小說改編了個8集的電視短劇，叫《漫記人間》，那是我唯一一部自編自導的戲，還獲了1996年的全國電視文藝星光獎二等獎。後來我又導了一部電視劇《碧海情未了》，叫上同學張子健來演。看到別人演戲，我心裡癢死了，特別想演。

在事業單位，不是天天都在做跟藝術有關的工作，大多數是無聊的日子。寧波人很少說普通話，我無法融入他們的語言環境。大多數時間，我很沉默，又覺得自己追求的東西和審美，和周圍的人都存在差異。我拼命看片子，渴望哪一天還能演戲。還買來一本《新概念英語》，上班就把書放在辦公桌上，反覆地背、寫筆記，那本書都快被我翻爛了。讀著英語，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在荒廢時間。

當時，中國的電視劇開始起步。我記得那時看過的最好看的電視劇，是《過把癮》，王志文和江珊演的。1999年，《永不瞑目》播出，大陸開始有了偏偶像化的電視劇。趙寶剛是一位非常棒的導演，他趟開了青春愛情片的先河，多了一個視角，關注都市生活。慢慢地，影視題材寬泛起來，這極大地鼓舞了我。一些適合我們這種形象的戲出現了，我看到一些播出的電視劇，心裡想，要是我能演的話，說不定能演得更好。

很快，我就決定重新踏上北上的列車，回到北京。

1997年，27歲的我回到北京，打算考電影學院的研究生，那時只有研究生才可以留校，有地方住。冬天，上完課，我站在人大旁邊雙榆樹的過街天橋上，看著腳下來來往往的車流，對自己說，一定要用最短的時間重新站到這片土地上。日子很難。那是計劃經濟的尾聲，所有房子都是單位分的，沒有商品房，我連租房都租不到，只能住人防工事改造成的小旅館裡。

那是我最鬱悶的時期，一個人看片子，激動得潸然淚下，看完了，反覆想某個情節人家怎麼演的，導演怎麼拍的。在空曠的地方走著走著，我會突然大聲地說幾句話，是頭一天看的電影裡的臺詞。我投入到片子帶來的快感中，麻醉自己，拼命儲存心裡的那盞燈的火苗，用雙手護著它，別滅了。

是騾子是馬，你得讓我拉出來溜溜，如果我不行，自己早就調頭走了，你連跑都沒讓我跑，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千里馬呀？為了緩解心情，我經常一個人去登山，包裡放兩個蘋果、一根黃瓜、一點水，還有一把用來削蘋果的瑞士軍刀。一走四五個小時，把自己走得筋疲力盡，滿頭大汗，山風把汗吹乾了，臉上全是鹽粒。爬山會給我帶來一種錯覺，我今天做了事情，我沒有虛度。爬到高處，往下看北京市，霧氣昭昭的。我問自己，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有天，在北影廠門口，我突然碰見導演系的一個同學，叫詹軍。他說，喲，你接下來準備幹嗎？我說，沒啥事幹啊。他說，我馬上開個戲，咱們一塊拍戲吧。我說，好啊。又問起幾個同學，他給了我他們的BP機號，慢慢又跟以前的同學聯絡上了，也有了拍戲的機會。

那時我知道了自己考研沒考過，一知道沒過，心裡反而踏實了，徹底放飛去拍戲了。有戲拍，就有了住的地方。殺青以後，找個旅館住幾天，在朋友家住幾天，沒多久又有另一個戲找過來，又住進劇組，就這樣接續著生活。

那幾年，北京乃至全中國的影視劇市場在不斷升溫，劇組像春筍一樣湧出來。我們沒有經紀人，都是和同學搭幫結夥一塊兒去見組，一聽說誰誰誰要拍戲，拿幾張照片就趕緊奔去了。把資料往那兒一擱，BP機號一留，就回去等訊息。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每一個機會都很珍貴。

雖然一直在拍戲，但我還是覺得自己懷才不遇，是在「走」，沒有「跑」起來。有時候焦慮得睡不著覺。凌晨兩三點鐘一睜眼，那一瞬間就知道完了，肯定睡不著了。起來，一個人去跑步，夏天的雨來得急，突然下起雨，我在雨地裡跑，第二天發起燒來。我特別後悔，覺得不能這麼作踐自己。那段時間，焦慮時，我心裡邊經常會彈出一個對話方塊——注意愛護身體。

2000年，《成吉思汗》的導演王文傑推薦我去山東拍一個戲，叫《人鬼情緣》，在那兒我認識了劉敏濤，認識了孔笙、李雪、張開宙。一環扣著一環，我有戲拍了。王文傑、孔笙、顧晶，我都合作很多回，演完幾部劇，行業對我認可了，機會越來越多。

生活捶打過我，但日子不是永遠暗無天日的，總會有些開啟的小視窗，讓你堅持往下走。

2011年，我拍了《父母愛情》。我通常不會再去看自己的戲，《父母愛情》是個例外。劇中我演歐陽懿。他是個非常高傲的知識分子，卻被流放到海島上，和漁民打交道。十年的金色歲月沒有了，妻子和孩子也跟著一塊受了很多委屈。有一場戲，歐陽懿摘掉了右派帽子，他跟郭濤飾演的江德福一塊喝酒，突然發酒瘋，把十年受的委屈和壓抑都哭訴出來。

拿到劇本的第一天，我就在想這場戲怎麼演、怎麼哭。哭得不好，很噁心，非常假。我每天都在想，十年中歐陽懿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裡，最後會怎樣地哭訴。把這些都想明白了，我最後選擇了那樣的方式表達——「我是歐陽懿啊……我不叫老歐……我叫歐陽懿……」他哭得像孩子一樣。觀眾通過那一場戲，就知道他十年受了多大的憋屈。

拍完，隔了一段時間，我去錄音室補錄臺詞。錄完了，我問工作人員，可以看看歐陽懿平反之後摘帽子那場戲嗎？他給我找出來了。周圍沒有人，我獨自在配音的小房間裡，盯著螢幕。看完那場戲，瞬間淚水橫流。

下了樓，我給孔笙導演打了個電話。我說，孔導，我剛才看了那場戲，第一次為自己的角色流淚。孔笙說，歐陽懿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層面，中國有大批這樣的知識分子，你代表了這個層面的人。我說，特別謝謝你信任我，把歐陽懿給了我，讓我對那段歲月、對人生的理解，通過這個角色展現給觀眾了。

《父母愛情》

很多人把《偽裝者》和《琅琊榜》稱為我職業生涯的轉折點，我同意。之前觀眾們只是看我眼熟，但是通過這兩部劇，他們知道了，這個演員叫劉奕君。有位十多年沒見的老演員，我演了《偽裝者》後，他給我打了個電話說，哎呦，不知道導演給你做了什麼事情，把你變成那樣了，完全不是我認識的劉奕君。

那之後，我演了很多「惡人」，直到2015年，因為《偽裝者》和《琅琊榜》被更多人看到。這兩部戲後，挺多類似的題材來找我，師傅和老師這類的角色也挺多，有的還是想讓我演國民黨特務……片約很多，多到要是想拍，一年365天每天都不會閒著。大部分我都拒絕了，我不願意去拍太雷同的角色。

《琅琊榜》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扮演過的六個反面角色，他們就像鏡子一樣，給人警醒。這些鏡子潛伏在每個人的心裡面。2017年，我演了《遠大前程》裡的張萬霖，是特別邪惡的角色，他身上沒有絲毫溫情的東西，跟我反差太大了。我選擇了非常冒險的表演方式——對任何人都沒有耐心，一張口就是大嗓門。

那段時間，我對旁邊的人不由自主地不耐煩。開機後大概十天，我去卸妝，站在鏡子前抬頭一看，發現自己的樣子都變了，五官開始扭曲，變邪惡了。

演這個壞人演得我想哭。得把心裡所有的惡翻出來，把它放大，清清楚楚地擺在明面上，再把所有的善藏起來，關到櫃門裡。要保護惡，保護整整兩個月。那段時間我不想見人，晚上做夢都會殺人。拍完《遠大前程》，我患上了輕度抑鬱症。我想要迅速地把這種情緒遺忘，但等到它真正完全消失，已經過了快一年。

《遠大前程》

每一個角色都是這樣熬過來的，這是我的追求，我跟角色之間必須同呼吸共命運。拿到一個角色，他的面目是模糊的，通過準備，他的眉目清晰起來，慢慢有了穿著。突然有一天，他也會呼吸了，我能感覺到他的脈搏和溫度。

這種共情能力以前也有，但是年齡沒到那兒，生活閱歷是演員的加分項，到了一定歲數，飾演的角色特別有看頭。可惜現在國內的影視市場，有經歷、有閱歷，品盡人生喜怒哀樂的角色太少了。現在節奏快，大家偏向喜歡臉譜化的東西。上了年紀的人很少上網。製片方看網路指數，年輕觀眾的喜好左右了投資方的想法。

這兩年，行業不如前幾年那麼熱鬧，開拍的戲少了，題材也受到了一定限制，最主要的原因也許是投資少了。以前許多人把影視當作純賺錢的東西，一些熱錢進來了，戲只要開拍，就已經找好下家，拍完迅速進入市場。有些作品難免揣摩得不夠深，打磨得不夠精細。這兩年，市場越來越殘酷，但是也更規範。影視行業經歷過一個輝煌的時候，現在趨於平穩，肯定會大浪淘沙。

《偽裝者》

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現在有一半以上的演員一整年都沒有新作品。我特別理解那種恐慌。這個歲數，讓我再停幾年我也停得起，但是讓年輕演員停上幾個月，他停不住，心裡慌。如果不抓緊時間去拍，在他們這個年齡段沒有抓住機會，過去就過去了，會有新的人上來。

我也有類似困惑。頻繁拍戲，對角色想得不夠精準和細膩，會留下遺憾和惶恐。但又不能不拍。不拍，市場對你的認可度就會降低。想出特別好的作品就得挑劇本，但你越挑，越沒有作品拍，越沒有機會拿到好的東西，陷入這樣的迴圈。

還是接著拍吧，站在什麼樣的山頭說什麼話，大的環境你改變不了，你就用你的理解，讓這個角色變得不一樣。最近播出的《獵狐》中，我演的王柏林依然是一個「惡人」。我把他作為一個真正的人來看待，在他身上，善惡並存。除了劇本賦予他的狡猾、狐性、嗅覺靈敏之外，他還有溫情一面。這是他的弱點，因為這個弱點，最後他被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