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份上映的電影《追虎擒龍》，不知大家看過沒，講的是香港當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的故事。電影怎麼樣我不想說，免得先入為主，反正都是些老戲骨，沒看過的小夥伴不妨一睹為快。
關於ICAC，大家從小就耳熟能詳。在港劇裡，他們是最具精英範兒的公務人員。西裝革履，瀟灑幹練。抓人時的標誌性動作就是將證件往你面前一舉，一句“我們是ICAC”，任你是天王老子，也得乖乖跟他們走一趟。
當然，現實中的ICAC是否真有那麼拽，我不知道。不過，ICAC抓了不少貪官倒是真的，沒有他們，香港當年的腐敗恐怕要爛到根子裡。
今天，我們就把這段歷史給大家講一講。
1/5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經濟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香港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人之所以看中這片總面積只有1104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主要是因為這裡有深水良港，能成為“日不落帝國”全球貿易體系的樞紐。
英國人善於經商，尤其是金融這一塊兒。早在19世紀中期，像銀行、證券、保險公司這些金融機構就已落戶香港。這些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
雖然英國人給香港帶來法制、商業與現代政府，但香港成為遠東的經濟中心，卻是1949年以後的事。
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大量的資本湧入香港，香港經濟開始起飛。人口膨脹，工商業勃興，紡織製造是當時香港的支柱產業。
50年代初，香港紡織業的從業人員達到了60萬，紡織品與成衣出口，佔香港出口量的50%以上。那時候的香港，和改革開發初期的中國內地類似，都是憑藉廉價勞動力，從做代工廠起家，靠低端製造賺得第一桶金。
經濟發展帶動了消費旺盛，隨之而來的是各類小商業的繁榮。市肆林立，燈紅酒綠，一派煙火氣息。
經濟增長使香港社會的階層差異日益顯著。一邊是高高在上的殖民者，他們屬於西方文明，以統治者的心態看待這裡的芸芸眾生。還有一部分中產階級，他們以都市白領為主，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渴望被西方社會所接納。
剩下的就是大量底層老百姓，他們仍保留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你在香港電影裡熟悉的旺角、銅鑼灣、油麻地這些地方，就是他們的世界。在這裡，你能看到傳統中國的人情世故，當然，也包括各類幫會與遍地滋生的“黃賭毒”。
不同的社會生態在香港碰撞，自然也產生了劇烈的衝突。勞資糾紛、貧富差距、文化衝突，使階層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進入60年代以後，香港先後爆發了兩次針對殖民當局的大暴動，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殖民政策。
1971年，前英國駐丹麥大使麥理浩出任港督。麥理浩曾在中國學習，通曉漢語，熱愛中國文化。上任伊始，他決定改變香港市民對殖民當局的負面印象。
香港前總督麥理浩（中）
上臺之後，麥理浩大力開展民生建設，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這些舉措包括建設公共交通，解決市民住房問題，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讓廣大低收入家庭有房住。
麥理浩還讓義務教育在香港普及開來。當局規定，所有適齡兒童必須上學讀書，為時9年，如果不讀書，家長鬚承擔法律責任。此舉為麥理浩贏得了聲譽，甚至被一些人視為英國人對香港最大的“善政”。
不過，還有個問題讓麥理浩始料未及，它長期受人詬病，已經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一個頑疾，那就是腐敗。
2/5 香港嚴重的貪汙問題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刑事案件高發，被金錢腐蝕的警察隊伍，無疑得承擔相當大的責任。
1973年，香港發生了一件轟動全港的醜聞。總警司葛柏遭到反貪局的調查，由於擔心貪汙劣跡敗露，葛柏居然一溜煙，跑了！他逃回了老家英國，以為這樣就可以逍遙法外。
後來經調查發現，葛柏擁有430萬港幣，是他20年薪水總和的6倍。他把這些錢存在六所銀行裡。事件一出，引爆了香港輿論界。
葛柏貪汙案只是冰山一角，除了這隻大老虎，還有大大小小的老虎和蒼蠅潛藏在冰山之下。全社會賄賂成風，公職人員的腐敗已成家常便飯。
在當時的香港，無論上學、看病、開店，甚至請救護車或消防員救火，你都得送錢。給票子才能辦事，已經是一項不成文的規定，警察對違法行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彼時的香港可謂“警匪一家”，警察貪汙到什麼程度呢？隨便舉個例子你就知道了。
在警察隊伍內部，若警員要升遷，就必須賄賂上級。至於錢從哪兒來？向黑社會借貸。作為回報，警員當然得照顧黑社會的地盤，對他們的違法行為網開一面。
黑社會地盤不同，生意有的清淡，有的興旺，黃賭毒聚集之地，治安最差，黑幫老大最有錢，也是警察尋求借貸最多的地區。想往上爬的人越多，價格就越高。曾有人向檢方出示過一張賄賂的價目表，什麼級別的警察，想升到什麼職位，都有明碼標價。
整個警察系統從下到上，就是這副德行。《追虎擒龍》中吳鎮宇所飾演的華人探長徐樂，就是憑藉這股歪風成為了風雲人物。
在電影中，徐樂是個反派，但他自認為對香港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什麼這樣說呢？你看看他的位置，華人探長，周旋於殖民當局與底層市民之間，黑白通吃，廣結人脈，這就決定了上面下面都離不開他。
徐樂一方面充當黑社會的保護傘，甚至直接參與販毒生意。而另一方面，他也替上面管理著這幫黑社會。徐樂深諳人情世故，既懂得江湖規矩，又能與白人打交道，他維繫著一個龐大的利益網路，深知想讓這種合作機制長久持續下去，就得確保各方得益。
對黑幫，他在縱容的同時又得防止惡性競爭，避免事態擴大。對警察，他把大夥都拉下水，形成休慼與共的利益鏈。大家有錢一起賺，百業興旺，升斗小民也能過上好日子。
徐樂是傳統社會觀念的代表人物，他相信禮尚往來是經濟繁榮的基礎，因為這樣才有“人情味”。所以，他並不把行賄受賄當做違法的勾當，因為在他的觀念系統裡，此乃天經地義的事。
徐樂也知道，黑社會的橫行，自然有它的理由。在公權延展不到的地方，就只能靠私權來填補。比如，窮人想做生意又缺錢，銀行不肯借怎麼辦？只能向黑社會借高利貸。再比如，小商小販想要擺個攤，卻被警察城管到處趕怎麼辦？只能靠黑社會罩著。這就是他這種人存在的價值。
這就是香港上世紀黑白勾結，貪腐滋生的社會基礎，階層隔閡，法制不彰，加上個體工商業的野蠻生長，共同構成了它生長的土壤。
3/5 ICAC成立
說到這，我們似乎該回到正題了。葛柏醜聞被揭發，讓殖民當局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到了不得不採取行動的時候。於是在1974年，廉政公署正式成立，主要任務就是打擊貪汙。
在ICAC之前，香港也有相應的反貪部門，卻形同虛設，該貪的繼續貪，該腐的接著腐。原因很簡單，反貪機構與包括警察在內的公務員隊伍是一體的，根本無法做到客觀獨立。
所以，ICAC若想取得成功，就必須保證絕對的獨立性。從一開始，它就把這個原則充分貫徹。
首先在成員上，ICAC向社會廣泛招募，主要針對大學畢業生，且開出的薪酬不菲，月工資達6000港元，是當時一位普通白領的10倍。從這個意義上，港劇裡把ICAC成員描繪成職場精英，並不算誇張。
在執法上，ICAC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原則，對腐敗零容忍。上到達官顯貴，下到平民百姓，只要有行賄受賄的行為，我們絕不留情。
這正是ICAC最了不起的地方，它所針對的不僅是警察隊伍或公務機關，而是全社會的不良風氣。
比如，香港皇家醫院有一位護工，因為收取了病人5塊錢的小費，被法院傳喚，最終判處拘留幾天。再比如，香港豪宅區有個郵遞員，在農曆新年收到了一個10塊錢的紅包，被廉署知曉後居然要追究法律責任。
你可能覺得ICAC太小題大做了吧，收小費拿紅包乃人之常情，今天的我們早就習以為常，ICAC連這都要管，豈不是太沒“人性”了？
但是ICAC不這麼認為，既然是法律，就必須絕對地貫徹和執行，而且從基層抓起，不能有任何彈性，正所謂“千里之堤，毀於蟻穴”。一旦口子一開，就會越開越大，最終無法挽回，使所有的努力功虧一簣。
在制度設計上，ICAC同樣貫徹了獨立原則，它有權開展獨立調查。尤其是所謂強力調查權，使之能夠不懼達官權貴，直搗要害，為後期辦案創造有利的條件。
而在正式體系之外，ICAC還設立了四個獨立的委員會，專門負責監督廉署的工作。這些委員會包括貪汙問題諮詢委員會、審查貪汙舉報諮詢委員會、防止貪汙諮詢委員會，還有一個社群關係市民委員會。
這些委員會的主席由社會各界人士擔任，其工作報告每年需對社會公開，確保公正透明。這還不算，ICAC另設有獨立的投訴委員會，專門舉報ICAC的不法或違規行為，就連ICAC的年度預算，也得經過該委員會稽核透過。
ICAC只在行使逮捕、搜查等權力時，需要政府部門的監督，剩下的大部分則依靠社會的支援和監督。換句話說，其得以保持獨立的關鍵，是他能夠與行政系統之外的力量保持密切聯絡。
自ICAC成立後，香港公職人員的貪腐行為遭到了嚴厲打擊，行政系統風聲鶴唳，人人自危。而伴隨著反腐風暴席捲社會的，是大眾觀念的改變。
4/5 腐敗之風逐漸被遏制
長期以來，行賄一直被不少香港市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想要託人做事，送紅包，拿回扣，那不是違法，那叫生意。
據一項問卷調查顯示，1977年，全香港有46%的市民認為，行賄受賄不算什麼，它是人情往來的必須，是中國人一貫的處世之道。
還有人認為，即便腐敗違法，那也是社會繁榮“必要的惡”，禁止行賄受賄，大家便沒法做生意，比如電影裡的徐樂探長，就秉持這一觀念。也恰恰是這樣的觀念，使貪汙腐敗在社會上肆無忌憚。
但僅僅過了三年，到了1980年，社會風氣便有了轉向。當初堅持認為行賄受賄無法避免的人，已經從佔比46%降到了27%。廉署成立之初，只有35%的市民敢實名舉報，三年後，這個比例就上升到50%。進入80年代後，ICAC始終保持著65%左右的實名舉報率。
那麼，廉政公署有沒有缺陷呢？有，根據香港著名社會活動家杜葉錫恩的說法，ICAC在制度設計上仍舊有漏洞。
杜葉錫恩在香港生活了65年，對這片土地有著特殊的感情。在她的回憶錄《我眼中的殖民地時代香港》中，杜葉錫恩指出，ICAC至少存在兩個缺陷。
首先，ICAC沒有獨立的起訴權，我能對案件進行獨立調查，卻沒法進行起訴，因為起訴權攥在司法部門手裡，一旦司法部門與貪腐官員沆瀣一氣，ICAC也無能為力。
尤其是英籍的公務人員，他們很少受到起訴，原因不難理解，身為殖民地官員，他們享有特權。杜葉錫恩女士回憶，有一位級別很高的警官被查明收受賄賂，但司法部門不予起訴。顯然，即便是ICAC，也無法完全阻止特權對腐敗的包庇。
此外，ICAC對三合會分子也動不了。三合會是香港著名的地下組織，有著悠久的歷史，關於它的故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講。三合會在香港社會盤根錯節，甚至已經滲透到了公務員隊伍裡。當然，與之關係最密切的，還是警察。
如果警察因受賄被炒了魷魚，他就會加入三合會，替他們看守賭場和妓院，充當保鏢或打手。而且，三合會還與當地警察形成了某種默契，只要和三合會有關的案子，無論刑事案件還是經濟案件，都交給警察處置，外人無法過問。這就讓雙方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利益網路，連政府也管不了。
70年代末曾發生過這樣一起事件，廉署逮捕了幾位受賄的警察，遭到警察報復。他們闖進廉署辦公室，對辦公人員拳打腳踢，還砸碎了窗戶。（這在電影裡也有體現）這種行為已經和黑社會沒有區別，政府竟不予追究。為此，作者對此表達了強烈不滿。
由此可見，即便是ICAC，他們能做的，也僅僅是調查和抓人，但無法解決系統內的一些根源性問題，這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
警察與黑社會勾結，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們已經結成了一股龐大的勢力。甚至厲害到警匪聯手搞罷工，要挾當局釋放涉事警員的地步。這樣的利益關係，已經不是一兩個官員或機構能撼動的。
5/5 總結
經過廉政公署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上世紀80年代後，腐敗現象大幅度減少。香港也逐漸以清廉聞名，提升了自己的國際形象。
當然，本文不是來歌頌廉政公署的。除了肯定當年這些公職人員的努力，我們更應該思考反腐成功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過去的香港有一個別稱，叫做“小販的城市”，啥意思呢？就是這裡有遍地的小販。上世紀50年代，香港的“小販經濟”達到了一個高峰。
為什麼是50年代呢？因為戰爭。從內地來了大量的移民，他們得在香港謀生，又沒有足夠的就業崗位，擺攤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但隨著小販越來越多，管理難度也日漸加大。外來人口給香港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比如髒亂差與黃賭毒。而白人警察既不屑於，也不擅長和這些底層百姓打交道。既然正規的治理路徑走不通，就只能靠行賄受賄，以及黑社會這樣的“非常手段”了。
香港的腐敗之風，就是從這裡開始蔓延的。
在之後的歷史中，黑社會充當了精英階層與底層大眾的中介，那些殖民政府不願乾的髒活累活，由他們來做。他們滲透進政商各界，時而與權貴勾結，時而替窮人伸張，縱橫捭闔，左右逢源，混得好的，還成為了人生贏家。
因此，整飭腐敗，與打擊黑社會是並行的。但如果他們生存的土壤沒有消失，無論ICAC多麼努力，恐怕也不會有多大成效。
那轉機在什麼時候出現呢？在70年代末期，香港迎來了重要時刻——產業升級。
1973年，香港解除外匯管制，1977年建立商品期貨市場。1978年，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出口加工業從香港向勞動力價格更低的大陸轉移，隨之而來的，是大量港資投入內地市場，香港實現了從製造業向金融業的轉型。
產業升級，帶來了收入的提升，從1970年到1994年，香港的人均GDP增長了23倍，收入提高，代表民眾有了更多就業機會，遍地小攤販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黑社會生長的環境也開始緩慢瓦解了。
財富增長往往還伴隨著法制的完善，因為經濟規模的擴大，這需要更多具有深度和廣度的合作，這時候，社會就得突破原有的利益網路，建立更高層次的共識。
在《追虎擒龍》中，古天樂扮演的ICAC探員陳克，與徐樂有一段對話很值得回味。
徐樂對陳克說，我知道你有理想，但那只是美麗的謊言。陳克反駁道：你現在有權有勢，當然能決定一切。可你一旦失去了這個位置，你就和老百姓一樣，這就是他們需要法律保護的原因。
徐樂說的不完全對，法律的制定，不僅是為了保護弱勢群體。法律的基礎是公義，是超越任何利益團體的。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法律才能給所有人創造一個穩定的治理體系。
法治社會與非法治社會的區別在哪兒？兩者皆有秩序，皆有規則，但後者的規則，源於習俗和利益交換，以徐樂為代表的，就是這類秩序。
這類秩序有時候很管用，甚至很高效，卻是不穩定的。因為一切基於利益交換的合作模式，只要有一方不穩定，或者需求得不到滿足，就很可能引發合作體系的內耗和崩塌。
所以，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法制伸張是必然的。因為只有建立公正、穩定的秩序體系，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內耗，實現公私分明，消滅陳規陋習，為更大規模的合作建立基礎。
當社會不需要透過利益輸送就能獲得安全感，不靠行賄受賄就能實現有效的合作，他的信任半徑就會不斷擴大，社會繁榮將指日可待，這正是我們需要法律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