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12月27日,導演爾冬升做客浙江衛視《追夢人之開掛人生》分享了他從演員到導演，從臺前到幕後，從香港到內地的轉型故事，還分享了劉德華梁朝偉等人在片場不為人知的背後故事。

去年，第二季《演員請就位》收官，用一幕#爾冬升怒懟郭敬明#，郭敬明沒有評委的本事，只看演員外貌長相不管演技的做法，讓在片場向來脾氣火爆的爾冬升，瞬間炸了，爾冬升三言兩語回懟過去，怒氣關麥，憤而離席。作為導演和前輩，爾冬升是導演界前輩，是伴隨香港工業化電影體系成長起來的一代影人，從演員到導演，一步一個腳印，比如《人民英雄》、《旺角黑夜》、《早熟》、《門徒》、《新宿事件》等作品，直到拿到香港金像獎導演獎。

香港電影導演爾冬升

爾冬升出生於中國香港的一個影視世家。父親爾光，是香港電影製片人及導演；母親紅薇，是當年紅遍上海灘的電影演員。他還有兩位響噹噹的同母異父的兄弟，分別是被譽為“演藝常青樹”的秦沛和首位封為“亞太影帝”的姜大衛。

近些年來，香港電影無論從產量、票房到影響力都在減弱，影迷紛紛感慨港片的衰落。和很多香港電影人一樣，爾冬升北上內地發展，定居北京。

爾冬升擔任過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主席多年，近年來，爾冬升更多地把工作重心放在監製年輕導演的作品上，幫他們在劇本上把關、尋找投資。

“香港電影沒有影響力了，這是潮流和時代的改變，我並沒有覺得唏噓或者傷感。和鐘錶、玩具、時裝等香港其他工業一樣，電影行業的重心轉移到內地了，因為內地的市場更大，觀眾更多。”

張英：《新宿事件》當時什麼沒有在內地上映？

爾冬升：《新宿事件》能不能在內地上映，不是我能決定的。我們都不需要去送審，自己都知道有問題……再加上剪完那個版，支離破碎了，我覺得不行，那就算了，直接我們就放棄，很簡單的處理方式。

我當然想進內地了，這個電影的投資方包括中影，我當然想進內地市場，拿幾千萬票房。我嘗試過剪一版，找了幾個電影業內專家來看，看完都說不行，支離破碎得沒法看。

像劉德華《大塊頭有大智慧》剪過的內地版，觀眾完全看不懂。報紙上直接有人寫文章罵：“什麼爛東西都可以拿金像獎”。

張英：幾千萬票房對你不重要嗎？

爾冬升：我跟成龍也講，你如果硬是要上《新宿事件》，結果就是跟《大塊頭有大智慧》一樣，我們會被罵死，而且這個行為是騙錢的行為。我上《忘不了》之前那段時間，有一段時間港片都可以賣到兩三千萬，文雋的那個合拍片都到三千萬票房了，為了要上大陸這個市場，被剪得支離破碎，還遭人罵。

後來我決定放棄內地，成龍也跟我急，我就跟他說，如果我們只是為了賣票，亂剪一個版本騙觀眾進去，那名聲壞掉了，以後拍什麼都難了。電影局現在要求合拍片內地、香港、臺灣和國際是同一個版本，這規定對我們束縛很大。如果《新宿事件》按內地的要求改，那國際市場怎麼辦？就成龍來說，內地市場遠遠沒有國際市場那麼大。

張英：《新宿事件》是怎麼來的？

張英：你為什麼做監製？

爾冬升：我在當監製的過程裡，也想過放棄。我的好朋友陳建勳是我當導演的時候第一部戲的監製，他老罵我說，幹嘛你去當監製，自己不多拍幾部戲。

我覺得監製工作有時候也有一些挑戰性，你覺得那個導演的題材好——因為你有眼光，可能投資人沒有嘛，可能你要去說服他，你要幫他找錢，這樣的事情很多。但如果做得多的時候——我有一段時間覺得我好像跟電影脫節了，我變得去在搞錢了，去融資啊，去在投資人之間搞人際關係了。人際關係是很頭疼，因為你去面對投資人……這是一個現實問題。

張英：和以前不一樣了，現在香港電影導演不是單幹，更多的強強聯手。

爾冬升：老實說，香港也是學美國，我們從小到大都看美國電影，那電影監製制度也是參考他們的。早期的時候，新浪潮導演回來之後，新藝城或者德寶之後才會有監製。大公司反而有點像美國八大公司那種，完全是靠管理的。後來香港好多大公司下面有衛星公司出現嘛，嘉禾下面有寶禾什麼的，德寶下面也有很多個人工作室，工作室那些人又會找別的導演的時候，它自然就形成監製這個制度。

張英：以前內地一直認為電影是個人的創作，現在監製的介入，也說明了市場的轉變。

爾冬升：確實是這樣，這幾年來，內地也有一些改變，就是年輕的那一些導演，他不找監製也不行啊，根本沒有辦法拍戲嘛。但如果你自己有辦法的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也可以當它是一個個人作品。像《海角七號》，那個導演魏德聖。沒有監製的話，也可以的，就是比較累一點。

當時，如果你找的監製，和導演的看法不一樣，就很慘的。像到美國拍戲也是，如果那個監製不支援你的話，你就很糟糕了。

張英：當你的觀點和導演創作走向不同，怎麼辦？

爾冬升：每個監製的看法都不一樣。有些題材我是覺得是完全不能拍的，它不代表它如果拍出來不好，有巧妙的東西。可能它文字寫得不好，你對那個導演的表達你覺得沒信心，或者他以前的成績令你不敢去跟他做。有很多原因，你覺得好的也不一定賣錢，這個是很微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