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姐》的爆火初期，把一個衍生節目也帶出了圈——

《定義》。

姐姐們一一坐在易立競對面，“過審”。

三五個問題下來，有虛晃躲閃的，有黑線上臉的，還有紅了眼眶的。

一時間大家都感嘆：

真敢問！

專門對準人家的槽點，哪壺不開提哪壺，以至於有人還稱她為“魯莽”。

一聲嘆息。

嘆息的不是易立競。

而是現在的網友，已經少見多怪到了這樣的程度。

放心，今天不是要來重談《定義》。

在上一篇文章中Sir就說過：“易立競的出挑，是輿論場的萎縮。”

何出此言。

看完這些你才真正明白。

01

1993年。

一款前所未有的訪談節目面世，《東方時空》的子欄目，央視八分鐘訪談欄目《東方之子》。

時間，《東方之子》總製片人，他給這款訪談節目的定位是——

有思想，有個性，好看。

改革的第一步：

一定要走出攝影棚，走到嘉賓熟悉的環境中去。

要知道，在這之前，中國從來沒有所謂的遊走式採訪，邊走邊聊。

那年白巖鬆25歲，擔任《東方之子》的策劃。

從來沒有訪談經驗，卻被時間推出去當了主持人。

採訪企業家，他就要到工廠裡、辦公室裡去採訪；

採訪西北地區的電影放映員，他就騎著馬，和嘉賓走在沙漠裡。

一開始，白巖鬆很懵，不斷問製片人時間：“我要看哪裡？我要怎麼站著？”

時間就是一頓罵：“是攝影師找你，不是你找攝影師。把機器都鎖死了，我還給他們發什麼工資？”

哦。

《東方之子》的主持人，後來就徹底放飛自我。

時間的改革之二：

一定要說真話。

時間說，那時候的中中國人上電視，都說五種話。

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官話，就是不說人話。

人和人的交流，彷彿都隔著一層紗。

他對主持人的要求，是要用戳穿嘉賓的心態去採訪。

他稱為：粉碎式採訪。

節目的另一位主持人胡建，採訪作家兼下海經商的張賢亮時，反覆地提問，寫作和經商到底哪個對他來說更重要。

張賢亮剛開始還含糊其辭：做生意累了，就寫作，不耽誤。

胡建持續不斷地追問：

“那你展示才能的這種願望更強烈呢？

還是你賺錢的願望更強烈？”

這時張賢亮忍不住著了急，但仍是意氣風發的商人口吻指著主持人胡建說：

“每成立一家公司我就有一種成就感

胡小姐，成就感就是賺錢”

中間換帶子的時候，張賢亮忍不住逼問胡建：

“你到底是幹嘛的，你一個主持人怎麼可以這樣?”

張賢亮這樣的反應很正常，當時大多嘉賓對訪談不以為然。

訪談，不過就是一個小美女播音員，問著一些“你當時在做什麼呢？”“你是怎麼想的呢？”這種問題。

時間對問出這些問題的主持人，不客氣地評價：我覺得都是智商造成的。

時間還有一個要求：不能稱呼採訪嘉賓為老師。

即便是採訪季羨林這樣的大師，白巖鬆也沒有以老師相稱。

製片人時間認為，一口一聲的老師，等於替觀眾預設了這樣一種採訪和採訪者的關係。

平等的交流中。

從六七十年代走過來的季羨林，才能面對當時的毛頭小子白巖鬆。

說出“所謂的學術顧問，都只是不顧不問”這樣的大實話。

時間認為，主持人和嘉賓，應該是一種平等的交流思想的關係。

主持人不是簡單的傳聲筒和捧哏。

他也許保留自己的態度。

但態度，又無形地決定著訪談的方向和發問的底氣。

這種平等，事實上也是給予觀眾的平等。

無論你是多大的名人，多顯赫的身份，都必須放下架子，真實坦誠地與福斯交流。

02

真話，會越說越上癮。

《東方之子》開播的三年後。

1996年，央視《東方時空》的一群理想主義之士，又開辦了另一款特別節目——

《實話實說》。

第1期，是為“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特別策劃的節目。

嘉賓：王海，著名的“打假鬥士”。

他從1995年起，就到各大商場購買假貨，要求商家索賠。截止當年的節目播出時，他購假金額已經達11萬元。

當年爭議性很大。（不信問你爸媽）

有人說他是打假英雄，有人說他只是用這個手段牟利。

△ 為了讓人不認出他，王海給23歲的自己貼了鬍子，帶了墨鏡

這期的話題有多先鋒呢？

你看20多年後的今天，仍沒有掰扯清楚。

當時除了主持人和嘉賓外，還有持正反方觀點的專家學者，這一期甚至還有消費者協會投訴監督主任在觀眾席中。

在這個場地裡，誰的觀點，都可以質疑，誰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當時臺上的北京大學經濟管理學教授，指著臺下的消費者協會投訴監督主任說：

“出現王海這種現象，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你們的工作做得不夠。”

觀眾紛紛鼓掌。

臺上的一位律師認為王海是在鑽法律的空子。

認為王海以索賠為目的來打假，這已經偏離了一個正常的公民行使自己消費權的軌道。

臺下一個女生對王海說：“你為這個社會做了些什麼呢？你不過是擾亂了這個社會的秩序”。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樊綱卻提出相反的看法：

首先，是誰在擾亂生產秩序，是那些千百萬偽劣商家。

其次，現在出現這些以盈利為目的，看起來並不太高尚的打假行為，恰恰反映了我們制度的漏洞，政府恰好有機會可以利用這種衝突，去逐步完善。

但不管觀點怎麼針鋒相對，臺上臺下始終和和氣氣，大家都用觀點來說話。

消費者權益，弱勢群體權益，賭博現象，買房子熱潮，3億菸民問題........

陳虻是《實話實說》的主要負責人，他當年為《生活空間》節目量身打造了一句流行語：

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這樣的理念，延續到了《實話實說》。

“把正在發生的歷史還給普通人。”

03

製片人時間，在2001年離開了央視。

《東方時空》二十週年重聚日，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1980年代，我們一邊做節目，一邊看到自己的成果，有共同志向的人聚在一起，一起喝大酒，吃大排檔。

現在呢？我喝上了拉菲，喝上以前想都不敢想、聽都沒聽說過的酒，有房有車，生活滋潤，但沒有環境和空間了，也沒有激情了，我的藝術生命也結束了。”

當時除了作為領頭羊的央視。

衛視的訪談，開始了更多元的探索。

1998年，馬東在湖南臺主持訪談節目《有話好說》。

他拍過艾滋病兒童，拍過打工子弟學校的髒亂差，買凶殺人的政法委書記......

尤其是馬東在節目結束時，他總結說：

我覺得在一個健康和開放的社會裡面，不應該有任何事情，它明明是客觀存在，卻有必要大家都對它視而不見。

跟郭敬明對談，問的是《夢裡花落知多少》涉嫌抄襲的事情。

多年後，他主持《奇葩說》。

馬東熟練使用年輕人的語言插科打諢，聊著當下年輕人最感興趣的話題。

“愛先說出口就輸了嗎？”

“我不合群，我要改嗎？”

正如馬東在《十三邀》裡，他用一種滴水不漏的語言組織方式，完美消解了許知遠的提問。

內收。

話題內容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從社會性的公共議題，縮回到個人的情感與內心世界。

談談自己的未來與理想，說說那些風花雪月的往事。

甚至徹底退出。

於是談話節目的方向都一致朝向朱軍當年的《藝術人生》。

用藝術點亮生命，用情感溫暖人心，探討人生真諦，感悟藝術精神。

該供著的供著。

該回避的迴避。

訪談節目漸漸變成了一種讓人敬而遠之的形式——

你確信他們說不出什麼新鮮的事了。

03

逐漸我們也就有了這樣的疑惑：

現在我們能看到的還有什麼訪談？

易立競的《立場》，陳曉楠的《和陌生人說話》，姜思達的《僅三天可見》，魯豫的《豫見後來》，許知遠的《十三邀》……

都是季播的遊擊模式。

你不知道下一季是什麼時候，也不知道還有沒有下一季。

但也就是在這些三不五時的突擊中。

你才罕見地看到了同質化宣傳下的差異——

謝娜的叫屈。

徐崢的自卑。

回到開頭說的易立競的“敢問”。

問明星的爛片、整容、負評……

這些，不都是明星理應要面對和迴應的爭議嗎？

我們究竟是生活在保溫箱裡多久，才會認為這種基本操作，就算“敢問”了？

對比過去。

看看那個時候我們問的問題是什麼。

王志，曾經是訪談節目《面對面》的主持人。

2003年非典時，他採訪了當時的代理市長。

他的提問幾乎都是質疑，但也代表了疫情期間市民所憂慮的問題：

“你說一定要控制傳染源，但是按照你這個說法，在我這個想象中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眼裡看到一個很鎮定的一個市長、一個很堅定的市長。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數在不斷地上升。”

“北京也出現過搶購的情況，能不能保證供應？”

柴靜訪談節目《看見》。

採訪了當時社會矛盾的主角之一，北京城管宋志剛。

在柴靜的提問中，既看到了宋志剛作為城管進退維艱的一面，也不迴避指出他們執法時的不合理之處。

訪談節目的消逝。

除了老生常談的，來自上面的尺度。

還有就是來自下面的包容度。

即——

我們還願意聽別人說，允許別人說嗎？

當年香港有一檔深夜談話節目《今夜不設防》。

主持人是香港四大才子中的三位，黃霑、倪匡和蔡瀾。

有一期關之琳來上節目，聊到興頭上，黃霑問關之琳：“你會不會甘心情願做別人的情婦呢？”

這在今天簡直是死亡提問。

沒想到關之琳是真的夠坦誠。

自己就把狗仔隊蹲幾個月也挖不到的料，說得一清二楚。

“我什麼都做過了

有女朋友的男的我試過，結過婚的男友我也試過

我想做就去做 沒考慮那麼多東西

但我會顧慮到對方的太太是怎麼想的”

黃霑讚揚了關之琳想做就做的豪爽性格後。

補了一句：“我們是做電視節目而已，我們不是教育青年的人。”

△ 成人限制級綜藝

諷刺的是。

就在Sir寫完這篇文章的今天，正好冒出了兩個熱搜。

沸 ：《三十而已》編劇迴應大結局爭議

熱 ：張萌 林有有這樣的角色我不會演

這其實是哭笑不得的兩件事。

其一。

《三十而已》被指“爛尾”，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是——

劇中的小三林有有沒有得到報應，不解氣，編劇“三觀不正”。

等等，反派就一定要“惡有惡報”嗎？

別忘了，中中國產犯罪片最常見的硬傷就是天降正義的結尾字幕，罪犯一定落網，沒有餘地。

△ 《心迷宮》

如果你吐槽犯罪片的桎梏。

那為什麼又要求影視劇一定要給小三報應？要知道，小三連違法都算不上。

正義的觀眾一旦“正義”起來，可以比審查的紅線更加嚴苛。

其二。

是張萌在這個話題上補了一刀。

先是說“看來選角色我也是有底線滴”，而後刪去了，補充說“角色不要上升到演員”。

最後，終於還是刪去了整個微博。

一個網上衝浪的翻車例項，想要在熱搜上表態，卻發現話怎麼也說不圓。

很簡單——

角色有深刻與不深刻，豐滿與不豐滿的區別，有高低貴賤之分嗎？

演了小三的演員就為人不齒嗎？

過去，明星還敢對著鏡頭大方承認自己當了小三。

今天，明星連演個小三都不願意，嫌配不上自己的三觀了。

你說。

這是投了誰的所好？

在電視上訪談節目中，受眾相對固定，大家像在客廳裡談話。

可以放鬆地開開玩笑，揭揭短，不時暴露心跡。

而當網路可以接通到每一塊螢幕之後，任何的發言都被置於眾目睽睽的公共場合。

大家不再是願意溝通和傾聽的觀眾。

更像是道德糾察志願者，只要一句話錘死的三觀。

只要非黑即白的性別矛盾。

只要馬上熱搜。

誰還有耐心，去好好聽一場訪談呢？

於是乎。

我們迎來的是訪談節目的消退。

一同消退的，還有平等溝通的姿態，標籤之下被遮蔽的紋路，和以旁觀視角對公眾人物內心的進攻和開採。

在這個自媒體讓表達更便捷的時代裡。

我們恰恰喪失了溝通的渴望。

你只看著。

不管是官方還是明星，都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裡自說自話，自賣自誇。

下面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控評，彩虹屁。

議題、漏洞、價值衝突，都被小心地收攏摺疊。

偶爾丟擲了真正的問題。

便像平地一聲驚雷：

“哇！好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