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12日16時，《我的姐姐》上映11天，票房達到6.66億。據不完全統計，這部小成本家庭親情片已打破包括中國影史清明檔票房紀錄、中國影史家庭片單日票房紀錄等21項影史紀錄，成為清明檔期唯一能抗衡好萊塢大片的國產電影。

家庭親情片的上一次“風頭無兩”，還屬今年春節檔一騎絕塵的《你好，李煥英》。上映60天，收穫54.02億票房，成為中國影史票房第二名，僅次於《戰狼2》。從不被看好的“加長版小品”，一躍成為中國電影票房復甦的“扛把子”。

《你好，李煥英》與《我的姐姐》票房大賣，絕不僅僅是源於運氣。

事實上，2021年以來，真正引發社會層面討論的電影也只有這兩部。《你好，李煥英》講述“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引發了一場思念母親的“國民記憶”；《我的姐姐》聚焦二胎家庭、重男輕女、親情綁架等社會議題，呈現出中國家庭生活的複雜與矛盾、撕扯與羈絆，觸達觀眾情緒痛點。

從影像的風格表達到演員的表演功力，兩部影片都算不上“標杆之作”。 之所以能突破票房預期，且形成輿論轟動效應，恰恰是抓住了當下社會熱點與時代情緒。而這，也為無數的家庭親情片“後來者”提供了可借鑑之處。

《你好，李煥英》與《我的姐姐》成功的“奧秘”在很大程度上有著相似之處，那就是強烈的共鳴、代入感與話題性。

平心而論，《你好，李煥英》的穿越梗並不新鮮，同有喜劇基底的《夏洛特煩惱》就曾成功運用。 但《你好，李煥英》卻憑藉“母愛”這一世間最廣泛的情感，準確擊中了某種大眾心態。

疫情之下，親情和家庭價值得到了巨大的迴歸。在春節閤家歡的時刻，一部關於“母愛”的電影出現，無疑為大家的“情感喚醒”提供了一個閥門。 在中國人的家庭觀念當中，母愛充滿了“愛的獻祭”，成人後的子女充滿了“負罪感”。這樣的情感成為一個支點，翹起了影片的票房奇蹟。而在商業電影的歷史上，“感動”從來都是一門巨大的生意。

影片在母女情方面的展現，具有明顯的普適性。比如對主人公賈曉玲從小到大“熊孩子”天性的刻畫，不論學習、生活還是相貌沒有一樣能“拿得出手”——幼兒園時自理能力極差；從小學到高中，成績總是倒數，母親一次次接受老師的“訓誡”；高考結束，為了讓母親“高興”一回，她做了一張假的錄取通知書，結果被意外識破。相信這些橋段多少有導演賈玲自己的影子，但更多來源於人們普遍對“熊孩子”的一種認知，這樣的設定才會讓那些五大三粗的大老爺們兒看了影片也不免淚流滿面，或許都因為曾經讓母親各種“不省心”而心懷愧疚。

情感上的廣泛共鳴，使影片天然形成了爭取到最大規模受眾群體的可能性。電影中賈曉玲的一段旁白瞬間便令人淚目：“打我有記憶起，我媽就是中年婦女的樣子，這容易讓人忘了，她也曾是花季少女。”“你以為你已經很愛很愛媽媽了，其實媽媽比你想象中更愛更愛你。”種種情緒的疊加，達到了最高階的情感濃度，讓觀者很自然地感同身受。

與《你好，李煥英》有笑有淚，更為輕鬆地處理方式相比，《我的姐姐》則讓人“揪心”與不捨。片中，姐姐安然出生於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從小接受“長姐如母”的教育。為了弟弟，她裝過瘸子，改過高考志願，好不容易想透過考研，繼續追求自己的理想，父母卻不幸遭遇車禍雙雙離開，給她留下一個素未謀面的弟弟。她被道德綁架，面臨是撫養弟弟還是追求個人生活這一艱難抉擇。人物背景經歷的設定，命題準確、角度特殊、劇情極端，尤其是作為姐姐的女性觀眾很容易找到共鳴。

在這種強烈的戲劇衝突之下，影片細節處又是飽含溫情的。比如“姐姐，你跟媽媽的味道一樣”“你等等我不行嗎”“我的人生不是隻有你一個人啊”“我只有你了”等臺詞與橋段的設定，無不讓人動容和流淚。 姐弟之間血濃於水的親情，成為《我的姐姐》最令觀眾“牽腸掛肚”的地方，也自來水似地引爆了輿論熱潮。

如果僅有單純的煽情，《你好，李煥英》與《我的姐姐》顯然是難以立住的。其 喚醒人們心底的親情，並能夠產生強烈共鳴，依靠的還是社會議題的“核心”。

《你好，李煥英》的故事來源於導演賈玲的親身經歷。她19歲失去母親，這份痛苦成為她成年後一切經歷的底色，尤其是取得個人成功之後，未能回報母親的遺憾愈發強烈地纏繞著她，讓很多原本幸福的瞬間也失去了意義。這種曠日持久的痛苦，就是“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也是當今社會中，被激烈競爭、金錢至上、親情淡漠的高壓生活裡，許多人被迫捨棄以致於無法彌補的人生缺憾。

痛苦擅於激起人的反應和思考，與其說女主是為了改變母親的命運，倒不如說是她與自我的一次和解。在《你好，李煥英》裡，賈曉玲對待母親的做法從功利主義式的糾正，到斯多葛式的理解和開釋；從主要關注自己的補償意願，到意識到李煥英也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對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選擇；從對“有出息“的執念，到對平凡的甘之如飴……這一切的完成都是天然的，賈曉玲在消化了自己人生痛苦的同時，順便解開了許多過往的疙瘩，順便接納了生活裡的刺痛，接納了自己的外貌，接納了人生裡的種種不順和他人的置喙，這又何嘗不是對中國式家庭觀念的革新。

《我的姐姐》所折射的社會議題更為沉重，關注的是在重男輕女歷史遺留問題加上“二胎”政策疊加的社會背景下，“姐姐”這一群體的真實模樣。

影片實際上塑造了兩代“姐姐”的困境，也是現實中許多女性所共通的困境。由於性別原因，女主安然自小不被父母重視，被迫寄人籬下寄宿在姑姑家。因為重男輕女，安然的爸爸一直想要二胎，甚至撒謊以“女兒是殘疾人”來騙取生二胎的資格；她的父母認為女孩不必過多奮鬥，強行改了她的高考志願書，把安然生硬拴在了家的周圍。也正因此，安然從小就渴望被認可、被看見。當父母車禍離世，她又要在犧牲自我前途和撫養弟弟之間做出無奈的選擇。

安然的姑媽，是上一個年代“姐姐”的縮影。她考上西大俄語系，卻為中專的弟弟輟學打工；十八歲去俄羅斯做生意，為照顧生娃的弟媳，剛到俄羅斯又只能折返回家。這是一種從沒被真正關注過的犧牲：因為家庭，自己的青春夢想留在了遠方，而且這份夢想從未抵達。

《你好，李煥英》與《我的姐姐》看似風格完全不同的影片，都折射出一個主題——親情不應該成為綁架家人的藉口和理由。這樣的理念，與過去的中國式傳統家庭觀念是存在一定衝突的，卻是如今多元化社會背景下、女性意識覺醒下觀眾所渴望的。或許正因為此，兩部影片都能夠引發如此深的共鳴和探討，引發對於家庭與親情關係的不同思考。

過去幾年，“親情”在國產電影中更多是作為支線元素出現。涉及家庭倫理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要麼是集中關注社會邊緣群體，要麼是觸碰某種更為宏大的社會議題，前者以第六代導演的一眾作品為代表，後者則是像《我不是藥神》這樣的商業型別片。 《你好，李煥英》和《我的姐姐》的出現，讓我們看到了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創作的新可能，它們緊緊地和時代，和時代裡具體的人擁抱，也最終完成了情緒的共振。

事實上，拋開票房成績不論，今年出現的幾部家庭親情片都在故事題材、表現手法上做著積極嘗試。

今年1月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紅花》，講述了兩個抗癌家庭，積極生活，逆光遠行的故事，讓我們直面和思考了每一個普通人都會面臨的終極問題——想象死亡隨時可能到來，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愛和珍惜。

今年3月上映的《又見奈良》，講述了一段跨越60年，感人至深的異國無血緣母女情。影片雖然與“戰後遺孤”這樣一個略顯哀傷的群體息息相關，但導演對此的處理十分內斂而剋制，將一個沉重的主題用相對輕鬆的方式表現出來。

原定今年4月9日上映，後改檔6月18日父親節上映的《了不起的老爸》，塑造了對“命運”持有不同態度的一對單親家庭父子，講述了一個用愛向陽而生的故事。先導海報中，兒子邊跑邊問：“老爸，父親節約你啊？”父親笑著回道：“嗯，有空！”，展現了濃郁又接地氣的中國式父子情。

優秀的影視作品永遠在記錄當下，而家庭親情片存在與生俱來的特質，那就是無論有意或無意，它終將對我們身邊那些不知不覺終溜走的生活、情感有所記錄。《你好，李煥英》和《我的姐姐》的爆火已經能夠看出，家庭親情片在市場上的主流價值。在無休止的、更大更快更強的視覺轟炸之外，它們給了觀眾另一個走進電影院的理由，甚至是一個更有延展性和討論慾望的理由，畢竟它們是更關乎情緒的。

值得欣喜的是，一些流量與實力兼具的年輕演員，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家庭親情片中。

無論是《送你一朵小紅花》中頭部流量易烊千璽、“謀女郎”劉浩存，還是《我的姐姐》裡“國民妹妹”張子楓，都多了幾許洗盡鉛華的質樸，而這也是流量到演員應該走的正路。而從張小斐憑藉《你好，李煥英》實現事業飛昇來看，未來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實力演員嶄露頭角。

家庭親情片市場是否會就此爆發？現在說還為時尚早。

如果親情題材影片只是單純套上創作公式，強加話題，同樣難以撬動市場。 任何題材的走紅，都不是“萬能鑰匙”，還需要作品有著真正能夠打動觀眾的故事、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