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安小慶

編輯 | 金桐

在中國國家電視臺的平臺上，曾經存在過一個叫《半邊天》的女性節目。

對出生於上世紀80和90年代的電視兒童來說，《半邊天》是關於千禧年代記憶的一塊共同拼圖。很多人在社交網路上回憶，小時候總是在等動畫片前看《半邊天》。

1995年1月1日，《半邊天》開播。節目創始人壽沅君曾回憶，1994年，聯合國決定1995年在北京舉辦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即將退休的中央電視臺高階編輯壽沅君坐不住了。

女性長期在媒體中受到忽視，這不公平。 壽沅君將兩位能幹的女編導孫素萍、王嫻找到家裡，打算創辦一個女性節目。她們制定了計劃並上交領導，意外獲得批准。

《半邊天》成為中央電視臺唯一一個以性別定位的節目，也是國內最早的女性欄目。節目遵循男女平等的原則，逐步確定了關注社會性別，傾聽女性表達的宗旨。2000年6月，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曾在聯合國大會中特別讚揚中國中央電視臺定期播出的《半邊天》欄目，專門播放婦女的話題，極具影響力。

即便站在今天回看《半邊天》當年關注過的議題，仍然會被話題的先鋒性和問題意識所震撼。這些議題包括：

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

新《婚姻法》司法解釋

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婦科檢查缺乏人文關懷

男性避孕藥

產後憂鬱症

老年婦女生存處境

城市外來妹的婚姻

婦女在家庭中不被貨幣化和統計的勞動

全職太太的權利

家庭暴力引發的殺夫

非婚生子的權利

妻子的財產權

女性與小額貸款

性工作者的生存

少女意外妊娠援助

北京首例性騷擾案

學校教育內容不應分性別

女性參政數量低

懷孕被辭退

《周漁的火車》：女人的慾望和選擇

……

在95世婦會結束和《半邊天》誕生的25年後，女性面臨的問題依然高度相似，這表明，婦女，確實是最漫長的革命。

節目創始人壽沅君回憶，《半邊天》節目本身的發展和成長，也經歷了不小的革命。最初，節目組本身的性別意識也和整個環境一樣存在渾濁的痼疾。

他們對廣告中女性形象屬於刻板印象的分析概不接受。講座時形成了兩種觀念的對立。直至晚上，還有人上門找兩位學者辯論 。

但改變並不是這麼容易就發生的事。

1998年底，一位女編導錄製了一期關於女性隆胸主題的節目。她在片子裡傳達了這樣的觀點：女性天生愛美，隆胸後的曲線增強了女性的自信。

看了片子之後，製片人趙淑靜很生氣，主持人張越記得趙淑靜當時跟那位女編導說了這樣一句話：你這個片子的價值觀怎麼這麼反動？

趙淑靜決定，隆胸節目如果這麼做，卻不介紹促使女性隆胸的社會原因，不改變女人是被男人看的傳統視角，那這個節目不能播。

出過問題的節目還有一期，叫幼兒園新來了男阿姨。男性進入傳統中由女性大量從事的職業領域，本來是有價值的選題。但在拍完的節目裡，講的卻是男性去幼兒園工作真好，因為以往幼兒園都是女阿姨女老師，女的教女孩還沒問題，但是教男孩容易把男孩給帶得特別娘們兒，所以男的進入這個領域，可以發給女孩兒一些娃娃，讓她們坐在旁邊玩娃娃，他去帶著男孩兒玩打仗，這樣以後帶出來的孩子男孩像男孩，女孩像女孩，所以特別好。

趙淑靜臭罵了這期編導。最後片子重新編輯，最終以教育內容不應該以性別來劃分播出。

改變也在緩慢地發生。主持人張越在《半邊天》1995年開播後不久加入。她記得每位員工都要上社會性別課程。不久後，大家能夠用社會性別的意識去分析和觀察社會上的許多問題。

比如我們在街上看見一個胸罩的廣告，那個宣傳語叫『挺起胸才能抬起頭』，意思是隻有大胸才配好好做人，沒胸就得自卑。我們看見了，當時就竄了，馬上就做節目，這是性別歧視。

有一次，隔壁崔永元的《實話實說》公佈下一期要聊妻子的嘮叨這個話題。張越記得，我們組的人看見了，就找他們製片人去了，說為什麼把『嘮叨』定位於女性？

1999年，在《半邊天》欄目的主創人員名單中，赫然出現了一個令中國觀眾十分陌生的頭銜——性別顧問。這不僅是中國電視界也是其它所有領域中的第一次。

《半邊天》的編輯部也用近5年的時間，完成了向內的對自己的性別啟蒙。人的認識的變化，很快反映到螢幕上。

1999年春節期間，《半邊天》播出一期名為《公廁重地 請多關照》的節目。男性編導對北京西單商業區的27個公廁進行了詳盡的調查，對男女廁所的面積、坑位以及男女上廁所花費的時間長短作了詳細的對比。

節目採訪了許多女性，她們大吐苦水：上街前不敢喝水，有的甚至造成尿失禁，月經期間經血滲漏，衛生巾無法及時更換。《半邊天》有意把這個節目安排在春節假期期間播出，讓最多的觀眾看到了它。

很多人第一次發現，在公共生活中，男性和女性的遭遇和感受會如此不同。這無疑也是對觀眾、對城市設施的設計者們所做的一次性別啟蒙。壽沅君認為，這期節目為以後的節目樹立了一個標尺，而主創者為一位男性編導，也表明男性和女性一樣都可以是社會性別意識的擁有者和實踐者。

《我們的一個世紀》用20集的體量，回顧了一百年來中國女性從身體到精神、從非人到女人到人的經歷。《繁花》則用紀錄片的視角，將打工女性群體還原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

在自我的尋找和自我認同清晰之後，《半邊天》再無遊移地成為中國性別平權的探索和推動者。按照聯合國關於《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全社會普及和推廣性別平權的觀念，撼動基於性別而做的區別、排斥或限制。

2002年3月23日， 張越訪談播出的《我叫劉小樣》，是《半邊天》開播以來反響最劇烈、影響最深遠的一期節目。近20年後，依然有不少的觀眾在網路上關心這位主人公後來怎樣了，關心主持人張越去哪裡了。

圖源節目《我叫劉小樣》

一位觀眾寫道：從小看張越的《半邊天》，提倡女性自立自強，這是我的女性意識啟蒙，很可惜，現在這樣的節目沒有了。也許是因為更多元了，但是也可能是再度失語了。

更多人提到這個節目給他們帶來的潛移默化的啟蒙，不遺餘力地為兩性平等進行了大量的探索，是最早的平權教育。許多話題放到今天，依然是熱點問題。

《半邊天》欄目總製片人趙淑靜曾經這樣說過:在亞洲的文化傳統中，女性命運的悲劇色彩彷彿是天定的……女性問題不單是一個性別問題，更多的還是一個社會問題。中國女性所面臨的一個現實是我們的社會，從一般傳媒從業者到普通公民,都缺少社會性別意識。因此，有必要透過大眾傳媒進行社會性別意識的啟蒙。

在《半邊天》節目誕生25年之後，我們找到了主創之一、擔任節目主持最長時間的張越，為我們講述《半邊天》和她的故事。

以下是張越的自述。

我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生活

1988年，我從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去了銀行系統的一所中專當老師。中專沒有高考壓力，一週四節課，工作非常輕鬆。同事們老在一起打牌，我覺得不能這麼過，但也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

有一次，高中同學聚會，他們當中好多人在當時的北廣、現在的中傳上學，其中一個同學當時在特別火的《藝苑風景線》實習，她說節目組每週都需要演小品，一個長的，一個短的。

那時候，寫戲劇小品劇本的人特少，同學說，你以前是咱班作文寫得最好的，要不你給我們寫劇本吧。第一個寫完，他們說不錯，能用。後來節目組就經常跟我約本子。那時候是90年代初，我一個月工資才100多。短劇本一個50塊，長劇本200塊。慢慢的我寫劇本賺的比工資還高。後來他們又把我介紹給《綜藝大觀》和春節晚會撰稿。

90年代初，英達從美國回來了，帶來了美國的情景喜劇。他做的就是今天大家都還很喜歡的《我愛我家》。我是後80集的時候參與進去的，那時候梁左一個人寫不動了。後來我又開始幫電視臺做節目策劃。

1995年的一天，中央電視臺《半邊天》節目組的編導找我聊天。那時候，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剛在北京舉行。編導說，節目組想做個新欄目，叫好夢成真。就是一個類似職業體驗類的節目。拍過的女孩，大部分想做歌星、模特、演員，我當時就說，嗨，真是，這有什麼意思，要我，我特想當廚子。

過了幾天，編導給我電話說成了，我們打算把你送到蘇州松鶴樓去學做松鼠鱖魚。我覺得特好玩，跟學校騰出幾天時間去江南拍了片子。拍完就忘了，當時並不會知道這或許會和人生的轉折有關係。

張越在松鶴樓跟淮楊菜大師劉學家師傅學做松鼠鱖魚

過了一陣子，她們又給我電話，說《我愛我家》正熱播呢，你來當一期嘉賓吧。到下一週，她們又電話我，說能不能來幫忙救個場。一連三個星期，我說你們這組什麼毛病啊，怎麼回回嘉賓主持都是我，不是每次都換嗎？

第四個星期，我又去了。這次錄完，製片人出來了，他說不好意思，其實我們是想讓你來《半邊天》做主持人，但是我們沒有權力，就想先試試觀眾能不能接受你，審片的領導能不能接受你。後來領導在看當廚子那期節目的時候說，這廚子好，不怯場，說話挺好玩的，就讓她來試試吧。

我就這樣開始了主持人的生涯。今天在演播室談男人喜歡什麼樣的女人，明天去採訪一個電影明星，後天教大家怎麼選衛生紙和衛生巾。內容越來越凌亂。從一開始做節目的興奮，到慢慢做了兩年後，我開始覺得這些東西都對我沒營養，談完了以後覺得特別無聊。更重要的是，我扯的那些話題，觀眾真的聽進去了嗎？對人內心有觸動嗎？

我可能還是一個老派人，特別講究公共價值這件事。就是在我看來，中央電視臺這個媒體平臺是一個公共資源，我不能佔用一個公共資源，卻不提供公共價值。

在《半邊天》的最初兩年，我是沒有成就感的。到1997年以後，我覺得我對自己的不滿意已經無法忍受了。

《半邊天》的每個工作人員一進組，就要上性別培訓課，從理念上說，它已經被解決了。但實際上，我自己大學一畢業就做了老師，然後當策劃和主持人，其實我沒見識過真正的生活，我對生活中千姿百態的人不瞭解，在談論很多話題的時候，我僅僅停留在觀念上，耍一些語言花腔，讓自己顯得比別人聰明，但它跟真實生活沒一點關係。

春節假期過後，我去找趙淑靜辭職。我說，我不幹了。為什麼？我覺得特沒勁。那你想做什麼節目？不知道。那什麼有勁啊？不知道。

趙淑靜真好，有一個愛才的領導是特好的。她說，我特想讓你在這兒幹，但如果你自己這麼難受，不幹就不幹吧，你回家待著，好好想想你到底想做什麼節目，想好了，要建組，要人手，要裝置，需要什麼你就跟我說。我幫你做新節目。在你想出來之前，在我許可權範圍之內，我每個月給你發一點生活費。

2003年《半邊天》節目片頭

深圳火車站女廁所門後

我就這樣回家了。什麼都沒做，就這樣在家待了兩年。每個月組裡給我一千多塊的生活費。

那兩年，我就買菜做飯過日子。有一次和圈裡人聚會，一個演員一見我就說，你太可惜了，我們還覺得你起的勢頭挺好的，沒想到你這麼快就折了。還有人跟我說，你膽兒也太大了，中央電視臺的位置不是隨便你讓出去的，你知道多少人連休一個假都不敢休，怕那個位置被別人佔了，你怎麼敢隨便辭職跑兩年。

這些我都沒想過。全是本能驅使。偶爾我也去給組裡或者其他節目做做策劃。有一次，一個策劃開會遲到了，說路過一菜市場，一女的跟人打起來了，據說跟老公離婚，自己帶著孩子跑到北京賣菜來了。每次別人聊這些開會正題之外的扯淡，我都覺得特有意思，我都覺得這部分要直接播出去就是好節目。

但那時候我也沒說我要去關注普通人。到了2000年，趙淑靜去別的節目，《半邊天》換了新制片人。我只能回去上班。想來想去，我覺得自己隱約還是對普通人感興趣，但我依然不知道怎麼把它呈現為一個節目。在不知道怎麼做又非得去做的情況下，最容易的就是殺熟。

我就想，我身邊誰的經歷是我覺得有意思的，接近我志趣的，我想起我的一個同行——深圳廣播電臺主持人胡曉梅。

胡曉梅是江西礦區一個女孩，改革開放後跑到深圳打工。熬了幾年，準備回老家。回去之前，坐環城巴士告別深圳的時候，聽見巴士司機在聽深圳廣播電臺的廣播。

胡曉梅

我覺得這個故事既有個人的戲劇性，又有時代的共振感，因為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這樣的命運起伏。當時我就跟領導說，我要做一個我個人的訪談節目，我不想再坐在演播室裡了，我要去找我感興趣的人。領導答應了。

第一個採訪物件就是胡曉梅。談話過程並不興奮，因為都聊過。但是，胡曉梅講了她當年如何揹著大包小包在火車站跟著人潮擠進特區。我跟編導就特想在外拍小片裡呈現這個場景。

那天，我和一位編導、兩位攝像去了羅湖火車站。主持人其實沒啥事，我就在車站瞎晃，晃著晃著就想上廁所。

當時深圳火車站的女廁所把我給驚呆了。那時候那個女廁所蹲坑還是裝的木門。門背後全寫滿了字。我震驚是因為，以往女廁所是沒人寫字的，一般是男的愛在火車上男女混用的廁所寫字，基本上都是跟色情有關的東西。

但深圳的女廁所裡全是字，寫的全是深圳我愛你，你給了我夢想，深圳我恨你，你奪去了我的靈魂，還有人寫，今天晚上我沒地兒可去，媽媽我該怎麼辦？

全是這樣的，全是追夢人或者是困頓的旅人在訴說自己的心情。從遙遠的異鄉衝到一個夢想之地，歷經百般滋味後的人寫的，我當時就特別受震動。

我因此對這期節目抱了巨大希望。回到北京，編導在我要求下先後剪了三版片子，我都不滿意。最後，編導火了，她把場記本扔我面前，說，你自己看看我把什麼有價值的漏掉了？

什麼都沒漏。是我自己弄錯了一件事，我的激動發生在深圳火車站女廁所裡，但編導沒有經歷那個場景。我向她道歉。我說，我感覺自己隱隱約約抓住了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可能會是以後節目的生命核心，我要是這次抓到了，我以後就知道要做什麼了。

我又想起自己上大學的時候，特別喜歡羅大佑。多年之後，我終於見到羅大佑，我問他，你始終在創作，你創作的生命力到底來自何處？

羅大佑說，西門町洶湧的人潮，每張臉背後的故事。我當時聽完內心洶湧澎湃。從深圳採訪胡曉梅回北京後，我又想起他這句話。我總算知道我要做什麼了，因為西門町洶湧的人潮對我來說，就是深圳火車站廁所牆上的那些寫字的人。

我認為我真正的職業生涯開始於此，開始於這之後在《半邊天》做的週末版欄目——張越訪談。我終於開始告別那種溜光水滑的電視形態和主持人不過腦子的套話。

做了幾期之後，編導們問我，滿大街都是普通人，我們找選題的標準是什麼？我說，第一，有獨特的個人命運，並且有能力進行個人化的表達，就是我不要聽套話。第二，透過ta的個人經歷，能看到群體和階層的經歷和處境。第三，透過對群體的關照，能夠看見時代和歷史。

《半邊天》節目光碟

波瀾壯闊的女性內心

有一期節目是一位天津的中年女性。她愛思考，愛寫作，但有一隻眼睛是斜視。從小特別自卑，不敢惹一切人，不敢愛人。在生活裡她習慣性地討好所有人，誰誰誰喜歡毛衣，誰誰誰喜歡包，她就給人織或者花錢去買，轉頭送給那個人。到後來，有一次中央電視臺招編輯，她考試過了，面試之前她跑了。她本來應該有不一樣的人生，但她徹底被一個生理缺陷擊垮了，一輩子都想逃跑。

和這期形成對照的是一位老年女性的故事。她就是有一天，突然跑去學現代舞，只有這樣，她才覺得自己舒展了，表達了。事實上她歲數挺大的，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散文家，在自己的領域不缺表達的機會。但她就是想去跳現代舞，在自編的動作裡表達自己。所以那一期我們取的標題是《跳舞就只是需要跳舞》。

我們也採訪過很多特殊職業的女性。我印象很深是一位女性法警。她是給死刑犯執行注射的警察。在她日常遇到的犯人裡，很多是女性重刑犯。這幾年，很多人都瞭解了女性重刑犯中很多人是因為情感或者遭遇家暴而實行的犯罪。所以這位女法警在面對這些女犯的時候，常常會替她們感到難過。

她曾經有過調走的機會，但還是留下來了。每次要去執行死刑之前，她會和女犯人聊天，甚至問她們，你還有什麼心願，我盡力幫你完成，她就是總想還能為這個工作做點什麼。

女性和婚姻這個話題，到現在還是公眾關注的焦點。那時候我們做過很多關於戀愛和婚姻的節目。有一期就叫《誰敢不結婚》。主人公是縣城的一位年輕女性。她跟我們寫信說，我必須戀愛才能結婚，但我的環境裡，一相親就是擺雙方家庭條件，我跟誰都沒有共同語言，馬上30了，我該怎麼辦？

在那個環境裡，她說自己已經成為一個怪物。她一直在悄悄地買彩票，想著等哪天中了大獎，她就去北京去上海開始新的生活。

我們想去看看那個環境究竟對人的壓迫感有多強。去了之後，我讓男編導和她一起從小區樓底下走過去。所有人家的窗戶啪啪啪都打開了。她和其他人打扮也不一樣，那兒的女性基本都穿一腳蹬的緊身褲，她只穿白襯衫牛仔褲，她用文藝青年的外形在表達自己強大的堅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小城女青年有多苦悶。

還有一個類似的女孩，她是在縣城糧食局看守倉庫的。20多歲，一個人守著一座黑不溜秋的大倉庫。在當地這是個鐵飯碗。但她覺得自己太壓抑了，沒有同事，沒有社交。我記得我和她站在那座沒有窗戶的大倉庫裡，鬧鐘滴答滴答的聲音特別清晰。人的一輩子可能就這麼過去了。

《半邊天》的觀眾很喜歡給我們寫信和打電話，其中很多是在外地打工的年輕女孩。她們的生活看上去已經和上一輩有了巨大的變化，但在面對婚姻、家庭時，她們的苦惱和掙扎並沒有變得更少更輕。

有一期節目叫《韓春霞的嫁妝》。我們去河北採訪即將結婚的女孩韓春霞。她在外地打工了好多年，給家裡掙了不少錢。她想留在城裡，可是城裡找不著物件。家裡三催四逼，給她找了一個物件。結婚前幾天，我們到了她家，她拿出一件紅黑兩色的毛衣，打算結婚那天穿。我問她，怎麼不選一件傳統的紅緞子，她說因為紅與黑。我說什麼叫因為紅與黑？

她說，在城市打工的時候，聽說有一個特別有名的外國小說叫《紅與黑》。看見這件毛衣，她就決定結婚穿這件。這代表著她嚮往的一個外面的世界。

圖源節目《韓春霞的嫁妝》

她也很驕傲地給我介紹她家給她準備的嫁妝，電器，傢俱，農用機械，特別豐厚，在農村很拿得出手。父母準備的嫁妝裡，只有一盞粉紅色的檯燈是她特別要求買的。她說夜裡，開著檯燈，心裡好像有了一點寄託。

第二天她帶我們參觀新房。從臥室大衣櫃裡，她拿出一個鞋盒，說是給自己的嫁妝。從沒有給人看過。裡面是一大摞舊的筆記本，是她在城市打工時的日記。她說，這是她最寶貴的東西，是她給自己的嫁妝。

我們拍完節目走的那天，送給她10本從王府井新華書店買的名著和小說。那個即將出嫁的姑娘緊緊把那摞書抱懷裡。我們的麵包車開出去一百多米了，她還站在門口。不知道怎樣的生活在等待著她。

除了打工的姐妹，小地方苦悶的年輕女性，我們也採訪過很多年長的女性故事。我記憶中印象很深的是一個跟知青那段歷史有關的採訪物件，那期節目叫《小芳的故事》。講的是上世紀60年代，上海知青去北大荒插隊，一個叫劉行軍的男知青和當地村裡一個叫王雅文的姑娘好了。

兩人準備結婚的時候，文革結束了，劉行軍說我先回上海安頓一下，你等我回來接你。這一走就是幾十年。劉行軍和父親老戰友的女兒一塊上大學，畢業，出國留學，只有王雅文那傻姑娘在村裡乾等。又過了很多年，劉行軍離婚了，從海外回國。有一天在上海街上遇到高中同學，同學說你知道嗎，咱班有人回過知青點，那個叫王雅文的，不結婚一直在等你，病得都快站不起來了。

劉行軍從屯子裡接回了王雅文，兩人終於結婚了。過了幾年，換劉行軍得了重病，王雅文用她那種強大的生命力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大城市，給丈夫借錢，看病，最後康復。

這樣傳奇的普通人的故事還有很多。我記憶很深的是一個被拐賣的女性的故事。她最早是不斷地給我們打電話，其實就是無處訴說。後來答應接受採訪，我們去了。一個特別漂亮的四川女孩，17歲的時候被親戚騙去外地打工，賣給一個歲數很大的男的。

一年後生下一個女兒，她就跑了。在另一個城市打工，學習，上補習班。有人給她介紹了酒吧陪聊的工作，她去了。中間經歷幾次沒有結果的戀愛。

我們找到她的時候，她在一家企業做職員。沒有人知道她的過往。我們問她，那你何必現在接受採訪。她說，之前每次戀愛，都因為自己過去的經歷而中斷，這次她想一次性告訴所有人，讓大家知道她是誰。還有一個原因是，她想有一天去找回自己的女兒。我得拿這個節目作為證據，給她看，我要讓她知道我為什麼離開了她，她可能不理解，不原諒，沒關係，我得讓她瞭解她媽媽這一代的女人經歷過什麼。

我被她的勇氣和深刻打動了。我意識到，在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的過程中，鄉村女性的城市化有著各種各樣的方式。有像韓春霞的嫁妝那樣的，也有被拐賣進入城市的。

當時我們建議她給臉打上馬賽克，她說不用。後來真的出事了，江南一家小報以一個三陪女的自白複述了我們那期節目。我看了真是如雷轟頂，打電話過去，已經找不到她了。過了一些天，她說被單位開除了，房東也退租了。那是2002年，之後她徹底消失了。這人也成了之後我的一個心病。

又過了幾年，我在網上做一個直播訪談。突然在互動網友的留言裡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我認出了，那就是她的網名。我跟工作人員說別管直播了，我要跟這個人互動。我們又聯絡上了，她去了一個新的城市，隱姓埋名。之後若干年，曾經發生過的又發生了一遍，但這次她新公司的領導保護了她。過了幾年，她30多歲了，在一次活動上被一位軍官認出來，後來兩人結婚生子。她最終要回了女兒，第一次開始過上平靜的生活。

最後一次通話，她說一切都特別好，只有身體一般。她說，這次就是想跟你說一下，張越，到我臨死的時候，我的眼前會浮現一些人的臉，其中有你。

我想保衛她來之不易的平靜生活。我去臺裡打了一個加密報告，申請將她那期節目永久封存，就是我自己去借也看不到了。以後都不會有人再看到了。

張越

你走了，又剩下我一個人了

所有這些採訪物件裡，我印象最深的還有兩位。

一個是東北的女孩。多年前，她的姐姐姐夫鬧離婚，在一次糾紛中，姐夫怒氣之下打死了岳母。姐姐當場精神分裂，姐夫逃跑，多年消失不見。這個女孩當時就不幹了，拋下工作、家庭，千里追兇，跑遍全國。每次打聽到一點線索，她就去當地打零工，走街串巷地找人，7年後，她在長白山裡找到了線索。

她帶著警察抓住了姐夫。那7年，對她來說是地獄般的7年，她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當面問姐夫，我媽死了，我姐瘋了，憑什麼？只有將姐夫繩之以法，這件事才能了結，她才能開始新生活。

最初是一個別的電視欄目找她講千里追兇的故事，做完了，她跟人說，你們去幫我把張越找來，有些話，我只想跟她說。

我去了，她說，本以為把兇手抓住了，這個事就完了，經過了才知道完不了。她說，判了死刑之後她去見姐夫，姐夫說，殺人應該被槍斃，但是我必須得跟你說，我真不是誠心殺咱媽的，是那個時候情急之下動作粗暴……

他說，你姐姐瘋了，我死了，以後你能幫我照顧孩子嗎？那個女孩說，那你到了那邊，能幫我照顧我媽媽嗎？姐夫說好。兩個人在7年後，死刑之前，互相原諒，達成了和解。

這麼多年，這個東北姑娘和我一直有聯絡。除了她，我記憶裡印象最深的，同時也是《半邊天》創立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期節目的主人公，劉小樣。

劉小樣最初也是給我們節目組寫信。有天，一位編導說，有封觀眾來信挺有意思，一個北方農村的女性，說她特別喜歡讀書，但是她的環境裡面沒什麼書，她覺得自己活得挺不滿足的。

我最初只是把她當成一個有精神需求的農村婦女，覺得不錯，新一代的農村婦女嘛。後來同事跟她通了電話，聊完之後，說她內心很豐富，思想有別於我們通常看到的農村婦女。我說行，能不能去採訪她。後來同事說不行，人家不接受採訪，因為環境太封閉了，一個鄉下媳婦，不好好做人，跟外面的不認識的人瞎勾搭，會讓村裡人說閒話。我說那就算了，這事就放下了。

誰知道，機器支起來，什麼都談不出來。信裡那些豐富的感受啥也表達不出來。我想，這嘉賓得陪伴，先不走了，陪她待幾天吧。

以前錄節目，頂多熟悉半天就夠了。那一次，我們在劉小樣家待了三天，同吃同住同勞動，天天下地幹活，回家做飯，出去趕集。三天，我們已經特別熟了，她跟我一點不害羞了，我說行了，錄吧，就又擺開了架式。

就是後來大家看到的田邊。又談不出來，跟三天前一樣。日常的話題可以說，但是真正有內心感受的表達，一句沒有。那天下著雪，我們在田邊坐了幾個小時，快凍死了。

圖源節目《我叫劉小樣》

實在是挖不出來，沒辦法，只能放棄了。我就跟攝像說，您去周圍多拍點空鏡備用吧，拍了我們就走。他去拍空鏡的時候，我和劉小樣的談話已經結束了。按照一般的工作流程，他可以關掉裝置，也不聽耳麥了。

我已經完全死心，不知道還能聊什麼。我隨口問她，你老說你不開心，那麼怎麼著你就開心了呀？換成書裡或者電視裡的誰，你就開心？

她毫不猶豫地說，你。我說，啊，為什麼是我。

她說，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哪兒都去過，不像我，我們這些農村女人呀，哪兒都沒去過，你看我住的這個地方，如果坐汽車去省會，只要5塊錢，我們村前頭就有汽車站，後頭就有火車站，但我一輩子就去過一次西安，是結婚之後我老公帶我去的。去了西安，站在鼓樓，我身邊人來人往，全是人，我站在那兒就覺得特別孤獨，我就哭了。

這個時候，我知道真正的談話開始了。她繼續說：

在我們農村的生活裡，有了錢，買衣服是正常的，買書是不正常的，買房子置地是正常的，出去旅遊是不正常的，如果你要想看書，你要想旅遊，你想跟外面的人說話，交朋友，你想出門，別人就說你這個媳婦不安分，可是我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我去不了。我就讀書，書也沒有。我讀電視，我看電視跟你們看電視可不一樣，你們就是看，我是把電視當書讀的，我透過電視看到了別的地方，看到了別的人的生活……我寧願痛苦，也不要麻木。

她的話把我說得五雷轟頂。我一方面興奮，覺得這就是等了幾天我想要的。一方面是極度的絕望，因為裝置已經關了，攝像都走了。以她的性格，如果我當時說停，把攝像叫回來，她也重複不出來了，你也不能讓人家給你演，她又不是演員。

她的表達讓我特別感慨。我說，我知道你特別難過，但是你想過嗎，你的姥姥，你的媽媽，可能都沒有你這份苦悶，飯還沒得吃呢，房子還蓋不起來呢，所以在你的痛苦裡其實也有咱們女性在時代裡前進的腳步，你能聽得見這個腳步聲嗎？

她說，我能夠聽得見。雪花落在我和她身上。這樣的談話充滿了時代感、歷史感、個人命運感，可是卻什麼都沒拍下來。我緊張到渾身冒汗，外套裡面的毛衣全溼透了。手指甲摳著我的手心，一直往裡摳。但是我不能跟她說，你停下來。那半個小時，我絕望極了，心裡不斷在重複完蛋了，我全錯過了。

等到她都說完了，我特別沮喪。回頭想找我同事都去哪兒的時候，我才發現攝像躲在我側後方一個特別不起眼的地方，衝我做了一個OK的手勢。原來他一直開著話筒，一直在偷聽，聽到這個談話有意思的時候，跑回來，躲在一個劉小樣看不到的地方，一直端著攝像機朝我們這邊拍。所以劉小樣這期節目是一位攝像救下來的。

後來我老說什麼叫好的團隊，就是我們要真心尊重合作者和同事。比如我這個攝像，出門出差永遠愛喝酒，喝完酒就出問題，要不起不來床，要不趕不上火車，要不手機丟了，要不發火跟人吵架——屬於那種很多人會不願意跟他合作的麻煩製造者。但同時我知道他的敏感，使得他不會成為一個呆板的匠人。他對節目內容永遠保持著新鮮感，這就特別好。

最動人的部分全是他偷拍到的。後來節目播出之後，反響特別大。好多媒體找我要劉小樣的聯絡方式。我打電話問了一下她。她說別給了，任何人都別給，因為我的生活沒有機會再改變了，她說如果我還年輕，你知道我一定待不住的，我一定要走出去的，可是我這麼大歲數了，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不高，我已經沒能力出去了。你別再讓人來招我了，我現在就覺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這麼待著。

那天做完談話後，我們和劉小樣夫婦告別了，收拾好裝置回到縣城賓館。當天我收拾好箱子準備回北京的時候，她突然衝進我賓館的房間，進門就抱著我嚎啕大哭，她一個人哭了很長時間。

最後她說，你忽然就來了，忽然又走了，就像一場夢，你走了，又剩下我一個人了。這些像詩一樣的句子，是她在她的環境裡不敢跟任何人說的話，也沒處訴說的話。其實這就是我於她的價值。我內心覺得特別的酸楚和百感交集。我覺得她思想的那種勤奮程度超過我見過的絕大多數人。

節目播出之後，很多人跟我講，劉小樣的身上有ta的影子。特別有趣的是，有同感的人不只是農村婦女，很多是男的，有搞藝術的，有做文化的，總之各行各業都有人跟我說特別有同感。

我發現這期節目，其實跟我一開始設定的農村婦女學文化這個主題是沒有什麼關係，事實上它表達的是一個人類的母題：生與死，愛與恨，去與留，滿足與匱乏，它說的是人性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男女老少每個階層的人都對她的孤獨感——對她既渴望又不敢去嘗試、不嘗試又不甘心——對她的所有的這些，有那麼強烈的共鳴，乃至想起她說的話就想哭，那是因為跨越所有階層、地域、文化、性別的分類，我們都是人。

我覺得在劉小樣身上找到了。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什麼都跟我們都完全不一樣，但她那種焦慮、喜悅、痛苦，全部都有人本性中最共通的那個東西。這一切讓我在那幾年快速地成長。那是我最快樂的幾年。

圖源節目《我叫劉小樣》

只要有一個女人

《半邊天》最初是應1995年第四屆世婦會在北京的召開而誕生的。1995年後，幾乎全國各地的電視臺都開辦了女性節目。世婦會結束後，這些節目大部分消失不見了。《半邊天》是其中開辦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女性節目。

當年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聯大特別會議上向全世界推薦，中國有一個叫《半邊天》的節目在一直宣傳性別平等。我覺得我們不是做了一個花裡胡哨的節目，而是傳遞過一種價值觀，而且確實對很多女性產生了影響。

但如果要檢視1995年世婦會時設立的那些行動綱領和目標，進步是有的，比如性別平等作為基本國策得到了更廣泛的宣傳和推動，中國高速的城市化程序也使得越來越多的女性成為職業女性。

但同時，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城市化程序中還存在著另外一個風險，即和城市化伴隨的消費主義潮流使女性又進一步成為被消費的物件，所以機遇和風險同時都存在。

幾年前，《半邊天》因為收視率的問題被停播了，但網站還在。網站上面有一首詩，是美國詩人南希•史密斯的《只要有一個女人》。

1995年，我加入剛成立不久的《半邊天》。領導請性別研究的學者來給我們上課，老師們就給大家唸了這首詩。所以我們特別喜歡那首詩，後來我也經常出去做性別話題的講座，我也會給觀眾讀這首詩。

我覺得這首詩說的其實是性別平等的真諦。性別平權不是女人非要跳出來向男人奪權，而是女性從人的要求出發，要求以一個同樣平等的主體地位被對待。它是對性別刻板印象導致的生存方式、生存選擇的一次解脫，它要解放的是所有性別的人類。

《只要有一個女人》

只要有一個女人覺得自己堅強，

因而討厭柔弱的偽裝，

定有一個男人意識到自己也有脆弱的地方，

因而不願意再偽裝堅強。

只要有一個女人討厭再扮演

幼稚無知的小姑娘，

定有一個男人想擺脫

無所不曉的高期望。

只要有一個女人討厭情緒化女人的定型，

定有一個男人可以自由地哭泣和表現柔情。

只要有一個女人覺得自己為兒女所累，

定有一個男人沒有享受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

只要有一個女人得不到有意義的工作和平等的薪金，

定有一個男人不得不擔起對另一個人的全部責任。

只要有一個女人想弄懂汽車的構造而得不到幫助，

定有一個男人想享受烹飪的樂趣卻得不到滿足。

只要有一個女人向自身的解放邁進一步，

定有一個男人發現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