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叔居然走了，頭一次有一種“爺青結”的感覺，心裡真的是特別難過。

2月初趙英俊走了，當時我寫了一篇小文“從崔健到趙英俊”以紀念這位剛剛“認識”的“老朋友”（從崔健到趙英俊 | 施展札記30）。達叔則是陪伴我青春成長至今的“老朋友”了，我曾經的叛逆、痛苦、歡樂、憤怒，在達叔和星爺的電影裡有著太多的共鳴。

圖｜1979年，《楚留香》中胡鐵花一角讓吳孟達一炮而紅

網上查達叔的生平，他在70年代末期憑著胡鐵花成名，但我對於這個角色實在是沒有印象，更不知道他成名過快以致被慾望裹挾而沉淪，曾走到幾欲自殺的地步。我對達叔的印象都來自他90年代前後十餘年的電影，這剛好是一個介於崔健的80年代與趙英俊的10年代之間的時代。

我在“從崔健到趙英俊”的小文中曾經談到，80年代的特徵是，承認宏大敘事，我願意陪你玩，但是你他媽自己得認真玩；趙英俊所表達的10年代意象則是，拒絕宏大敘事，我他媽才不陪你玩，你愛幹嘛幹嘛去。80年代有著強烈的憤怒，但同時有著明確的理想方向，所以憤怒之後並不困惑，人們透過一種宏大理想確認著自己的意義；10年代在憤怒、拒斥宏大之後，卻陷入了虛無。

但是我們在達叔和星爺這裡卻絲毫看不到憤怒，也沒有那麼明顯的虛無；兩個人以極富張力的方式聯手迴應了那個時代。

星爺以天馬行空的無厘頭解構著宏大意義，讓那些空洞的大詞顯得可笑，某種意義上很像我們想要成為的樣子；達叔則以誇張的方式呈現著各種真實的人間煙火氣，呈現著小人物的算計、善良、糾結、感傷，某種意義上很像真實的我們自己。

達叔和星爺的合作始自1989年，這是個頗有意味的時刻，因為這正是冷戰結束的那一年。

80年代的世界處在冷戰之中，無論是哪個陣營，仍然充滿理想主義。西方世界有貨幣主義革命，蘇聯有新思維，東亞世界裡，中國有改革開放，日本富到可以買下美國，四小龍的經濟已然起飛、民情則風雲激盪，各個地方儘管追求的路徑大不相同，但各自都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滿懷激情地期待著明天。

相當程度上，正是冷戰才給了各方以強大的精神動力去追求這一切，因為冷戰的底層不是政治-軍事之戰，而是理想之戰。理想的活力，正來自於它的對手；如果對手是頹然無趣的，理想本身也會黯然乾癟下去。

崔健在80年代憤怒的嘶吼，正是在呼喚理想要振作起來，真誠地面對對手和自己。

1989年冷戰的結束，也就意味著理想的對決的結束。對決的一方轟然倒地，另一方大獲全勝。

圖｜《竊聽風暴》結尾處劇照

但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理想沒有達成，而是理想達成了之後，你不知道該向何處去。這頗有點類似於德國電影《竊聽風暴》的結尾處，在東德時期被國家機器折騰得痛苦不堪、難以正常寫作的作家德雷曼，在柏林牆倒塌後又一次見到了當年折騰他的宣傳部長，部長反問他，“你現在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了，這樣的國家不是你想要的嗎？可是，德雷曼，現在的聯邦德國就是你們藝術家想要的嗎？還有什麼可寫的？人們沒有了信仰、沒有了熱愛，這就是個自由的聯邦共和國。還有什麼意思？”德雷曼默然無語。

理想的對手不在了，理想本身也就黯淡了。理想已經實現了，接下來還要追求什麼呢？剩下的似乎就是無聊的吃喝拉撒。但吃喝拉撒怎能配得上理想？難道我們要的就是這個嗎？

人們當然不甘於這樣，可曾經激動人心的理想到這會兒卻像是一腳踏空了，它只能不斷地重複自己，逐漸淪為空洞。理想如果不重複自己，又該去說些什麼呢？但它越重複自己，卻會顯得越可笑。時代就此陷入某種精神危機，每個人似乎都在快樂地追求財富，悶聲大發財，同時卻在潛意識中陷入了惶惑。

星爺和達叔就在此時橫空出世。星爺的無厘頭極度誇張，把已然過時的理想的空洞性和虛偽性揭露得體無完膚，但伴隨著對理想的嘲弄，星爺卻走向了無根的漂浮；達叔的煙火氣則隱隱地提供了某種基於人性本能的根基，儘管有算計，有糾結，但最終還是會用勇氣和溫情溶解掉各種虛偽相的外衣和無方向的火氣。

星爺就像一個上面畫著各種丑角的風箏，飛在天空中嘲弄各種大人物，嘲弄他們象徵的理想；達叔則像是那根線，正是透過他的牽拉，才讓風箏有所依憑，不至於不知所終。

無論是星爺還是達叔，他們倆的呈現都是極盡世俗之能事，與理想八竿子打不著，但卻收穫無數擁躉。這不是因為人們不要理想了，而是人們開始了一種新的追求，這種現象很像人類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一種精神過程，就是在理想虛偽化之後，肉體開始反抗精神。

理想之間的對峙，會促使理想不斷自我強化，進而走向道德嚴苛主義。在起點上，道德嚴苛主義是要追求對精神的淨化，途徑則是對肉體的嚴格規訓，以免慾望敗壞了精神；但假以時日，目的會被手段所置換，因為內心是不可見的，道德嚴苛主義者沒法考察每個人的內心是否足夠純淨，便只好不斷強化對可見的肉體的嚴格規訓。

但道德的特徵就在於，它必須是自發的，基於外在規訓才能表現出的道德行為，在根本上就不是道德，因為它不是自發的，而是虛偽的。一旦走到這一步，理想/道德就全都敗壞掉了，對這種敗壞的理想/道德的反抗，就會從肉體開始。

肉體透過反抗精神，來表達一種新的精神。過去嚴格禁忌不許做的，現在偏要大張旗鼓地做；過去大肆鼓吹要去做的，現在偏要肆意地嘲弄它。

文藝復興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世紀嚴格強調對慾望的節制，文藝復興前三傑之一的薄伽丘寫作的《十日談》，則是各種小黃文的集錦；中世紀的繪畫與雕塑，人物都是能穿多少穿多少，長袖頭巾一絲不拉，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與雕塑，人物都是能穿多少穿多少，渾身上下一絲不掛。文藝復興透過對於慾望的歌頌，嘲弄著已經背棄了初心的道德的虛偽，但在這種歌頌與嘲弄的二重奏當中，肉體透過反抗而在努力追尋一種新的道德；或者說得更準確些，它在努力追尋道德的根基——真實，如果脫離了真實，所有的道德都是偽善。

星爺的無厘頭和達叔的煙火氣，共同地表達著肉體對精神的反抗。兩人在各種荒唐乖謬中放肆大笑，但內心深處的認真與痛苦，還是會以各種方式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從大肆搞怪的《武狀元蘇乞兒》，到刻骨銘心的《大話西遊》和《喜劇之王》，莫不如是。

圖｜吳孟達和周星馳在電影《破壞之王》的最後一幕

我們在這些電影中看到了時代，看到了自己。我們會跟著沒心沒肺地傻笑，也會跟著悄悄抹去眼角的淚花。

然而，歷史倘若僅有肉體反抗精神是不夠的。

以肉體反抗精神的先行者，不啻以個人面對整個世界，需要巨大的勇氣，經歷了生活的毒打之後我們會知道，勇氣是第一美德。這種勇氣會令人欽佩，會吸引他人追隨，更多的人不憚於袒露自己的肉體，釋放自己的慾望，以表達對於虛偽道德的不屑。

一旦釋放慾望成為風氣，則它不再需要任何勇氣，只需要不斷放低底線便是，社會由此便會陷入真正的墮落。所以到了這個時候，人們會開始重新追尋道德，甚至會走向一種新的道德嚴苛主義，不過這是經歷了洗禮的道德，它重新獲得了自己最重要的根基——真實和自發。整個社會因此會經歷一輪精神上的涅槃，煥發新的活力。

圖｜宗教改革中，正在張貼《九十五條論綱》的馬丁•路德

所以，我們看到歐洲在文藝復興的肉慾釋放之後，會有宗教改革的道德嚴苛主義回潮，清教徒的冷峻嚴肅又催迫著天主教的自我改革，整個歐洲都在此過程中獲得新生。

反觀我們這片土地，肉體反抗了精神，舊有理想虛偽盡顯，跌落塵埃；但肉體仍未激發出理想的新生，它自己則直接走向了墮落。我們似乎陷入了韋伯所痛斥的狀態，“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

達叔走了？達叔在人世間痛痛快快大鬧了一場之後，早該走了！

可是，達叔真的鬧完了嗎？沒有靈魂的專家和沒有心肝的縱慾之徒，難道不是也該在無厘頭中被解構掉嗎？但問題實則更嚴重，因為這兩種人甚至根本就無構可解；而我們又似乎正在一種新的規訓中，看著殘存的道德黯淡下去。

面對這種世界，我們理想中的達叔可能會怎麼做？也許他自己也說不清，所以他輕輕揮一揮衣袖，告別我們了。

達叔，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