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日本投降75週年紀念日。
就在昨天，作為影院復工後的第一部大片，《八佰》提前一週進行了點映。由於是點映，場次有限，《八佰》票房被《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壓了一頭。
但高達33.5%的上座率，已經超出之前規定30%的上座率上限，還是能夠說明觀眾對於好電影的熱望。
就在幾天前，全國影城相繼將上座率調為最高50%，似乎就是在為商業大片入場救市提供一種政策支援。
《八佰》隨後釋出了第二輪點映通知，在下週一到週四都安排了點映場，一直點映到週五正式上映。
目前來看，《八佰》豆瓣評分8.3，高於管虎上一部長片《老炮兒》（7.7分）。但作為一部另類戰爭片，《八佰》註定很長時間都會被推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之上。
《八佰》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討，它目前面對的最大爭議是：“四行倉庫保衛戰”並沒有那麼神勇，為什麼《八佰》要拍得那麼慘烈？
作為紅旗下的蛋，《八佰》的立場沒問題
“神吹國軍抗戰”一直是《八佰》的原罪，即便經過了不少調整，它在與公眾見面時依然難逃這種苛責。
即便是臺灣1975年拍攝的《八百壯士》，走出四行倉庫的國軍數量也有358。
而在電影《八佰》中，戰爭場面驚悚恐怖直逼《血戰鋼鋸嶺》，中彈倒下的軍人不計其數，給人直觀的印象，這場戰役不好打，真夠慘烈。
從戰爭氛圍和激烈程度來看，《八佰》確實有點過火。但如果據此就推定該片“神吹國軍抗戰”，也是輕率的。
重要的不是拍什麼，而是怎麼拍。同一個歷史事件，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所做出的表達完全不同。如果把1975年的《八百壯士》作為一個母本，某種意義上講，《八佰》是對其的一次解構與反動。而前者才是正宗“神吹國軍抗戰”。
先看《八佰壯士》的時代背景。首先，1975年是抗戰勝利30週年，這是一部紀念性質的電影；其次，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臺灣在國際上的地位變得非常尷尬，羅大佑的歌曲《亞細亞的孤兒》某種程度就反映了這種社會情緒。
在這種背景下，重新講述自己的“創世紀”神話，從而強化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就變得非常重要。《八百壯士》是典型的臺灣軍教片風格，整體基調是“軍民團結一家親”，這樣講述故事有它的現實需求。
再來看《八佰》，你軍民團結一家親？我偏反著來。“我不相信”是第六代導演的集體特質，於是我們看到了影片前半程中的散兵遊勇、畏戰懼死、歌舞昇平、“隔江猶唱後庭花”……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
影片對於國民政府“片面抗戰”路線的批判也是很有力度的。且不說最後出場代表官方立場的黃曉明的角色，可謂“一黑到底”，單是呈現出抗戰初期“一盤散沙”的生態，也與《八百壯士》這種“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式的暢想立馬分出陣營。
四行倉庫突然跑出來一匹白馬，是《八佰》極具荒誕意味和詩意的一筆。在嚴酷的戰火中，它象徵著自由、奔放與希望。影片結尾，四行倉庫的廢墟中，白馬竟然一躍而起，繼續賓士起來，鏡頭隨之拉到了現代大都市上海。
是誰把戰士們當做棄子？誰在建設他們曾經血戰和守護過的土地？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雖然拍的是國軍抗戰，但是在舊中國與新中國的連線上，《八佰》靈動而不失詩意，用藝術的手法完成了歷史的變奏與選擇。總之，作為“紅旗下的蛋”，《八佰》的立場沒問題。
象徵主義與民族寓言
既然立場沒問題，那《八佰》為何要拍得比真實歷史更壯烈？
在我看來，這是藝術風格的選擇問題。儘管影片的戰爭場面非常寫實，甚至比較血腥，但《八佰》走的不是現實主義路線，對戰爭的慘烈呈現有點“表現主義”，整個劇作在編織上非常象徵主義。
而這種風格化，導致我對《八佰》第一印象竟然有科幻片的感覺：一半“廢土”，一半反烏托邦。這種人為構建出的區隔讓人聯想起《極樂空間》《阿麗塔》中層級分明且又共生的社會場景。飛艇與霓虹美學也極具“未來主義”風格。
電影強化了“一邊是天堂，一邊是地獄”的對比，這種反差在戲劇上有極強的感染力。在歐美觀察員與河對岸甘作“看客”的中國人圍觀下，“四行倉庫保衛戰”被表現成類似羅馬鬥獸場中角鬥士與猛獸的表演。真實的歷史場景應該沒這麼誇張，這種設計也是服務於主題表達。
除了視覺上的表現主義，《八佰》在文字上也超越了“四行倉庫保衛戰”本身，而是輻射到了整個八年抗戰——它講述了一個民族覺醒的寓言。
一橋之隔，這邊拿死扛，那邊“舞照跳，馬照跑”。倉庫中的毫無鬥志、冷漠怯懦的散兵遊勇，隨時想著逃離戰場；租界裡的“幸運的中中國人”苟且偷生，好像這場戰爭與己無關……
而“八百壯士”的熱血奮戰，以現場見證或直播的形式衝擊著每一個“局外人”，將他們凝聚起來，重新撿起不知何時丟掉的民族精神。
《八佰》展示的眾生相看似隨機，但都很有代表性。農民、城市貧民（戲班班主）、青年學生、童子軍（楊慧敏）、城市小資產階級（大學教授）、洋買辦、資產階級（青幫大佬）……不同階級身份的人逐步被感召並凝聚起來，其實象徵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從“民族寓言”的角度來看，《八佰》拍得如此壯烈完全可以理解——這是一種主觀心理上的“真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75%的傷亡發生在中國，中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
根據網友比對，《八佰》前後兩個版本修改最多的部分，不是什麼“神吹國軍抗戰”，而是國民性批判的有關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調整是刪減了阮經天扮演的角色，這是一個被愛國熱情反噬的角色。
《八佰》起初叫做《八百啟示錄》，這不由讓人聯想起它與《現代啟示錄》的關聯。事實上，“啟示錄”是個宗教術語，含有末日審判的意味，這也是理解《八佰》慘烈畫風的一把鑰匙。
《現代啟示錄》藉助越戰，對西方的現代文明進行了批判。而抗戰時期，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前現代的國家。《八佰》如果想要在戰爭片上有較高的立意，在中國的語境中，似乎只能選擇“國民性批判”。
但問題就來了，不能一邊講述抗戰如何用民族主義把一盤散沙的中中國人凝聚起來，一邊又質疑宣揚的東西——尤其是還以一個基本上有定論的歷史事件為基礎來進行大量解構。
我們不能簡單將《八佰》與《我的團長我的團》在主題表達上劃等號，但確實有相近之處。然而，《我的團長我的團》虛構了一個地名——禪達，意在表明這是一個虛構的戲劇世界，不是歷史上的騰衝。
除此之外，《八佰》還是一部投資巨大的商業片。一部商業片在主題表達上必須與主流觀眾保持一定默契。尤其是在中國的創作環境下，電影的價值觀表達要建立在一定社會共識上，過於激進會承擔不小的輿論風險。
從目前來看，定剪版《八佰》是一部藝術水準極高的戰爭片，它用表現主義的手法，講述了一個民族覺醒的寓言。
這樣的版本可能沒有實現管虎“拍一部和《現代啟示錄》一樣牛逼”的戰爭片野心，甚至偏於主流敘事，但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結果。
這可能是中國電影人第一次，用一種全人類都能接受、看得懂的語言表現中中國人的抗戰——內地能看懂、臺灣能看懂、日本能看懂、歐美能看懂……我們每個人都能看得懂。
《八佰》也讓我們每一個人反思：假如你也被捲入了那場戰爭，究竟會做出怎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