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00座的“小城之春”換到1500座的露天劇場“站臺”，張藝謀的大師班重新整理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排隊記錄。不出意外，這一刻應該是今年平遙國際電影展的最高峰。人們依舊很認可張藝謀的分量，為他所講述的那些幕後故事放聲大笑、奮力鼓掌，也為能多了解到一點這位著名導演的下一步動作而興致勃勃。

作者 | 江婧怡

10月11日早上5點47分，高雨辰給我發了一張照片，是他在平遙電影宮“小城之春”影廳外拍的。他和他的朋友劉康已經到了，為的是搶到今天平遙國際電影展張藝謀大師班的位置。他們站在了隊伍的最前面。

前一天，我們在平遙電影宮斜對面一家小麵館裡偶然相遇。他們從濟南來，是山東師範大學電影專業的大三學生。高雨辰是山西晉中人，從家門口開車到平遙只要四十分鐘，但這回是他第一次參加平遙國際電影展。第一天的行程，他們安排了一部印度電影《籽苗》，電影紅毯，開幕儀式，和有張藝謀映前交流的《紅高粱》展映。張藝謀剛出現在“小城之春”，高雨辰立刻發了一條朋友圈：就在眼前了。

對他們來說，張藝謀算是今年最大的咖，也是這次平遙影展最值得期待的一部分，但他們更喜歡去年的陣容，“有李滄東，還有是枝裕和。”南韓導演李滄東的大師班也是去年影展的排隊之最。

但這個紀錄今年被張藝謀重新整理，免費入場的大師班提前5個小時就開始排隊，隊伍從“小城之春”影廳一直排到了電影宮門口，以至於平遙國際電影展藝術總監馬可·穆勒在張藝謀的群訪中途衝進來宣佈，由於參與人數過多，大師班的舉辦場地臨時從500座的“小城之春”換到1500座的露天劇場“站臺”。

不出意外，這一刻應該是今年平遙國際電影展的最高峰。與開幕日明星紅毯的場面有諸多相似之處，排隊的人群聽到一點風聲便伸長脖子、舉起相機，想要一睹被稱為“國師”的張藝謀的真容，為了保護張藝謀而緊緊跟隨他的數位保安，臉上神情也同昨日維護紅毯秩序時一樣嚴肅。今天的大師班就是電影愛好者的追星現場。

這次變動造成又一次混亂，上千人調頭衝向“站臺”，原本排在最前的高雨辰和劉康兩個人最終沒有坐到第一排，幸運的是他們最終以“聽說凌晨就來排隊的年輕人”的身份被張藝謀掛在口邊。在我們三個人的群聊裡，我感慨著他們五小時的等待，高雨辰緊跟著回覆，“以真心換真心。”

人們依舊很認可張藝謀的分量，為他所講述的那些幕後故事放聲大笑、奮力鼓掌，也為能多了解到一點這位著名導演的下一步動作而興致勃勃。

相較於亢奮的人群，這次來平遙，張藝謀的狀態更為輕鬆自在，窩在導演椅裡，和賈樟柯聊了一個半小時的電影往事。剛完成七十週年國慶聯歡的導演任務，又將最新完成的電影《堅如磐石》送審，工作暫告一段落的張藝謀這次大概真的只是來領個獎，同記者、影迷以及老朋友們聊聊天。

大師課現場 攝影/劉康

01 | 語不驚人死不休

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談不上有特別長遠的理想，嘗試畫畫、攝影這些，也只是因為在工廠沒有事情可做，培養一個愛好讓自己不要覺得無聊而已。後來改變命運，還是因為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個年代結束了，大學恢復了高考，那時候我已經28歲，後來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

拼命爭取上了電影學院攝影系是我改變命運的第一步。賈樟柯上電影學院的時候已經有了拍電影的夢想，我可不是。我在工廠幹了七年，只是想有個大學上就可以不當工人了，理所當然覺得，未來我就是幹這份工作的了，當時並沒有覺得這對自己會有如此重大的意義。現在想起來，沒有當初就沒有今天，跟賈樟柯坐在一塊做大師班對談。

其實那個時候電影學院只是剛剛恢復，並不像今天有那麼系統的教育，更要緊的還是社會在訓練我的電影創作，包括我的處女作《紅高粱》。

剛才賈樟柯說《紅高粱》作為一部處女作卻呈現了某種成熟感，我覺得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兩個方面的影響。首先是影片所處的時代。我們那個時代百廢待興，全國人民都非常關心文化，都在進行民族、歷史的反思，有大量的美術和文學作品，是一個非常可愛的時代。你在這當中尋找到的故事、所受到的影響勢必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所以呈現了某種超越我們自身年齡的更豐富的一種思考，那個時代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紅高粱》劇照

其次就是性格。我自己迄今為止還是希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狀態，包括做各種大型活動，總是希望有所創新，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現出獨特性來，有時候也會體現為一種不顧一切的勇氣，在色彩、畫面、音樂上求極端、不留後路。像《紅高粱》裡，趙季平最早給我們吹音樂是一把嗩吶，我覺得不過癮，就跟季平說，能不能把幾十把嗩吶搞到一塊兒去。他說那樣就吵得不行了，我說咱就要吵，所以最後電影裡就是四十幾把嗩吶齊吹，很刺耳的吶喊，就是要嚇你一跳的感覺。

當你個人的性格和那個時代碰到一起，處女作就會呈現出來一種本質的東西，就好像是這個人一輩子都不會改變的那個樣子，所以我很在意處女作。當年我看《小武》，也很典型地體現了賈樟柯的性格，我覺得直到今天，賈樟柯還是關注當下、關注普通人、關注底層人的命運，完全跟我那個大喊大叫的時代不同。

我總是希望有一些不同，哪怕這種不同被別人抨擊、詬病。我也不太愛惜自己，也不裝大師，還是希望保持心態的年輕。因為拍一個成熟的、完美的作品談何容易，我覺得我拍到現在還是做不到，還莫如追求一個特點，去追求一種自己想要表達的感覺。

像《大紅燈籠高高掛》，其實是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人家寫的是南方，因為我在山西拍過《老井》，對山西比較熟悉，看了喬家大院以後感覺很震撼，我要不拍，後頭肯定別人就拍了，當時就想把故事改到這來。

喬家大院上頭有個二層，有一天我就坐在二層往下看，突然看到那種方方正正的特別嚴謹的透視線，“沒有規矩哪來方圓”這八個字就浮現出來，那我想，我們就拍這個“規矩”吧，於是把這個故事徹底改了，拍這樣一種充滿象徵和隱喻的視覺造型風格。

當時的攝影師是趙非，也是我的同班同學。我跟趙非說，你攝影機擱這別動，咱們就這麼方方正正，永遠有透視線。就故意用一種極端的風格，用一種繪畫的方式去拍。那時候侯孝賢是我們的監製，他說你的院裡怎麼沒人呢，在哪吃飯，在哪打水呢，衛生誰打掃啊，生活的東西沒看到。他很含蓄地告訴我，但那時候感覺我也聽不進去。那時候其實是自覺和不自覺地在尋找一種造型風格，讓這種造型風格成為你的故事的一種承載。

今天讓我拍，也許不一定拍這麼極端的作品，人有了閱歷，總是顧慮比較多。所以那種不顧一切去追求的大膽和勇氣，還是呈現在《紅高粱》和《大紅燈籠高高掛》這樣兩個完全不同的作品上。

《大紅燈籠高高掛》劇照

02 | 無心插柳

拍完《紅高粱》以後，顧長衛的一個朋友要投資拍我的下一部電影，那時候可以說是第一個跟私營公司合作，還挺先驅的。

當時張羅著要拍王朔《我是你爸爸》那一類作品，與《紅高粱》是完全不同的型別。後來那個劇本不成型，我就想放棄了。當時顧長衛說人家籌備已經花了三十多萬了，這在當年是很大一筆錢，你必須再給人家拍一個。於是我拿了我一個朋友的劇本，一看，劫機，還有臺灣背景。那個時候其實談不上商業電影不商業電影，沒有什麼概念，感興趣就拍了，錢也花得不多，花了一百多萬，也就是《代號美洲豹》。

今天看來《代號美洲豹》就是商業電影，完全是一個新的嘗試。但當時我們那個時代講思考，講深刻，沒有人講娛樂，連娛樂這個詞都沒有，所以《代號美洲豹》出來，評論界一片罵。我們也覺得很沒面子，覺得拍砸了，所以後來多少年都不提這個事，感覺像走麥城，只說過五關斬六將。其實現在想起來，那個電影挺好的，可能擱到今天還挺成功。

後面到《英雄》，好像一切都按部就班，是我到了一個階段自然而然的變化，其實那時候完全是無意識的。而且當年《英雄》是按文藝片準備的，用了像《羅生門》的結構，四段式、五段式，然後討論一個永遠說不清楚的問題。

我自己一直喜歡武俠小說，男的嘛，都幻想當英雄，武藝高強，仗劍走天涯。當時覺得港臺都拍了那麼多古龍金庸了，我們自己編就借了荊軻刺秦王這樣一個典故。編得差不多了，劇本已經成型了，《臥虎藏龍》石破天驚，橫空出世。

我們都很沮喪，但當時我們的製片人是江志強，非常有商業眼光。他就跟我說，導演，拍啊，現在市場很好，機不可失，國外都願意買。後來他就問我要不要梁朝偉、張曼玉、李連杰，我說這可能嗎，這麼大的咖。我印象很深，之後我們拍的時候需要找一個配角，他說你要不要甄子丹。後來我看媒體評論說，這個陣容恐怕史無前例。

當時我和江志強說，可能有個15匹馬到20匹馬差不多了，他說太少了，80匹、100匹吧，就把我給鬥起來了。這樣一下，我就開始走極致。秦尚黑，我就讓秦全是黑的。可是那80匹、100匹馬都不是黑的，各種顏色都有，我們就花錢，給馬焗油，請了好幾家理髮店的工作人員。我印象中馬剛焗出來，穿上黑盔甲，大家都說秦兵的馬隊來了，像烏雲一樣地過來了，成了。但是很遺憾，到真正開拍的時候都褪色了，焗早了。那時候因為也沒有特效，特效很少，後面就用不同的顏色來劃分。這樣，就拍出來這樣一部《英雄》。

《英雄》劇照

當時我就覺得很過癮，能有這麼一個大製作，這麼多大演員，但還是按照自己的愛好和理解去拍。後面真沒料到，公演的時候《英雄》居然成為一個大話題，全年票房八億多，我們兩億五，中國當年全年四分之一的票房，是不得了的。要用今天的票房成績來看，那都是一百多億的票房。

今天大家願意給它中國第一部大片這樣的讚譽和肯定，但當年隨之席捲而來的就是批評。那時候我們對票房沒概念，也不覺得票房高是一個很得意的事情。我很在意大家的評論，很在意首都文藝界的評價，結果看人家都說我這個電影思想有問題，意識形態、價值觀有問題。

像今天，能有這麼高票房，我肯定睡覺都會笑起來，因為今天我們基本上可以說是以票房論成敗。當年還是不一樣的，所以《英雄》其實也是無心插柳。當然這是一個階段，我們都說好電影是不會以票房論成敗的，但是基本現在在福斯那裡，還是票房高了就是好。

從去年開始到今年，我有三部電影。《一秒鐘》是我自己的青春記憶，是寫給電影的一封情書；《堅如磐石》是一部警匪片，過了國慶也已經送審，是一個獨特的，我自己從來沒有嘗試過的型別；今年年底我準備拍《懸崖之上》，是一部諜戰片，在東北雪鄉拍，很希望拍出真正的冰天雪地，這也是一個新的嘗試。我也很願意嘗試不同風格的作品，跟不同的團隊合作。

《一秒鐘》片場照

感覺我現在是中國電影最忙的一個導演，幾乎每年都想拍新電影，如果一年沒有一個新的電影專案在運作，就會覺得很虛度光陰，所幸身體比較好，沒什麼大毛病。

電影的創作過程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們常常開玩笑自嘲說，像我們這些人啥也幹不了，就只能拍電影。但其實是內心有一個強大的聲音，一直在促使你去做這樣的事情。每一個導演心中總是有一團燃燒的火。其實很多電影拍出來無人問津，很多年輕導演不斷地遭受挫折，但是你看他心中那團火不會熄滅。這就是電影。已經不是簡單的為道良謀，也不是追逐名利，就是喜歡。

但其實我拍電影的節奏快慢，也不是自己控制的。我是趕上了看中的劇本，迅速地調整之後我就可以拍。坦率地說，我現在的身份就算職業導演吧，我們是用畫面、節奏、電影語言講故事的人。雖然我們可以拍作者電影，但未必是一個純粹和典型意義上的作家。職業導演就應該發揮我們的強項，給我提供好劇本，這樣我就可以多拍幾部電影。我覺得做導演最幸福的就是你碰到一個好劇本，你稍做調整就能拍，我覺得這是最不耽誤時間的。

我覺得現在中國最缺好編劇。現在中國電影市場好，坦率地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就是碰上一個好劇本是很難的。當然有很多導演自編自導，十年磨一劍，也沒問題。但是我這個人閒不住，可能我沒那麼深刻，我就希望儘快拍東西。大部分時間，導演挑劇本就像你逛商店，逛淘寶，你也不是缺什麼，就是瀏覽，看一個東西覺得不錯，錢也到位，你就把它買了。這就是我們導演的想法。

我覺得這樣子更自由，更把你的情感放在第一位。隨心所欲地去碰撞、生活，讓它給你一些啟發和靈感，而不是處心積慮地自己安排自己，給自己弄一條正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