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30年,張藝謀給華語電影貢獻了太多。
2尊威尼斯金獅獎,1次柏林金熊獎,1次戛納評委大獎,3次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5次提名美國金球。
中國導演拿一座都吹上天,而張藝謀有3座。
至於,張藝謀為什麼沒能捧下戛納的金棕櫚獎大獎?這背後其實是有歷史原因的。
1999年,張藝謀的《一個都不能少》送去參選戛納。
因有升國旗唱國歌的鏡頭,
戛納評委會主席雅各布要求刪減
雅各布更喜歡《我的父親母親》建議張藝謀撤掉《一個都不能少》改為《我的父親母親》——
張藝謀很生氣,他向外界發表了公開信,拒絕更改,兩部電影都撤出戛納。
張藝謀的公開信大致意思是這樣的:
「我決定將《一個都不能少》和《我的父親母親》這兩部影片從您那裡撤回,不參加今年的戛納電影節。因為我覺得您對這兩部電影有很嚴重的誤解,這種誤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一部電影的好與壞,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對於中國電影,西方長期以來似乎只有一種“政治化”的讀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類,就列入“替政府宣傳”一類。以這種簡單的概念去判斷一部電影,其幼稚和片面是顯而易見的。」
「我希望這種歧視中國電影的情況以後會慢慢改變,否則它不僅僅是對我,而且對於所有的中國導演,包括後繼的年輕導演們的作品都是不公平的。」
這就是張藝謀的氣節和骨氣。
至於為什麼張藝謀沒有拿過奧斯卡,這個問題問的其實也有歷史原因。我在這裡梳理回答一下。
1987年,張藝謀拍了《紅高粱》,這部電影在1988年順利拿下了西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1989年,《紅高粱》被送去了衝擊奧斯卡,但是很遺憾的是,那會西方人剛從‘紅高粱’看到中國,
奧斯卡的獎項不可能就這樣輕而易舉頒給張藝謀。
於是有了後邊第二次《菊豆》的故事。
1990年,張藝謀和鞏俐拍了《菊豆》,這部電影的故事有些敏感。
中國官方對這部電影的態度也很矛盾。
一邊大力支援張藝謀把電影送去西方電影節,一邊又擔心《菊豆》在社會高速發展中帶來的負面影響
中國官方最後咬牙決定收緊文化政策。
但正是這種政治上的微妙關係,奧斯卡把《菊豆》送上了提名最佳外語片獎,成為了中國第一次。
那一年,張藝謀的《菊豆》敗給了扎維埃·科萊《希望之旅》
不是張藝謀技不如人,是《希望之旅》是一家三口偷渡者的經歷,是西方偷渡移民的心酸血淚史。
奧斯卡的評委席更喜歡西方故事的《希望之旅》於是把獎頒給了扎維埃·科萊
當然從今天的馬後炮來看,IMDb的評分和熱度,《菊豆》要遠高於《希望之旅》
《菊豆》被寫入了電影史,而《希望之旅》卻早已不知身處何處。
1991年,張藝謀的《菊豆》失意之後,《大紅燈籠高高掛》又再度入圍了奧斯卡提名名單。
最後敗給了義大利電影《地中海》
這部《地中海》是什麼來頭呢?“桃源,自由,民主,反戰”,也被網友戲稱是義大利版《桃花源記》
奧斯卡評委席喜歡這部《地中海》,美國本土觀眾也喜歡這電影,而《大紅燈籠高高掛》作為一部中國電影,雖然受到了影評界的支援,但沒幾個人看過這部電影。
奧斯卡本身就有著政治,文化因素考量,它不可能把獎頒給一部沒人看過的電影。
《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是張藝謀最接近奧斯卡的電影,但此後張藝謀調整了自己的電影風格,從文藝電影走向商業電影的個人轉型。
2003年,隨著《英雄》再度入圍了奧斯卡,但此前已經把獎頒給了李安的《臥虎藏龍》
奧斯卡不會把獎頒給同一題材,於是《英雄》又落選了。所以《菊豆》《大紅燈籠》《英雄》是張藝謀最接近奧斯卡的時候,但有時運氣,歷史,就是這樣,它跟你開了個玩笑,拿走了你的可能性。
甚至我們可以說,如果張藝謀是西方國家的國籍,他手中早就不知道堆了多少個國際大獎,多少個奧斯卡,他絕對是世界Top級別。
至於張藝謀電影總是在拍落後的中國?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老謀子的電影從未有過刻意帶著“中國的落後”去西方電影節獲獎。什麼叫?落後的中國,是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一昧的否定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歷史的,且對自我矮化和否定,對西方文明的崇拜,推崇。
這才是“精西方文明”電影,但試問張藝謀有過嗎?他從來沒有。
張藝謀拍電影的時代,是中國變革中的年代。
那會西方的物質文明衝擊而來的時候,出現了多少“公知”,多少的“留洋學派”,那會對對中國的攻擊還少嗎?從來就不少。
什麼叫對中國有偏見和傲慢的電影?就是去年《花木蘭》那樣的電影。
充滿著對東方文明的“窺視”下的傲慢與偏見,製造了西方視角下的東方奇景,它是有著中國元素,但是它沒有真正的中國文明,它在乎的只是中國人口袋中的錢。
我們現在回想一下。張藝謀的電影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對西方文明的跪舔嗎?沒有,從來沒有。
在張藝謀的電影裡邊,它之所以要回到中國的農村,回到中國最落後的地方去,是因為在那個時候,西方的電影大多是走向了娛樂化商業化的紙醉金迷時代。
以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的中國第五代導演認為:我們的電影不再是普通的單一化故事,電影要解決的問題不再是“革命”,而是要在文化反思上取得成功。
從《紅高粱》到《菊豆》再到後來的《影》
張藝謀都是不斷透過用“家族文化”去看到中國人本土思想的根深蒂固。
他是中國鄉土文化的守護者和傳播者。
但很多人壓根就不在乎張藝謀的用意。
他們僅僅只是看到,張藝謀鄉土情懷的民族故事,是貶低中國人“盲目”“落後”的討好工具。
他們覺得張藝謀當年能拿獎是因為張藝謀就是在賣慘。
但是沒有人知道,張藝謀擺明了立場拒絕刪減中國國旗,拒絕刪減民族故事,也沒人知道,有些大導演已經改變了國籍,而張藝謀的戶口還在中國。
他的根,他的人,從未離開過中國這片土地。
進入新世紀以後,越來越多的後輩電影人開始執著於現實主義電影。
那為什麼張藝謀要變呢?是因為張藝謀不站出來,中國電影就要黃了。
千禧年後,中國商業市場最賣座的除了馮小剛,就是好萊塢電影,合拍的港片。
本土電影被掃蕩一空,內地電影人都在忙著跟在張藝謀的後邊拍“紅高粱”呢,沒有拍商業電影,於是,張藝謀站了出來。
拍了那部無與倫比的《英雄》,張藝謀用3100萬美元成本,在全球收割了1.77億美元票房,同時提名奧斯卡,金球獎,被多個權威電影雜誌評選為當年最佳電影。
如若不是在去年把獎頒給了同為華裔導演李安的《臥虎藏龍》那麼《英雄》一定會捧下奧斯卡,當然,歷史沒有如果...
我只是覺得很有趣的是,從《英雄》開始抨擊張藝謀成為了一種“輿論正確”。
張藝謀背信棄義,走向商業化路線,屈從權力,媚俗,張藝謀已死...
總之在當下的輿論環境中,黑張藝謀就是正確的,黑張藝謀就是文青...
他們絲毫不會去查閱資料,為什麼張藝謀當年要去參加歐洲三大電影節?為什麼?因為要錢。
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市場小,觀眾大多是一線城市,觀眾都是知識分子。
全球的片商都去三大電影節找電影,得獎就是世界宣傳,對電影后續發行有幫助,如果導演成名還能拿到海外的投資。
張藝謀和賈樟柯之所以能有掌握極高的權力掌握自己的電影,其原因都在於他們有海外投資,對文藝片這種小而美的投資,國際影展是最好成名的方式。
張藝謀是為藝術獻身,但他也是人類。
到今天為止我都很討厭所謂的影評人,當然也包括我自己。
引以為豪的電影文學知識,他們雲裡霧裡的意識流,各類隱喻符號的解讀,固然精彩...
但誰來為你的夢想買單呢?
搞藝術需要吃飯,但是吃飯不需要搞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