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章說達叔參演的第一部電影是1981年的《執法者》，其實不然，早在1975年，達叔就客串了大導演李翰祥的清宮歷史鉅作——《瀛臺泣血》，在這部彙集了狄龍、盧燕等當時一眾當紅明星的電影中，達叔客串了一個可能許多人並不知曉的歷史人物——康廣仁。

與達叔一樣，康廣仁在歷史上也是個配角。

在戊戌變法的歷史大潮中，人們只記得康有為與他的得意弟子梁啟超，卻不知道為變法奔走最後血濺京華的康有為的幼弟。

在罹難的戊戌六君子中，人們只記得頗有俠士做派、“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卻不記得排在譚嗣同之後的康廣仁。

至今，仍有很多歷史學者認為康廣仁沒有或者很少參與變法之事，他的死純屬受了康有為的牽連。

歷史對他而言，真可謂不公。

（一）幼弟

康廣仁生於1867年，出生不久，父親康達初就因病身故，長兄如父，在整個少年時期，他都跟隨康有為讀書學習，康有為康聖人是他的啟蒙老師，也是他行事立身的榜樣。

康聖人鄙棄科舉，康廣仁便棄了科舉的路子，每次應試都放棄作答。康聖人倡議廢棄纏足陋習，康廣仁便挨戶上門動員說服。

康聖人是個理論家，通常來說，理論家的理論與實踐都有些距離。

康聖人鄙棄科舉，卻又對做官趨之若鶩；康聖人倡議不纏足，卻又極喜歡小腳女人，實在是有些自相矛盾。

康廣仁則是個實踐派，從日後他的活動來看，他顯然是比康聖人這個歷史主角更真誠的變革者。

（二）辦報

1896年，康有為偕康廣仁赴澳門，想在這洋人的地界上辦一份宣傳維新思想的報紙。

在澳門富商的支援下，辦報一事很快敲定，康廣仁被委以辦報重任。次年2月22日，康廣仁主辦的《知新報》正式創刊。

提起維新派的報紙，很多人想到的是梁啟超等人主辦的《時務報》。《時務報》雖然轟動一時，但若論影響力之持久，可能不及康廣仁的《知新報》。1898年戊戌事變後，《時務報》停刊，而《知新報》由於地處澳門，清廷鞭長莫及，因而得以繼續發行，成為唯一一份鼓吹維新思想的報刊。

當時，《知新報》聘有英、葡、德、法、日等多國翻譯，在海內外設有60多個代銷處，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國等地，對當時海外的留學生和華人產生了很大影響。

與注重政論的《時務報》相比，康廣仁的《知新報》更注重多方面內容的調和與平衡，世界大事、國內趣聞、教育辦學乃至個人衛生等內容相容幷蓄，滿足了各階層的精神需求，算是一份質量上乘的報紙。

《知新報》的成功，與康廣仁這位創辦者的出色才能是分不開的。

（三）譯書

由於《知新報》的成功，康有為便將創辦大同譯書局的任務交給了他。

在當時的中國，同文館等官辦翻譯機構引入的多為科學技術類的書籍，大同譯書局的使命則截然不同，在康廣仁擬定的出版計劃裡，他打算將世界各國有關變法的書籍譯給國人，以供變法參考；將西方學校使用的優秀教材譯給國人，以便學子們學習閱讀；將世界各國有關法律的書籍譯給國人，以便國人知道依法治國的道理；將外國有關農、工、商、礦等學科的書籍譯給國人，以全面振興中國的實業。

很快，譯書計劃按期展開，第一批出版書目就有30多種，主要以宣傳變法的書籍為主，康有為的代表作——大名鼎鼎的《孔子改制考》便在其中。

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大同譯書館轟轟烈烈的譯書活動也戛然而止，時間雖不長，卻對宣傳維新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若假以時日，它的成就恐怕不在商務印書館之下。

（四）變法

1898年3月，梁啟超抱病赴京，康廣仁隨行看護。

康廣仁抵京後本打算立即回滬，然而事態的發展卻中斷了他的行程，直至最後罹難，他再也沒有能離開過北京。

當時，沙俄強租旅順和大連，一時間，全國上下群情激奮，康有為順時而動，鼓動各方上書堅決拒俄，又召開所謂保國會，號召仁人志士合力救國。眼看兄長如此忙碌，康廣仁便留在了北京，當起了康有為的智囊和秘書。

1898年正是康有為人生中最高光的時刻，他白天講學和接見來訪者，所居住的南海會館幾乎到了門庭若市的地步。晚上則忙著起草奏摺與書稿，《日本變政考》《波蘭分滅記》大約都是此時完成的。康廣仁幫著康有為抄寫奏摺、招待應酬、奔走聯絡，長兄的一切雜務均由他代勞。

在給光緒帝的奏摺中，很多變法措施都是康氏兄弟兩人共同敲定的，比如變科舉、廢八股取仕之制，就是康廣仁的建議。

在梁啟超給康廣仁立的傳記中，他是這麼肯定康廣仁的作用的：

“其言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於一切名理每僅發其微，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究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

作為戊戌變法的主要參與者，梁啟超的說法應當是可信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康廣仁不僅是戊戌變法的直接參與者，也是具體的謀劃人。

（五）悲望

以今天的視角看，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

康有為等變法運動的領導人物所定的戰略目標過高過泛，觸動的利益集團過多過強，變法集團本身顯然又欠缺最基本的策略與資源，最後必然是進退失據，顧此失彼。

對於變法的失敗，康廣仁其實早有預見，在變法還未全面開始之前，在給友人何易的一封信中，他這麼寫道：

“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 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蒼，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

說出“安能有成”這樣的話來，可見康廣仁對於變法的前途是非常悲觀的，而當時的變法運動正需要康廣仁這樣冷靜的悲觀主義者。

對比日本的明治維新，康有為等中國變法的領導者不知妥協，不知變通，不知爭取反對者，不知循序漸進，他們策略上的低能直接葬送了變法事業，

與他們相比，康廣仁的論斷可謂是切中要害，料事如神，在這點上，他比他的兄長強太多了。

（六）赴死

至戊戌事變前夕，局勢已不可為，此時，康廣仁這個歷史配角表現出了真正的英雄氣概。

一方面，他苦勸兄長康有為出京。康有為雖然是變法運動的第一思想家，但終歸是紙上功夫，隨著全國督撫態度的逐漸明晰，變法失敗已成定局，既如此，為變法運動保留康有為這一思想火種就非常必要。

另一方面，他與譚嗣同等人晝夜謀劃保救光緒帝的計劃，為維新運動做最後一博。

他們先是策動袁世凱起兵勤王，可惜失敗了。後來又企圖利用湖南會黨發難，未能成功。最後，不得已請求英美日等國公使出面干涉，同樣未能奏效。

1898年9月21日中午，康廣仁與錢維驥等人在北京南海會館被捕，錢維驥年少，被捕之時不禁震恐流涕，康廣仁見狀寬慰道：

“死亦何傷? 汝年二十餘，我三十餘，不比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強嗎？且一刀而死，不比久病歲月而死者強嗎？若死而中國能強，死亦何妨！”

一同被捕的程式谷聞言應道：

“君所言甚是，但外國變法，前者死，後者繼，今中國新黨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

康廣仁慨然答道：

“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何患無繼哉？”

一週之後的9月28日，康廣仁與譚嗣同、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人一起，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就義，時年31歲。

（七）配角，亦主角

康廣仁死後，其長兄康有為又活了近三十年，最後如康廣仁被捕所說的那般，久病歲月而死。

三十年間，這個變法運動的主角逃亡海外，拿著所謂的衣帶詔四處招搖，用各國華僑資助的經費在海外大肆置業，又丟擲了荒唐的“中日合邦”說，在革命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他還成立了所謂的保皇黨，公然開歷史倒車。

相比之下，康廣仁雖是配角，其人生卻圓滿太多了，一如飾演他的達叔。

這樣的人生，是主角還是配角，又有什麼區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