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後玲姐辭去正職，常隨黃夏蕙出沒，沉默寡言的玲姐除細心幫夏蕙BB看管財物，還拿相機替她拍攝花絮，好一對閨密。

74歲的玲姐，從來獨來獨往，每日最大樂趣是帶著相機拖篋出動，郊遊獵影。大家都知道發哥在南丫島長大，小學才出九龍讀書。玲姐很愛這個成長地，爆疫前，南丫島年年都搞戲，她一定入來去戲棚探班拍相。過去一年多持續不停的疫情，戲取消，玲姐都沒有回來。

這一天，跟玲姐去榕樹灣尋根，落船上碼頭，她便導遊上身說：「Welcome to Lamma Island！」，玲姐又主動提出要為我們拍照打卡，沿路入村，村民熱情跟她打招呼。玲姐邊走邊拍，分享拍攝花木和昆蟲心得，人機合一，她的觸覺特別敏銳，玲姐發現難以捕捉的蜻蜓，叫大家朝著望，同時已按完相機快門，把畫面拍下。

玲姐第一站去海邊酒樓飲茶，吃飽後往祖屋出發，舊址已改建了新房子，玲姐坐在屋旁說當年，大講跟發哥在島上跑跳碰的開心童年。“我們小時候住橫塱村，南丫島好貧瘠，爸爸行船，媽咪農耕，她要種菜、煮飯、養豬、養雞、帶孩子。我是大女兒，什麼都要幫手， 7、8歲就要拿個桶去淋菜田、上山割草同斬柴。老爸行船，兩年才返來一次，媽咪好勤力，閒時又做茶粿拎去賣，我就幫手磨麵粉，日做夜做。我同二弟差幾年，三弟發仔之後，還來多個妹妹。”

四姐弟，玲姐跟發哥最好感情，「我們經常一起通山玩，他好精靈，我們跟阿媽出去賣完茶粿，就要買些豆回家，發仔扭計不願走，要擔他回來。

鄉村俗例必然重男輕女，我冇所謂，在什麼環境都適應到。」玲姐自發哥出世後就要輟學，「我只讀到小學六年班，15歲就離開南丫島出九龍砵蘭街跟婆婆生活。之後到發仔讀寄宿學校，媽咪才全家搬出來。」玲姐因家貧冇得升中，但她不放棄任何增值機會：我鐘意看書，在教堂返主日學，那裡好多書免費任看。

玲姐人生第一份工在時裝公司做QC，「我負責檢查衫有冇漏針，一百多元一個月，出糧要給家用，自己就省點用。」玲姐當時已對影相有興趣，「不記得小時候哪個同我影過一張踩單車相，有一日我在桶找出來，我覺得好得意，相片有好多回憶，剛打工冇錢買相機，我看中一部900多塊錢的相機，惟有每個月儲錢，到18歲才買了人生第一部相機，阿媽知道（後）罵我敗家，玩物喪志。我那時還開始參加一些攝影會，放假就跟人周圍去影相，什麼都會影，有人影人，有花影花。」玲姐甚至把攝影愛好變成工作，她到報社應徵帶團出外參觀，還兼撰寫旅遊稿，索性做自由作者。

1997年，玲姐在友人推薦下去做全職娛樂記者，跑了3年新聞，「我做過工廠、樓面呀好多工作，那麼多行我鐘意做記者，日日見不同的人，見好多場面，什麼靚人靚東西都見過。」當時行家雖知玲姐是發哥家姐，但在採訪現場，大家搶位都冇面給。玲姐說有次被報社派去迴歸活動拍董建華，「現場好多記者，特首又有保鏢，要捕捉影他千鈞一髮，大家狂影，董建華被閃到咪眼。」

玲姐不滿意這張新聞圖片，吸取這次教訓，她覺得拍相首要構圖靚外，最緊要懂得靈活變通，當公司再派她去追訪日本型男木村拓哉，玲姐醒目了：這次我去到王家衛公司樓下等，現場見有鐵馬隔開記者站兩邊，當時已晚上7點多，我心想它出現一定亂，前面行家一旦搶位，就會遮到我的相機閃燈，冇燈補光，相就變黑。我靈機一觸拆了閃燈，只用相機的機頂燈，那樣靈活點。不出我所料，木村一現身，我去佔位，鏡頭剛好，這次影到木村英明神武，那張相是全場最靚。攝影構圖這些東西，真的讀多少書都冇用，臨場要懂得變通。

玲姐雖有影帝家姐的光環，但她甚少把發哥掛嘴邊，玲姐贊發哥比她更樸實低調。「地球圓的，他走了一圈回來，又拿過那麼多獎。發仔比我簡單，他很有錢但出入搭巴士、港鐵，平日去爬山，又逛九龍城，他那麼多錢都說會捐出去，他的生活簡單過我呀！我是『癲廢』心理，他是到另一層次、境界，他超然物外，逍遙自在，無慾無求。」玲姐形容跟發哥關係：「我們楚河漢界，他有他的忙碌，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忙碌，我有我的生活。人與人之間好得意，保持距離更好，日日見面還會有好多拗撬。自己活得開心精采就行，叫人照你，大吉利是咯！」姐弟情常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