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線近一年的電影《八佰》，終於在上週末姍姍來遲地開始了院線點映。《八佰》自去年推出預告片後即備受矚目，作為一部正面表現國軍淞滬抗戰的影片，自然也引來了各式各樣的聲音，一些人便質疑電影片面誇大四行倉庫保衛戰的規模，把一場為爭取國際同情而打的四天“表演戰”說成是生死存亡的“大轉折”。

有些更尖銳的觀點甚至直指淞滬抗戰本身的無意義，他們認為把謝晉元一個營的士兵像“棄子”一般丟在日軍重重圍困下的閘北，打一場毫無希望的戰鬥，本身就反映出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無謀與低能，是其反動性質的總暴露，而導演竟花費這麼多的篇幅去Acura國軍抗日，大有“屁股坐歪”之嫌。譬如筆者前幾日瞥見的一篇聲言要抵制《八佰》的文章就如此控訴道：

“他（蔣介石）把一支支國軍部隊派上前線，卻不給任何戰略部署，指揮呆板，用這些大好男兒的血肉之軀，接受日軍的艦炮轟炸。甚至在前線準備進攻的時候，蔣介石又首鼠兩端，命令部隊暫停進攻，再次等待調停，以至於貽誤戰機，禍害全軍······”

那麼，蔣介石為何決定要在淞滬與日軍展開大規模會戰？他對淞滬會戰有沒有事先的準備和計劃？在淞滬會戰的過程中，蔣介石的軍事部署有無問題？戰爭的最後失敗與他所謂“討好洋人、乞求和平”間是怎樣的關係？筆者覺得趁《八佰》上映的時機，簡單梳理一下這些問題，對正確理解這部電影，乃至廓清一些錯誤認知都是較為有益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中國的步伐不斷加快，經過1932年“一二八抗戰”和1933年的“長城抗戰”，中日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不斷增大，這促使蔣介石開始考慮行之有效的對日戰略，在1933年4月11日的南昌軍事整理會議上，蔣介石比較完整地說明了他的這一戰略：

“我們現在抗日，決不是短期幾個月可以完結的，一定要做長期抵抗的準備和決心······我們如果採取一線配備，與之進行一次決戰的抗戰計劃，就是所謂孤注一擲，一敗之後，將永無復興之望了。因此我們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長期不斷地抵抗，他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有第二、第三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以後，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這樣一步復一步的兵力，一線復一線的陣地，不斷地步步抵抗，時時不懈，這樣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力。”

面對中日兩國巨大的軍事實力差距，中國抵抗日本的勝機只能是依靠廣大的國土不斷去牽制和消耗敵人，蔣的這種戰略之後得到陳誠、白崇禧、蔣百里等多人的不斷闡發，成為抗日戰爭的一個基本戰略——“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略。

但是，要實現持久戰必須要有一個防禦的重點與中心，對此，蔣介石認為長江及長江以南是尤為重要的，當時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也持相同看法，他在1935年8月即向蔣指出：“對海正面有重大意義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制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

此時藉著中央軍追擊紅軍的機會，蔣介石已順利將南京政府的勢力長足插入雲貴川等西南地區，至此，以長江為中心構築防禦陣地，以西南、西北為後方，並以四川為最後基地的抗戰設想已大體在蔣介石胸中形成。

而在這一構想中，處於長江下游的上海有著它十分重要的地位。陳誠在其《回憶錄》中提到他1936年10月於廬山向蔣介石的進言：“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

陳誠在這裡挑明了在上海開戰的戰略價值，就是能夠轉移日軍的進攻軸線。由於此時大部分日軍駐紮在東北與華北，一旦開戰，必將沿津浦線、平漢線向南進攻，而華北平原地勢平坦，對日方機械化兵團的展開是一大便利，卻對組織有效的防禦很不利。相反，若是中國軍隊能在上海發起軍事行動，便能迫使日軍將進攻矛頭轉向東面，令其調動華北的部隊至東西方向的戰場上。如此，則國軍沿長江一線持久防禦、節節抵抗的威力將發揮到最大。

除此之外，選擇上海作為對日作戰的地點還有其他層面的考慮，1937年淞滬開戰前夕，時任軍事委員會管理部代部長的姚琮即指出“在淞滬一帶決戰”有五大優勢”：“指揮利便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補給較便三也；江南多港灣不利於敵四也；易動列強觀感，而得多助五也。”

上海緊鄰政治中心的首都南京，便於就近指揮；同時滬寧沿線集中了國民黨戰鬥力最強的部隊，有利於分配調遣；長江下游的江南一帶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軍隊後勤補給可得到保障；而比照一二八抗戰的經驗，長江下游河流密佈、港汊眾多的地理環境，能有效阻滯敵方的軍事行動；最後，上海作為遠東第一大都會，是西方列強利益所繫之地，一旦在這裡爆發戰事，必然受到國際矚目，也能為可能的外部干預和調停創造機會。

為準備這場可能出現的“淞滬大戰”，南京政府做了較多工作，例如投入巨資修造了以南京為中心的“國防工事”，這些工事以日軍在上海和杭州灣以北登陸，分兩路攻打南京為假想情況，至1937年春完成了三條主要防線：吳淞口至上海的“淞滬線”、蘇州至福山鎮的“吳福線”、無錫至江陰的“錫澄線”，以上防線共同構成了稱為“國防線”的工事體系。

“國防工事”在修造過程中採納了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主體建築均以鋼筋水泥構成，並配以多重射擊掩體、觀測所與彈藥庫。依照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的規定，國民政府無權在上海市內駐軍，因而“國防線”就成為戰前和戰時駐紮主力部隊和後援部隊，阻擊日軍進犯的重要依託。

同時，與上海作戰相關的軍事計劃也在緊鑼密鼓地制定中。1936年2月，時任京滬警備司令的張治中把原中央軍校的“高教室”移駐蘇州留園，對外以“中央軍校野營辦事處”為掩護，祕密開展作戰計劃的制定工作。至同年9月27日，張治中首度向蔣介石彙報了他的作戰構想：

“上海為我經濟重心，繫世界觀聽，我滬上武力僅保安一團，守土匪易。在事變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進駐淞滬，向敵猛攻，予以重創，至少亦需保持我與租界交通，取攻勢防禦。若自甘被動，雖佔蘇福線或錫澄線，洵屬非宜。”

張治中認為，在上海的作戰應該以先發制人的方式首先掃蕩駐滬日軍，取得戰場的主動權，以此來爭取隨後作戰的勝利。上述想法在1937年初修訂完成並經蔣介石審閱的《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甲案）》中幾乎得到完全採納，該計劃在涉及上海的部分時這樣寫道：

“長江下游地區之國軍，於開戰之初，應首先用全力佔領上海，無論如何，必須撲滅在上海之敵軍，以為全部作戰之核心，爾後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敵之登陸······不得已時，逐次後退到預設陣地，須確保乍浦、嘉興、無錫、江陰之線，以鞏固首都。”

可以說，至遲在淞滬會戰爆發一年以前，蔣介石及國民黨高層就有了在這片”十里洋場“發起對日作戰的意圖，此一意圖不僅在主觀上符合蔣本人以長江為中心的持久戰略，在客觀上也已經具備多種有利條件。因此，認為蔣介石此後實施淞滬會戰是無謀之舉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

淞滬抗戰發生的導火索，是1937年8月9日發生的“虹口事件”。當日傍晚，日本駐滬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與一等兵齋藤與藏酒後駕車行至虹口機場附近時，因不服從指令強越警戒線，被中國保安隊擊斃。事後，日本立即以此為藉口威脅中國撤退上海保安隊，並拆除保安隊工事，日第三艦隊也開始向黃浦江集結。11日，日本內閣決議向上海派出陸軍增援部隊，事態不斷升級。

“虹口事件”發生時距“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打響已經過去一個月了，假使依照戰前陳誠“轉移進攻軸線”的考慮，國軍在上海方面的作戰本應於更早的時候就啟動，但顯然蔣介石在七七事變後的這一個月裡還沒有把上海作為優先的關注點。

日軍在7月底攻陷平、津後，即沿平綏、平漢路快速推進，華北戰局吃緊。8月8日，中國守軍在南口與日軍展開血戰，故蔣介石此時正著力將中央精銳部隊及大批軍需物資抽調北上，以增援華北前線，甚至早先計劃用於支援張治中作戰的空炮部隊也被調走了。

▲1937年8月16日，蔣介石電令張治中於明日拂曉一舉殲滅虹口日軍（“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009-030）

然而，“虹口事件”的發生使上海的危險陡增，在聞訊日方已決議增兵後，蔣介石終於決定實施張治中戰前擬定的“先發制人”圍攻上海的計劃，11日夜間，張治中所率87師（王敬久）、88師（孫元良）迅速進入上海，蔣介石覆電令36師（宋希濂）赴上海增援，加強攻擊力量。

國軍開入上海的舉動，實際上突破了《淞滬停戰協定》的有關規定，引發了列強的不滿，他們明確表示不希望中日間的戰事波及上海，這也讓蔣介石對於主動佔領上海產生了一定顧慮，擔心在外交上引發爭端，因而其再三下令張治中“應鎮靜避免小部隊衝突”，只有在敵方開火時才可還擊。

13日，駐滬日本陸戰隊向在八字橋整修工事的國軍射擊，中方以迫擊炮還擊，中日兩軍實際已處於交戰狀態，“鎮靜避戰”已無可能，軍事委員會乃下令國軍於14日對虹口和楊樹浦的日陸戰隊展開進攻。

但令人沮喪的是，14日一天的戰鬥並沒有達到預期，儘管國軍攻克了一些據點，但日陸戰隊憑藉堅固工事，和黃浦江上艦炮的火力支援，給國軍造成巨大殺傷。尤其是，前去轟炸日艦的中國空軍兩架飛機誤將炸彈投入英法租界，造成了平民傷亡。為此事，蔣介石遭到列強的嚴詞質問，“英、法、美國大不滿意，責難備至，對滬戰有干涉之勢”。

這使蔣對在上海展開全面攻勢再度慎重起來，他下令張治中停止了在14日晚間的進攻，15、16兩日也僅做攻擊準備。17日，張治中重新發起全線進攻，但由於部隊缺乏攻堅所需的重型武器（多數重炮北運，未及送至淞滬戰場），日軍利用飛機、戰車的掩護阻滯國軍的行動，中國軍隊步履維艱、犧牲慘重，一度攻至匯山碼頭的36師，也為日軍的密集火力擊退。

23日，增援上海的日軍第3、11兩個師團，分別於川沙口、吳淞、瀏河登陸，中國軍隊的作戰任務不得不從圍攻上海變為阻擊日軍登陸，至此張治中制定的先行攻佔上海的計劃徹底流產。

從8月12日，國軍三個師開入上海，至23日日軍增援部隊登陸，可以被視為淞滬會戰初期國軍的一段主動進攻的時期，這一行動是依照張治中戰前制定的“上海圍攻計劃”實行的，其目標是在日本增援部隊尚未抵達上海時，以攻為守，先行肅清上海市內的日軍據點。

日軍對於國軍主動發起在上海的作戰，確感措手不及。時任第八集團軍司令兼右翼軍司令的張發奎在其《回憶錄》中便說：“倘若日本想同我們在上海開戰，它一定要等增援部隊到達滬濱才動手。日軍不想在上海交戰；否則它為何不在上海尋釁，而選擇了盧溝橋呢？······從戰略觀點看，它顯然不想開闢第二戰場。”

然而，國軍的攻擊最終沒有達到戰略目標，面對人數僅千人的日本陸戰隊，國軍由於缺乏攻堅武器，又遭到日軍配合飛機、艦炮的火力打擊，攻勢始終沒有決定性進展。而導致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則是此時蔣介石對在淞滬展開大戰還沒有下定最後的決心，華北戰局吸引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因而他也就沒有能在第一時間部署更多軍隊和更充足的軍備在圍攻上海上。而列強的不時抗議也令蔣對在上海開戰頗感躊躇，致使張治中在前線的指揮無法盡全力。

以上可以說都是淞滬會戰前期存在的失誤，但必須要看到，直到此時，這些失誤都不能算作是無可挽回的錯誤，因為隨著日軍增援上海，陳誠在戰前迫使日軍“轉移進攻軸線”的設想開始有了實現的可能。

即便無法把日軍趕入長江，只要國軍在隨後的作戰中能按照“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在吳福、錫澄等國防線上進行逐次抵抗、節節消耗，那在長江下游日軍將大有陷入長期戰的趨勢。可惜，之後戰事的發展卻並沒有走上這條事先計劃好的道路。

上海戰事打響後，蔣介石急召陳誠回京，陳誠於8月18日進言，表示應當增兵上海，在淞滬大打：“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若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二十五年所預定之戰略。”

蔣介石聽完後說：“打！打！一定打！”可見，直到此時，蔣介石才下定了在淞滬戰場與日軍進行大型會戰的決心。20日，軍事委員會劃定淞滬、蘇南與浙江沿海為第三戰區，任命馮玉祥為司令長官（後由蔣介石親任），顧祝同為副，陳誠為前敵總指揮。陳誠指揮的第15集團軍則迅速開赴長江南岸，預備阻截登陸日軍。

中國軍隊原擬在灘頭予日軍以痛擊，但在日軍的猛烈炮火下，陣地幾成焦土，部隊只能憑血肉之軀拼死堅守，至9月11日，日軍相繼攻陷寶山、月浦、楊行等地，而再度增援上海的日軍3個師團開始陸續抵達戰場，最終國軍不得不向瀏河、羅店、劉行、北站一線撤退。

隨國軍由攻轉守，淞滬戰局趨於不利，蔣介石開始意識到這場戰爭將要走向持久戰了，他在8月28日在日記中寫道：“此戰不能避免，惟能持久而已。”9月4日的日記又寫道：“滬戰線當可持久，敵雖再增三個師團亦無能為力也。”

但此時蔣介石面臨著一個抉擇，即在戰局轉入守勢之時，國軍應採取何種方式來與日軍持久，一種是貫徹早前“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節節抵抗，實行梯次防禦；另一種則是不計代價地堅守現有陣地，通過動員全國的軍隊至上海，來與日軍拼消耗。臺灣學者蘇聖雄將這兩種方案稱為“空間持久”與“陣地持久”，顯然，恰恰是在選擇如何持久的問題上，蔣介石未能作出明智的判斷。

左右蔣介石選擇的原因在於，包括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等人都認為不能輕易放棄上海。在8月末，法肯豪森視察完淞滬戰場後即向蔣介石建議，應當長期固守上海，國軍雖然在火力上與日軍存在著差距，但從現有戰況看，“究能到處據守”，國軍需穩住現有陣地，為此則需要“增加強大兵力”。這成為了此後國軍“滾雪球”一樣徵調50餘個師至淞滬戰場，填補火線的決定性意見。

另外，蔣介石與陳誠都感到輕棄上海將使在上海作戰的“政略”優勢付諸東流，所謂爭取國際上的同情與支援，就必須要有國軍依然在陣地上奮戰以“現身說法”，陳誠在9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現在我之方針在持久戰，若能多持久，敵方崩潰即為我之勝利，故國際上現雖因國聯開會關係，但終究視我力量為何，倘我獲最後之勝利，則國際之態度，亦必轉變也。”

無論從戰前的對日戰略，還是戰時的作戰指導計劃看，在淞滬與日軍搞死打硬拼都不是國軍應當採取的方針，9月6日頒佈的《淞滬抗戰第二期指導計劃》即明確指出：“如各個圍攻之目的不能達到，則依狀況逐次於後方佔領陣地······於萬不得已時，則退守後方既設陣地，作韌強之抵抗，以待後方部隊之到達，再行決戰。”所謂“後方既設陣地”，很明顯就是吳福線、錫澄線等國防工事。

▲1937年8月29日，法肯豪森建議蔣介石長期堅守上海（“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009-062）

即便是蔣介石自己，對於是否要死守上海也十分猶豫。9月14日，他在日記中自問道：“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長期抵抗乎？”在9月16日的日記中，他甚至寫道：“上海之得失不關最後之成敗，不必拘泥於此也。”可見，蔣介石內心或許也覺得“空間持久”的戰略當更為優勝。

然而，自9月中旬至10月初，在國軍將士的英勇抵抗和巨大犧牲下，日軍的進攻步伐確實得到了阻遏，其向羅店以西、以南僅僅只推進了三公里，中日兩軍幾乎對每個陣地都要經過反覆數輪的爭奪，這似乎證明只要有決心堅持，“死守陣地”是可能的。10月，在對左翼軍各將領訓話中，蔣介石強調：

“持久戰最應注意的，是要有與敵作持久陣地戰的心理，我們有了這個信念自然能夠固守陣地，自然能儘量運用陣地戰術······我們只要有一兵一卒，守住一個陣地亦必與之堅持戰鬥，死守不動，沒有命令決不退卻！”這種對“持久戰”的論調已然與蔣戰前“空間持久”的觀念大相徑庭。

可是，在不斷持續地巨大傷亡下，僅憑信念堅持的中國守軍已抵擋不住日軍的攻勢。自10月開始，日軍以全部抵達的3個增援師團猛攻大場，試圖包抄國軍的後路，至25日大場失守，國軍防線全線動搖，被迫放棄市區陣地，向蘇州河南岸撤退。

守衛浦東的張發奎在《回憶錄》中談到，他曾建議蔣介石，在上海作戰的兵力需要有一個限度，如果超過這一限度依然無法壓制日軍，就不應當再做無謂的消耗，“我提議我們從淞滬前線轉移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要塞工事，如是我們便能重新集結後撤的部隊，以便確保有計劃的撤退。”

但蔣介石並沒有適時採納該意見，到了10月初，他才同意國軍撤往吳福線。可就在此時，傳來了關於中國問題的《九國公約》會議即將在布魯塞爾召開的訊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每年都要求能召開一場太平洋各關係國間的國際會議來解決中日問題，卻毫無結果。因此，國內對於這場來之不易的大會自然抱以極大期待，南京政府希望這場會議能夠促成國際聯合制裁日本，最起碼也能促成中日停戰。

為了能使會議取得有利結果，蔣介石認為有必要使國軍繼續在上海堅守至會議結束，以便”喚起友邦之同情“，於是原本預備撤退的中國軍隊再度留了下來。到了10月25日，大場失守，國軍繼續固守淞滬陣地已變得不切實際，但出於營造國軍依然在上海市區奮戰的象徵形象，蔣介石決定留下88師“孤軍”一個營，扼守閘北四行倉庫，這便是“八百壯士”的由來。

實際上，無論“四行倉庫保衛戰”打到何種結果，無論它真的是一場被誇大的“表演秀”，又或是慷慨激昂的攻防戰，對於整個淞滬戰場的結局都已然無甚影響了。而蔣介石為了在《九國公約》會議上爭取國際同情，將國軍後撤國防線的時間強行延後，才是一個真正致命的決定，因為他徹底葬送了在長江下游以“空間持久”抵抗日軍的最後機會。

回顧淞滬抗戰自計劃，到實施，再到最終失敗的全過程，可以看到，這場戰爭是早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預想之中的，為此也進行了相關的準備。蔣欲在上海迎擊日軍，是希望藉此轉移日軍的攻擊軸線，將其主力吸引至長江流域，以便國軍能在東西方向實施持久抵抗，達成“以空間換時間”的大戰略。因此，發起淞滬會戰確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是，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後，蔣介石並沒有能在第一時間開闢上海戰場，而是抽調了大部分兵力至華北，及至“虹橋事件”發生，為了阻止日本擴大事態、威脅上海，他方才採納了張治中“先發制人”，搶先圍攻上海，爭取主動的計劃，不過此時他尚未有擴大淞滬戰事的決心。

由於缺乏必要的武器裝備，部隊間的協同配合也有不足，張治中發起的進攻作戰沒有能完成清掃上海日軍的目標任務，但確實吸引了日本增兵上海，“轉移攻擊軸線“的設想有了實現的可能，因此這一階段的作戰依然可謂有得有失。

自日軍增援部隊登陸上海後，淞滬抗戰規模擴大，然而此時本應貫徹“空間持久”戰略的蔣介石，卻出於對堅守上海在政略上的重要價值而執意堅持“陣地持久”，背離了自己過去的主張，這一決定不僅使國軍陷入到了與日軍死打硬拼的不利局面裡，也最後斷送了國軍依託“國防線”實施梯次撤退、節節抵抗的可能。

應該說作為三軍統帥，蔣介石在戰略上的這番誤判，確實是導致淞滬會戰最終失利的主要原因。為此他自己也有反思，在1938年2月2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寫道：“去年最大之失著，在美總統發表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而於筋疲力竭時，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以後一敗塗地，無可收拾。”顯然，對選擇進行“陣地持久戰”的謬誤，蔣亦追悔莫及。

必須要清醒意識到，批判蔣在淞滬抗戰相持階段的戰略錯誤，並不應連帶地抹殺淞滬抗戰本身的意義。從八年抗戰終獲勝利的“後見之明”出發，自然可以很輕鬆地去臧否當時人物的功過是非，但有一點是不應該忘記的，那就是當來自天南海北的國軍士兵在淞滬陣地中浴血的時候，當孤軍”八佰“選擇留在四行倉庫的時候，誰都無法預料這場戰爭到底要持續多久，結局又會怎樣，但他們卻都選擇為了國家奮戰到最後一刻。

現在，既然有這樣一部電影願意把他們的身影記錄下來，那麼與其帶著“有色眼鏡”想著它是否有所謂“思想問題”，或許安靜地把電影看完才是對逝去的英雄們應有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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