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賺不了錢的電影。
說賺不了錢略微有點不準確，事實可能是回不了本。
話題小眾，演員無名，拍攝與剪輯毫無噱頭，開機時資方撤資，拍攝時只有1臺機器……耗時1年多，郭家良導演這部講述兒童癌症的電影《驕陽》，終於要上線了。
《驕陽》
採風期間遇到皮包骨的孩子，導演轉拍兒童癌症電影
原本不至於這麼“慘淡”。郭導一開始的劇本，是一個娛樂化的愛情故事。
因為女主有一場生病的戲，郭導來到醫院採風。卻沒想到，兒科門口的一幕真實，生生顛覆了他整個故事劇本。
一位母親抱著小孩站在醫生辦公室門口，孩子幾乎瘦成皮包骨，垂吊下來的四肢乾癟得如同樹枝，彷彿一隻手就能拎起來。
她是帶孩子來和醫生告別的。沒有過多的情緒和言語，她交代完就轉身離開了。
懷裡的孩子很輕，她的背影卻很沉重。
“她為什麼一個人帶著孩子過來？之後她和孩子要怎麼辦？”一向關注女性主義角度的郭導，決定探訪一下這個群體。
直至踏進兒科病房的時候，郭導真正知道了什麼叫“天使在人間，撒旦在肆虐。”緊挨緊的病床、側身行的過道、哭喊的小孩子、掛著各種儀器的寶寶、焦灼而小心翼翼的媽媽守護在病床旁、天台上時不時流動著爸爸們凝重的菸圈……
“任何小孩子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他們的。當時腦子就只有一個念頭，就希望孩子們能趕緊好起來。”
電影人的理想，是希望透過自己的作品讓更多人關注到社會現實。郭導決定放棄此前編造的愛情故事，轉而拍攝一個有關兒童癌症的電影。
在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投資方也因為商業價值的問題，放棄了他。
《驕陽》劇照
異地就醫的媽媽為什麼不流淚，只有埋頭繼續才有希望勝利
在中國，每年約有超過3萬名兒童罹患癌症，因為對兒童腫瘤缺乏系統性的認知，患有腫瘤的孩子平均要去5家醫院才能得到確診，而在治療和用藥上的誤導和難關更是不計其數。
電影《驕陽》講述的，就是孩子治療進入維持期以後，一位單親媽媽的故事。
女主人公徐林，帶著患有淋巴母細胞淋巴瘤的兒子，租住在醫院附近的房子裡，一邊帶著孩子定期去醫院打針打鞘，一邊為公益組織“小家”做些志願工作。
知識點
淋巴母細胞淋巴瘤是兒童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最常見的病理型別之一，起源於不成熟前體T或B淋巴細胞的惡性腫瘤。主要症狀為前縱隔腫物導致的咳嗽、胸悶、氣促、呼吸不暢等。
所有患者均需透過腫瘤組織或者骨髓病理活檢確診，進行組織病理學、免疫表型、細胞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檢測來確診。兒童淋巴母細胞淋巴瘤的主要治療方法是多藥物聯合化療，很少放療，5年無事件生存率（EFS）約為75%~90%。
大約10%~20%進展期淋巴木細胞淋巴瘤屬於難治或復發病例，緩解後一旦復發，往往病情兇險，進展迅速，預後較差，總體生存率為10%~30%。需要再次誘導化療及造血幹細胞移植。
“小家”是社會公益團體為來大城市治病的外地患兒家庭提供的臨時居所。這裡聚集的，都是和她一樣異地求醫的患兒家庭，大家相互支撐鼓勵、互換資訊資源，成為彼此臨時的“家人”。
生活很苦澀也很簡單，房租上漲，找工作遭年齡歧視，申請低保被拒，想賣掉爸爸的遺產卻被親姐阻攔……給孩子做營養餐，陪他玩紙模飛機，幫“小家”接送家長和孩子往返醫院，得知孩子復發的時候，她只是平靜地緩緩地坐在了孩子身邊……
《驕陽》劇照
全片沒有一個徐林流淚的鏡頭，甚至她的面部表情都沒有過大的波動，一切隱忍而剋制。
儘管這部影片入圍了2019年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在影展上，郭導不斷受到一些觀眾的質疑。
“告別、復發、被歧視……這些本應給人高潮和觸動的戲，輕描淡寫就放過了。”
“在紀錄片和劇情片中不倫不類。”
作為一個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求學過的導演，音樂、鏡頭、情緒，他深諳各類傳統商業電影的營銷手法，但當兒童癌症這個故事劇本擺在眼前，在【構造衝突噱頭】和【保持樸實質感】兩項選擇中，他似乎又一次做出了看起來“不明智”的選擇。
從炒作的角度來看電影，我心裡頭是有過糾結的。原來我設計過一些衝突情節，比如徐林和病友群為了生活費一起開個飯館，他們可能會和城管、出租方等產生一些工作上的衝突。
後來覺得這些瞎編亂造的東西是不能真實反映這個群體的。最終的這個版本，可能大家覺得平。可已經有過痛苦經驗的生命，當他們得知孩子要加幾個療的時候，態度是‘哦那繼續加吧’，這裡面是一種沉靜了的無奈。
——《驕陽》導演 郭家良
他刻意使用肩扛攝像機的方式拍攝，帶著輕微些許的心情抖動，就像他採訪過的30多個真實家庭故事裡，尤其是進入維持期的家長，他們不再像剛確診時的焦灼與慌張，他們按壓著內心的暗流湧動，在生活車輪一圈又一圈的滾動中，謹小慎微地前行。
真正經歷著風雨的人才知道，沒有歇斯底里和哀嚎，只有埋頭繼續，才有勝的希望。
“唯有坦誠和真實，才是對我們採訪人物的尊重。希望大家真正關注到這個群體。”
拍攝現場花絮
並非無堅不摧的堅強鬥士，猶豫和脆弱才是真實存在
這份對真實的執著，不止存在於影片的敘事節奏和拍攝手法，還有對徐林這個女性人物的性格塑造。
她不可能永遠都是一個無堅不摧的堅強鬥士，徐林的猶豫和脆弱，才是這部影片最真實的地方。
人性裡善和自私的對決，構成了生活裡的無奈和揪心。只有當這種兩難選擇被推到極致的時候，人內心的豐富和溫柔，才能夠以最有力和最可信的方式展開。
苦澀的生活讓這位單身母親喘不過氣，她平靜地嚥下所有眼淚，在小家聚餐時，拿起一邊的話筒，動情地唱起田震那首《誰為我停留》，“我缺少開心、開心的時候，我只有不停地走……我不回首，讓風吹個夠……”
《驕陽》劇照
這是《驕陽》可貴的地方。我們不是在歌頌一種文學名著中的偉大母親形象，我們希望社會、媒體、觀眾以及家人好友們，能夠真切地與患兒家庭站在一起。
那既不是崇拜，也不是憐憫，那些脆弱和勇氣得以共享，讓所有人繼續勇敢且真實地生活下去。
公益小家，異地求醫家庭溫暖的光亮
電影中的公益組織“小家”，是徐林異地求醫的歷程裡為數不多的光亮。
在小家，從四鄉八縣千里迢迢來到大城市的家長們，有了一個暫時性的居所。
門上貼著窗花與福字，牆角邊擺著綠植，陽光均勻地透灑進來，這裡有齊全的生活用品，乾乾淨淨的廚房，買些新鮮的肉類蔬果就能給孩子一頓高標準的營養餐，隔壁串串門就能互相交流最新的藥物資源資訊……這是患兒家庭在異地城市裡溫暖的家。
《驕陽》劇照
小家並不是一套“理想國”，在《驕陽》電影背後，小家是切實存在一套非常理性和完善的執行模式的。
由慈善基金會發起，醫院社工協助，各地誌願者支撐，他們選租地址，採購生活物資，整理家庭資料安排需求入住，招募志願者老師解決治療孩子的上學問題，分享近期的治療資訊、籌款資訊，還會給患兒家庭一些心理治療和建設。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同心圓基金會已經在北京成立了5個小家，上海成立了13間小家。三年多守護了902個家庭，為2500多人提供了26321個安睡的夜晚。
這些安睡的夜晚帶給家長們的，不止是面對生活的勇氣，還有手心向下傳遞的溫暖。
在北京博仁醫院，郭導採風遇到了豪爸，一個在自己孩子淋巴瘤康復後成立了愛心廚房的父親。
海德格爾說，人唯在那種入於“遙遠”的能聽感召中，才能喚醒共同此在的應答，獻出自我性，贏得自身。
小家是一個存在各種可能性的地方，每時每刻都有溫暖和堅毅的靈魂在觸碰，他們凝結在一起的時候，就像人類歷史上的命運共同體一樣，迸發著無限的勇氣和力量。
《驕陽》劇照
患病兒童及父母參演，走進影院支援他們吧
2018年9月25日，在北京國際機場附近。補拍完女主人公孤寂走在夜路里的最後一個鏡頭，《驕陽》殺青了。
郭家良導演感慨，“哎呀終於拍完了”。
從17年採風開始，電影拍攝前後花了一年多時間。資方撤資的時候，創作團隊一邊念著“沒有槍沒有炮，還有小米和步槍”，一邊靠著自己貼錢堅持了下來。
“想著他們面對生命危機的困難，這點拍電影的困難真的不算什麼。”
電影名叫《驕陽》，英文名字叫《Nimbostuatus（雨層雲）》。故事發生在夏天，郭導認為它代表著一種希望和焦灼的雙重意義，雲層後一定會有陽光。
影片中還有很多生病的孩子群演，都是真實的患病兒童。他們父母自願參與拍攝，那並不是演戲，他們按著自己的節奏和說話方式，被最簡練真實的鏡頭語言記錄，希望給治療救助中的家庭一些好的引導。
《驕陽》劇照
兒童癌症的命題是複雜的，還有很多真實的難處沒有被拍進去，諸如為了確診要跑上好幾個城市，病患兒童容易被學校拒收，病房裡小孩子的心理崩潰與治療等等。
一部影片並不能解決社會問題，甚至不能提出所有的問題。
在郭家良導演的電影理想裡，好的電影就是要直面社會現實，能夠提出有價值的命題，繼而可以讓社會的慈善機構、企業、政府，以及大眾們能夠繼續去關注，去追問，去從更宏大或者更微小的層面給這個群體幫助和關心。
郭家良導演
“不帶娛樂和商業的手法，確實在電影市場上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的，這電影肯定不會賺錢。”
郭導苦笑著。即便如此，他已經決定《驕陽》上映後的全部收入，將透過慈善機構捐贈給這些兒童癌症家庭。
馬上，電影《驕陽》5月20日就要在全國上映了。郭導希望，它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能真的幫助到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凡是拯救一人，就是拯救一個世界。”
希望看到這篇文章的你，能夠去支援我們的《驕陽》，支援這些孩子們的未來。
採訪後記
我是一個看紀錄片都要哭幾包紙的人，看《驕陽》的時候，意外地全程靜默。
無論你是正在戰鬥中的家庭，還是公益機構人士，或者社會愛心大眾，都建議去看看這部《驕陽》，內容可能平淡，精神卻是驚濤駭浪，它把生命中最勇敢和最細微的情感鋪陳開來，藉以鼓勵所有人都能堅持前行。
採訪&撰稿 | 松鼠
責編 | 依伊
排版 | 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