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肉鬆 編輯/郭吉安

細看演出資訊不難發現問題所在。首先，演出陣容同質化明顯，痛仰、重塑、五條人、馬思唯等樂隊和歌手要輾轉各地趕場，整體上也是熟悉面孔多於新鮮血液。此外，樂迷從票價中也感受到了不友好，比較誇張的是星巢秘境音樂節，單日預售價688、全價888，其餘音樂節的票價也漲至300到600之間。

比較之下，加上吃喝住行的費用，樂迷想看一場值得去的音樂節，整體開銷與過去已不在一個水平線上。所以，音樂節“沒意思”的結論出自其吸引力和價效比都有所降低。

事實上，票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藝人身價的上漲。2018年至今，刺蝟樂隊的出場費從3萬漲到50萬，說唱歌手的漲幅更大。而藝人成本佔比最大的通常是壓軸陣容，某位主辦方表示，倒數第二個出場都要50萬，壓軸則是百萬級以上。

01票價上漲成普遍現象，業內：無奈之舉

事實上，音樂節票價上漲並不是新鮮事。

以北京草莓音樂節為例可以看出，漲價是一直以來的大趨勢，2009年至今，其單日票價從80漲到560元。其中，突破較大的是2018年的400和2020年的520元，漲幅均在百元。

以單日預售票價為例，去年國慶期間的平均票價為280元，今年五一期間的平均票價是330元。所以相比之下，除了個別案例，今年上半年音樂節的整體漲幅屬於正常區間。

目前看來，票價上漲的原因主要在於兩點。

首先，受到疫情防控政策的影響，需要控制門票發售數量，只能提高票價進行成本平衡。據瞭解，去年的北京草莓音樂節票價上漲，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每天只能賣9千張票。今年仍存在這種情況，上海草莓音樂節分為PRO區、限流區和開放區，單日分別限售600、700和3400張票。而一般來說，音樂節主辦方是按照單日2萬人次來定藝人陣容的。

其次是成本問題，音樂節的製作成本主要包括場地、舞臺、裝置的租賃與運輸、藝人出場費等。其中，硬成本受物價影響較大，牽一髮而動全身，比如租賃裝置，裝置方倉庫租金的上漲也會產生影響。

但某位演出商表示，從去年至今，硬成本的整體漲幅並不大，成本中變化最大的是藝人出場費。

在樂隊、說唱類綜藝的熱度加持之下，部分音樂人的身價呈幾十倍上漲。比如，參加過第一季《樂夏》的刺蝟樂隊，其出場費從2018年的3萬漲至現在的50萬，說唱歌手的身價漲幅更大。對一場音樂節來說，藝人成本通常傾斜在最後出場的陣容上。某主辦方透露，“如今一場像樣的音樂節，倒二（出場）要50萬，壓軸是百萬級以上”。

此外，海外樂隊在以往音樂節中佔到整體陣容的五分之一左右。梁熠告訴小娛，他們的演出質量高於90%的國內樂隊，但出場費普遍低於後者，且配合度很高，是價效比較高的選擇。所以，他們因疫情而缺席也在無形中提升了藝人成本。

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熱門樂隊變得更加搶手，有主辦方表示，過去定陣容時只要出2-3版備案，這兩年可能要給出10+版，他們與藝人方的溝通成本大大增加。而這也讓藝人身價再次水漲船高。另一方面，藝人會反過來影響裝置、接待標準、舞臺規模等硬成本，因為這些都取決於他們的風格、量級。

綜合來看，音樂節漲價有其合理性。考慮當下的成本和疫情，艾晶表示，“票價有一定上漲是應該的，而且原來的定價確實有點低，也就是現在出去喝一杯酒的錢，樂隊三五個人在臺上賣力演出，最後分到手裡的錢並不多，活得特別慘，但是漲幅還是要有理可循的。”

那麼如何控制漲幅？定價多少才屬於合理範疇之內？

艾晶告訴小娛，音樂節沒有統一的漲價公式，但應該考慮受眾接受度以及對票房的影響，如果漲幅過大又沒有足夠信服的陣容，很有可能適得其反。

梁熠提到的價位與之接近，“500到600是比較合理的，因為音樂節還涉及到吃的、喝的這些現場消費，再加上交通，我覺得一個人看音樂節的總體開銷能控制在1000塊左右，會相對合理一些。”

歸根結底，為音樂節買單的是樂迷。從目前輿論來看，大家對票價上漲的接受度不高，陣容新鮮感不足是一方面，拋開演出質量，各方面設施與服務的配備也是樂迷所在意的，支付更高的票價後，自己是否能得到更好的體驗？

結合歷史經驗，很多人參加音樂節時都有過糟糕的經歷，比如接駁車不到位、供水不足、廁所太少......

02音樂節數量井噴、向下滲透，文旅屬性越發明顯

除了票價之外，音樂節在這兩年的主要變化還體現在數量和地域上，艾晶的直觀感受是“越來越多”和“向下滲透”。

去年下半年，隨著演出場所的開放，音樂節已經出現過一輪井噴，國慶7天共有23場音樂節在各地舉辦。今年五一共有5天假期，舉辦場次多達26場，按照平均數來看，數量再次上升，不過其中已經有兩場宣佈延期。

和去年一樣，舉辦城市下沉至二三線城市的現象明顯，濟南、濱州、淄博、洛陽、焦作、邯鄲、懷仁、衢州等，都出現在今年的音樂節清單之中。

這兩者變化的產生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

首先是受眾方面。這兩年，隨著樂隊、說唱類綜藝的熱播，部分音樂人在節目中的表現圈粉效應明顯，音樂節湧進來一批非核心樂迷。梁熠表示，“目前粉絲比例大概已經到50%以上了吧，與藝人陣容有關係，今年北京的草莓應該就是粉絲比例會更高些。”所以，從整體來看，對音樂節有需求的受眾有所增加。

此外，程誠認為，儘管沒到所謂“報復性消費”的程度，但涉及到五一小長假，戶外活動本來就是大家的基礎需求，能同時承擔看演出和旅遊雙重功能的音樂節，自然會被列入出行選擇。

其次是資本入場，這兩年有越來越多的品牌和政府找到音樂節主辦方，提出合作意願。

前文提到的淄博麥田音樂節就是典型。去年是麥田音樂節第一次落地山東淄博，因為場地足夠大，觀演人次反而比一線城市多。公開資料顯示，淄博已與麥田簽訂“十年之約”，承諾前五年的活動都將由政府出資。

通常情況下，音樂節的選址需要考慮到當地和周邊城市的樂迷基數，二三線城市的樂迷總要為了看音樂節前往一線城市。但事實證明，只要陣容有吸引力且時間等條件允許，大家也願意反向流動。

所以，後者看中的是音樂節對地方文旅的帶動作用，成功舉辦一場音樂節是打造城市名片的有效方式之一，疫情對旅遊行業的打擊加劇了這種需求，成功案例的出現也會讓各地方政府看到可行性。目前看來，除了北京、上海，以往江蘇和四川兩省的音樂節場次較多，山東正成為音樂節大戶。

最後，疫情還為音樂節帶來另一批入場者。眾所周知，去年上半年的演出行業遭受重創，話劇、音樂節、演唱會等各類室內室外的演出均經歷過長時間停擺。某位從業者告訴小娛，如今線下演出逐步恢復正常，但相比之下，政策對室外演出更為友好，所以有部分同行開始參與音樂節的製作。此外，也有一些做巡迴演唱會的演出商加入其中。

綜合來看，數量和地域的變化體現出音樂節屬性的變化。如今，在音樂性減弱、商業性成熟的前提下，它既可以滿足部分受眾的追星需求，還具備一定的文旅功能。

這種改變的背後是有隱憂的，音樂節向下滲透的過程需要警惕。

首先，在地方專案中有不少所謂的“野雞音樂節”。有主辦方利用地方對音樂節的需求，匆匆碼盤，但專業度不夠，這很可能導致當地未來幾年內都不會再辦第二場，讓音樂節變成一次性買賣。有藝人經紀告訴小娛，這兩年確實遇見過不靠譜的情況，最誇張的一次是演出商連續兩週失聯，後來才得知對方被拘留了半個月。

其次，如果把握不好地方需求與音樂節調性的匹配度，對多方參與者都是損失。2019年的雲南昭通蘋果音樂節，其舉辦初衷是扶貧，想借音樂節客流帶動農產品銷售。所以當地農民擺攤賣了好幾天的水果，演出現場幾乎變成了農產品銷售市場。但最終效果並不理想，這樣的演出環境對藝人來說也是折磨。

最後是要注重音樂節的基礎設施與服務，對地方音樂節來說，這不僅關係到受眾參加音樂節的體驗，同時影響他們對整座城市的印象。所以一旦有所疏忽，直接對城市口碑和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03復甦背後的“泡沫”：陣容同質之下，健康生態難開啟

音樂節井噴之下，音樂人不僅在舞臺上，也在路上。

上週，五條人在微博寫道，“勞動節的一些演出，演出就是我們的勞動”。四天時間，他們要先後前往常州、上海、南京和北京，參加一場太湖灣音樂節和三場草莓音樂節。

除此之外，痛仰也要輾轉四城，九連真人、重塑、馬思唯輾轉三城，新褲子、馬賽克等也都有兩場演出。至於其它熱門樂隊，即便躲得了五一，也躲不過近期的旺季，點開刺蝟樂隊的微博，儘管五一期間沒有演出，但同樣行程拉滿，從3月12日到5月30日共有22場演出。

音樂節各地開花、音樂人忙於趕場，這似乎意味著市場迎來複蘇，但是回到行業的自身發展來看，業內人很難忽視其中困境。

陣容同質化的現象是最直觀的體現。很顯然，音樂綜藝催生出了一批音樂節頭部藝人，在節目流量的加持之下，他們的扛票房能力得到相應提升，為音樂節吸引到不少泛受眾。

這些音樂節新客其實是非核心樂迷，對他們來說，音樂人的圈粉點未必在於音樂。比如五條人的仁科和新褲子的彭磊，都是個性出圈的代表人物。

以目前50%的比例來看，音樂節對非核心樂迷的依賴度很高。但問題在於，當粉絲的熱情消失之後，音樂節靠什麼留住他們。綜藝捧人向來具有不確定性，單指望它們製造出下一個新褲子、五條人並不現實，小娛從訊息處人士得知，《樂隊的夏天》第三季將會停辦。

另一方面，新受眾進場的同時，音樂節也在經歷核心樂迷的流失，有越來越多的樂迷傾向於選擇專場Livehouse。

此外，頻繁的演出勢必擠壓音樂人的創作空間，長時間不發新歌也會傷害樂迷的忠誠度。有資深樂迷對小娛感嘆道，“好多人都很久沒出新歌了，有的人出新歌，質量也不如從前。”

當目前的這批非核心樂迷退場，原本的核心樂迷是否願意回來，還需打上一個問號。

所以音樂節市場看似繁榮，實則並未進入良性迴圈。在業內人士看來，雖然問題嚴重，但並非無解，只是需要一定的時間。

解題思路分兩條，海外樂隊是關鍵之一。從根本上說，他們會讓音樂節的演出陣容重新豐富起來，為市場注入活力。鑑於其演出水準高於國內90%的樂隊，或許會實現非核心樂迷到樂迷的轉化。與此同時，國內樂隊的演出節奏得以放緩，也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創作，用新的作品反哺樂迷。

但是，海外樂隊何時迴歸，還要看疫情的具體情況。

據估計，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才會有開放政策。艾晶告訴小娛，政策開放後，哪個音樂節能第一個引進海外樂隊，哪個就能在市場上領先一步，而那時候也將是繼去年國慶之後，屬於樂迷的又一個報復性消費節點。

此外是垂類音樂綜藝。過去幾年，《中國有嘻哈》《樂隊的夏天》《說唱新世代》等節目已經充分證明了綜藝對不同音樂種類的推力，樂隊和rapper都是其中受益者。梁熠認為，其它垂類音樂綜藝的開發顯得至關重要，比如電音、國風等。當細分型別的音樂人進入大眾視野，音樂節的陣容選擇會更豐富。不過，這對國內相應型別音樂人的水準和人才儲備都會提出較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