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為導演，是有點被推著走的。

作者 | 連然

01

故事更早要從上個世紀說起。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日本戰敗投降，在其撤退與遣返期間，大量遺孤被中國東北家庭收養。這些遺孤總數在4000人以上，其中多數是日本開拓團的後代。在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後，中日兩國政府透過友好協商，開始組織和實施遺孤回國尋親活動。

《又見奈良》就是以此為背景展開的。2005年，一位許久未收到養女回信的老奶奶遠赴日本奈良，在二代遺孤小澤和退休警察一雄的幫助下踏上尋人之旅。在異國他鄉的奔波中，他們與許多歸國遺孤邂逅，昔日戰爭創傷的側剖面逐漸展開，而養女的蹤跡始終難尋……

導演鵬飛是在他的上一部作品《米花之味》在奈良國際電影節獲獎後得到這次的拍攝機會的，要求題材不限，但全程要在奈良拍攝。他1982年出生於京劇之家，曾旅法學習電影八年，大三時進入洪尚秀《夜與日》的製片組， 大學畢業後成為蔡明亮的助手，先後擔任《臉》助導，《郊遊》的編劇和助導。

“作為中國人，我一定要拍一個反戰題材”，鵬飛喜歡歷史，有這樣一個在日本拍攝電影的機會，拿來拍其他題材譬如情愛，可惜了。

題材定了。鵬飛接著尋找落地點，他跟很多人聊天，問他們在日本的生活，聊著聊著，遺孤這事兒就出來了。他買很多相關的書來看，越發覺得動人，“在那個時候這個行為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道主義行為——在巨大的人類災難面前、戰爭面前，能把日本人的孩子養大，這裡面都是大愛與人性的光輝。”

當時共有四個獲獎導演角逐這次的拍攝機會，每人要在兩週內出一個故事大綱。鵬飛這個關於日本遺孤的故事最終被河瀨直美導演選中。2019年年初，鵬飛去了日本，在那邊居住了一段時間，尋找遺孤，走訪機構，同時，這個故事也入選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創投，鵬飛在那裡碰到了賈樟柯導演。因為是中日合拍的緣故，河瀨導演要找一箇中國的製片公司一起來做，需要一個聯合監製，正好她跟賈樟柯也是好朋友，就定了下來。

而為什麼是個媽媽找孩子的故事，是因為鵬飛看了《中國母親與日本遺孤口述史》這本書，記者問那些母親的願望是什麼，是去日本看看自己的孩子，如果找不到他們，起碼去看看他們的故鄉是什麼模樣。他從這些話語中感受到情感的深切，她們從一開始就知道孩子是“日本鬼子”的孩子，揹負著壓力撫養他們，又目送他們遠走，但還是掛念他們在心中。鵬飛想要用電影的方式來為這些母親們圓一個夢，故事的主線由此奠定。

在奈良，有一個民間組織歸國者協會，每週六會組織一堂課教這些遺孤日語。鵬飛也去參加這個課，他看到很多五六十歲的老頭老太太，他們看不出日本人或者是中日混血的樣子，撲面而來的反而是中國人的熟悉感。

他們的視力已經不太好，寫單詞得離桌子特別近才能寫，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動不動得問老師，這個不明白那個也不明白。鵬飛感受到他們似乎是在彌補，彌補早已遠去的缺失的童年。是啊， 如果不是那場戰爭，他們本應該在當地的小學完成這些。因為命運，他們得在數十年後才有機會為自己補上這一課。

在《又見奈良》裡，被尋找的養女其實在回到日本後過得並不幸福，但她在給養母的信中總是帶有笑著的照片，總是說自己過得不錯，跟中國人一樣，報喜不報憂。既然過得不好，為什麼也不回中國？為什麼當初一定得回到日本？

鵬飛也找到了答案。他們當時決定離開中國回到日本時，就已經把中國的身份、戶口本、身份證都取消了，中國也不是想回就能回去的了，何況，許多年過去， 朋友也都斷了聯絡，工作的地方都關掉了，要回去重新開始，是很難的。“他們說，移動一次不容易，再移動一次回去沒有那個勇氣了。”

他能理解這份勇氣的缺失。鵬飛有一個在法國求學時認識的朋友，幾年前他回國後有一次打電話給這個朋友，問他怎麼還沒回來。朋友說他不敢，說自己沒有勇氣，國內的朋友圈都斷了，回去得從零開始。他學的平面設計，在法國只找到一份在萬寶龍店做櫃員賣筆的工作，但穩定壓倒一切，他沒勇氣回國重新再來一次了。一個二三十歲的年輕男生尚且如此，何況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呢？

而當初一定得回去，是人尋根的本能在驅使，他們想知道自己到底姓甚名誰，也不是沒想過在日本安定以後把養父母也一併接過去，但實際上真的有能力做到這樣的人，是很少的。畢竟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從中國的村裡過去的，回到日本，能做的工作多數是那些底層的苦力活似的工作，譬如在酒店洗床單，在餐廳洗菜，在工廠裡焊東西……

在鵬飛找到的遺孤當中，多數是二三代遺孤，一代遺孤很少。有一次他終於在一個偏遠的村莊裡找到一對一代遺孤夫妻。他跟老太太打招呼，用中文說自己是從北京來的，對面的老太太立刻就要掉眼淚，“中央終於有人想起我們了！”鵬飛趕快解釋自己不代表中央，只是從北京來，老太太拽著他的手往田地裡走，對著丈夫就是兩句東北話，“來且（東北方言， 客人）了！”她丈夫迴應：“嘎哈（東北方言，幹啥）？”

1947年冬，東北剛剛解放，盤踞在威虎山的土匪劫掠百姓，解放軍指戰員用巧計消滅土匪，智取威虎山。《又見奈良》裡，一對遺孤夫婦就在家裡無實物表演了京劇《智取威虎山》唱段，這段表演的靈感來自鵬飛調研時遇到的一位老大爺。

在跟老大爺聊完他的身世之後，鵬飛問老大爺，“您平時業餘生活幹點什麼？”老大爺順手便從大衣櫃頂上拿下一把二胡，拉起二胡唱起了京劇。鵬飛從小是在劇團長大的，家裡姥爺就是拉二胡的，雖然他沒傳承下來這門手藝，但好壞還是能聽的出來。

這位老大爺一唱一拉並不好聽，旁邊的日本同事還問鵬飛，這就是你們的國粹嗎？似乎有點難以理解。但老大爺拉完那麼一段二胡，一抬頭，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他喘口氣，沒說話，在場其餘人也不知道說什麼，一時陷入冷場。“這種感覺你覺得是思鄉嗎？是感嘆命運嗎？或者什麼？我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但是在中國長大的，這就是遺孤，一代遺孤。”

鵬飛之前還去參加歸國者協會的活動，有時候是扭秧歌，有時候是詩朗誦或者唱歌唱戲，有時候逢年過節，活動就成了包餃子，包東北酸菜大餃子。鵬飛能感受到，唱戲扭秧歌這些，是這些遺孤們在日本的辛苦生活中難得的開心事，所以他把這麼一段情節也就放在電影中，像是一種遙遠的撫慰。

《又見奈良》的最後一幕，是在一個據說有遺孤生活的村莊裡，奶奶、小澤（二代遺孤）和一雄（退休警察）在晚上走過被樹木遮蓋的小路，偶遇一場日本的祭祀，鵬飛想，雖然沒有找到養女，但或許奶奶會在那一次得到釋懷也說不定，畢竟她知道了起碼有一個遺孤回到了家鄉，安穩地生活著，曾被戰爭強硬扭曲人生軌跡的人，起碼有一個，回到本應當的來處。

02

某種意義上，鵬飛在上一部電影《米花之味》裡，也完成了一次對自我的找尋與和解。他的再上一部也是第一部電影《地下香》，有點太像蔡明亮，他很感激也很受用跟著蔡明亮的那幾年，但那部電影不是他，不是他喜歡與想要的東西。他要找到自己喜歡的。

他去了雲南。到達的時候是一個傍晚，太陽下山了。接他的社工為他騰出一間房，他剛把行李放下，就聽見遠處飄來敲鼓的聲音，咚咚咚咚咚，鵬飛問社工才知道，這是當地居民在為將要到來的潑水節在排練敲鼓。他想去看看這場面。

裝好相機，開啟手電筒，一路打著光走到了寺廟。鵬飛看到有穿著落半個肩膀的橘黃色衣服的小長老，拿著鼓在敲，旁邊還有村民在敲打別的器具，以及穿著民族服裝的女性在跳傣族舞。一種熱烈的氛圍在夜間展開。社工在一旁說，潑水節還有幾個星期就要到了，大家白天都忙，只有晚上有空來排練。

他本來只打算待兩個星期。但那裡的風土人情一下把他迷住了，這一待就是一年。至少八個月的時間，他沒刻意去想劇本的事情，他就是在那裡生活。他跟當地的村民一起種田，拜山神、砍竹子，跟著一起參加潑水節，有誰家的人結婚、生小孩，他也都去看看。有時候他會送住的遠的小孩回家。這都是後話了。

一開始，小孩可能還把他當人販子對待，他讓小孩過來說話，小孩不肯，要看他的身份證，他拿出來遞過去，小孩鄭重其事地正面反面都要看一遍，完了還要拿回家給家裡的阿婆看一遍。小孩怕他是人販子，吃人的心的那種。

後來就熟了，跟人熟了，跟這個地方這個寨子也熟了。在村子裡，鵬飛陸續交到一些朋友，為了看起來更適合當地，他頻繁地曬太陽，曬出跟當地人一樣的膚色，儘量學當地的方言，去當地的地方拜佛，跟當地的居民一起過節日。那是一個明亮的邊陲小鎮，有許多清澈的眼神，七彩的服裝，鮮亮的房頂。《米花之味》裡就是這樣一副景象。鵬飛在電影裡真實地呈現了他在2016年那一年間在雲南的體驗。

電影裡的留守兒童們也不是尋常刻板印象裡的那樣，“黑板刷一拉開裡邊是顯示屏，然後老師在這拿一iPad在講臺上寫，後邊就顯示出來了。跑道是橡膠跑道。所以說什麼是真實的？有些人去拍什麼一家三個留守兒童穿一條褲子的場面，至少我是沒看見，我看見的小孩都是那種穿著特別流行的帽衫，戴一個棒球帽，還拿著手機玩的。”

鵬飛問那些小孩喜歡聽什麼音樂，“龍井！”，開車回去的路上，他問車裡坐著的小女孩，咱們學校教什麼歌了，要不要唱首歌？小女孩一開口，就是TFBOYS的老粉絲了，左手 右手一個慢動作，立刻就來。

在滄源，空氣很好，雲彩都很低，天也很低，很藍，生活也很慢。鵬飛時不時地會開啟百度、高德地圖，看看北京有多堵，然後就關掉手機，在山上開車隨便走走，開15分鐘到中緬邊境，抽根菸又開車下來。

這些輕鬆愉快的東西也在《米花之味》裡出現。如果說《地下香》在基調上還有點灰暗，到《米花之味》，就變成“明亮的中國”。鵬飛說，他沒有要刻意“主旋律”，這是他取材於真實生活，發自內心所呈現出來的。《米花之味》拍的是外出務工的母親返回家鄉，與處於青春叛逆期的女兒之間從疏離到理解的故事。這次拍完，鵬飛覺得找到一種自己喜歡的講述方式——用有點幽默、有點輕盈的方式講一個悲傷的故事。

等到電影拍完，鵬飛從小鎮離開，到達昆明機場時他甚至有點害怕。在人煙稀少的邊陲小鎮待了太久，他對這繁忙的人流與車流有了些陌生，也就在那時，他忽然些微地理解了那些從小地方出發到大城市的人，在面對萬家燈火時，為什麼會沒有歸屬感。

後來回頭想想，這次匆忙籌備的雲南之行，多少是用了點勇氣的。似乎開始工作後，鵬飛就習慣了這樣。不要猶豫，不要等，要做就做。如果要等等看，可能機會就被等過去了。當然也有可能會等來更好的機會，但誰知道呢？“現在有事情就趕緊幹，不要猶豫。時間飛逝，馬上就奔四了。”

03

早年在國內高考之後，鵬飛沒有直接去上大學，他想出國學藝術，考慮到費用問題，法國成了他的選擇。在大三時，鵬飛在洪尚秀的《夜與日》劇組實習，不過那時他在製片組，沒有接觸創作。

到了大四畢業，蔡明亮導演在巴黎籌備《臉》劇組，鵬飛過了面試，開始跟隨蔡明亮，先後擔任《臉》助導，《郊遊》編劇、助導。《米花之味》的攝影便是蔡明亮的御用攝影師廖本榕。要說蔡明亮的影子，其實在鵬飛的第一部電影《地下香》要更多一些。說起來，他成為導演，是有點被推著走的。

剛開始跟著蔡明亮做副導演時，鵬飛也想過是不是自己要拍個東西，但沒什麼勇氣，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這塊料。在跟完《郊遊》之後，鵬飛回到了北京。是蔡明亮鼓勵他，讓他試試自己拍一部。

地下室，住在地下室的年輕人引起了鵬飛的注意。闊別多年，地面上的北京，發展之快令他驚訝，而地面之下的北京，又是完全不同的生存景象，他決定用剖切面的方式講述這種變遷。《地下香》由此而來。

《地下香》拿了許多獎，先後獲鹿特丹影展、戛納影展基金，獲得第72屆威尼斯影展“威尼斯日”最佳影片。但鵬飛覺得沒拍好，電影裡的風格並不是他真正喜歡的。拍完之後他意識到自己受蔡明亮的影響太大了，但是“我又拍不過蔡導，就是東施效顰。蔡導構圖是那樣，他真的是發自內心的。而我是模仿的，不是發自內心的。所以我覺得就不好看，我也很迷茫”。

那種模仿是無意識的。“一個鏡頭，攝影師幫我擺哪都不舒服，唯有是擺在這裡，然後一個廣角，幾個通道，然後人來回走，每個人奇奇怪怪的來回走，這才舒服，我才覺得這樣可以。但拍完之後一看，這不就是《天邊一朵雲》嗎？這根本就不是我，但是當時沒有辦法，擺成別的樣實在不舒服。”這些從蔡明亮身上習的美學方面的東西對鵬飛而言很重要，但是，當他要自己執起導筒時，這些東西就成為他要跨越的存在，他得有自己的東西。

有人從小地方來到北京，也有人回去，鵬飛想到不如拍一個回鄉人的故事，拍一拍這些北漂的人回家，後來他因緣際會地去了雲南滄源，後來便有了《米花之味》。

至於《地下香》，鵬飛一度聽到有人提起就害怕就緊張，甚至後來他都沒再看過這部電影，對於他而言，《地下香》某種意義上是個不好的回憶。但他後來又覺得，正是《地下香》所帶來的緊迫感與焦慮感迫使他驅動他去重新回到生活，找到自己內心真的喜歡的是什麼。

判斷標準也簡單，他把自己當成一個觀眾，自己是不是喜歡這個電影？《地下香》他自己都不想看，看一會兒就想出門，更不敢給觀眾看。但《米花之味》至少他自己可以坐下來看，所以也樂意給觀眾看。

到了《又見奈良》，鵬飛說，雙雪濤在看到結尾的那一幕長鏡頭時說了句，蔡明亮又回來了。他倒也挺高興的，只是“我都不敢叫它長鏡頭，蔡導的長鏡頭是14分鐘起跳的，我這跟三分鐘算什麼？”

從《地下香》入圍了威尼斯電影節“威尼斯日”單元開始，鵬飛的作品在電影節得到許多青睞，《米花之味》也入圍了“威尼斯日”單元，並獲得“特別提及獎”。他從電影節的創投中得到許多鼓勵，完成對自己的訓練，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人。

但是，另一個情況是，《地下香》未能公映，《米花之味》的票房只有229.8萬元，而從去年到今年，除去國師的《一秒鐘》1.31億元的票房，其他幾部高分文藝片都情狀慘淡，豆瓣7.8分的《氣球》669萬元、豆瓣6.6分的《日光之下》104萬元、豆瓣8.0分的《吉祥如意》1357萬元、豆瓣7.8分《小偉》145萬元，而此次的《又見奈良》成本也並不低……

從講述生活在大城市地下室的外來打工青年的故事，到在中緬邊境的雲南滄源，返鄉單親媽媽和留守兒童的衝突與和解，再到尋找遺孤，鵬飛的三部作品各有風光。他想成為一個多元化的導演，喜劇片，科幻片、冒險型的歷史片……都想自己拍試試看。

他還不想把自己固定在某些型別裡，不過，他希望作品都能有點喜劇的東西在，對喜劇的執念其實很簡單，他自己都不喜歡看悲劇。在與恆業的下一次合作裡，他計劃拍一部歌舞劇，故事由小說《海邊春秋》改編而來——在福建平潭島一個漁村裡，弟弟從浮躁的大城市歸來，完成自我尋找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