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日前夕，《農奴》作為新中國成立15週年獻禮片隆重上映，在全國轟動一時。現在，這部再現了舊西藏農奴制下底層藏民悲慘生活的電影，已經載入了中國電影史。它是新中國第一部在西藏拍攝的故事片，同時也是第一部由藏族演員主演的電影。
《農奴》以靜穆深沉的史詩感講述了農奴強巴怎樣在舊西藏成為啞巴又怎樣在新西藏開口說話的曲折故事。
那麼我們可以說，農奴強巴在舊西藏失語成為啞巴，他的表達權利被掠奪了；而在新中國開口說話，則是他重新獲得了自我表述權利。這個言說能力的喪失與獲得的過程，隱喻了舊西藏的寂滅與涅槃。
《農奴》作為政治指向性與民族風情的產物，由於製作者的意識形態代言人的文化身份，它的敘述者並不是少數民族的自我表達，而是主導意識形態對少數民族的再構建。
它通過形象化的故事和人物，展現了少數民族被意識形態同一性所建構的文化目的，體現了社會主義初期的文化領導權實施的力度與效應。
強巴在蘭朵的照料的下，滿懷敬仰發出的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卻典型性地反映了當時的話語特徵：早先的農奴在西藏是沉默的大多數，而解放後，他們成了可以發出自己呼聲的新中國公民。
早在1959年平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的武裝叛亂後，當時在八一電影製片廠任編劇的黃宗江便開始醞釀一部反映西藏農奴制解放前後變革的劇本。
他先後4次去西藏體驗生活，採訪了許多翻身農奴。1962年，時任八一廠廠長的陳播也正在籌措拍攝國慶15週年的獻禮片，當他看到《農奴》的電影劇本後，正合心意。陳播找到拍攝《回民支隊》而出名的導演李俊擔綱此片。
李俊和黃宗江多次交流想法，最後定下《農奴》的影片基調是“於無聲處聽驚雷”。1963年2月，《農奴》攝製組正式成立。
劇組原先打算在承德避暑山莊拍攝，後來李俊還是決定到西藏本地拍攝原汁原味的藏地風情，演員出身的黃宗江還建議找藏族演員來演，最終確定了後來的主演旺堆。旺堆本人的經歷，除了沒有裝過啞巴以外，幾乎和電影中的強巴完全一樣。
他的祖輩是拉薩次角林寺莊園的屬民，他一生下來就成了小農奴。旺堆早年經歷了三次逃亡，從領主家的一名農奴逃到的寺廟當僧人，再脫掉袈裟在一個農場過市井生活，再逃到內地，直到共產分黨改變了他的人生，送他到上海學習。深厚的生活閱歷和對於農奴制興廢切身的體會，使得旺堆的演出具有本色的意味。
《農奴》不光在當時引起轟動，其主題歌《共產黨來了苦變甜》也迅速傳唱開來，在1981年還獲菲律賓馬尼拉國際電影節“金鷹”獎。
一個甲子過後，中國已經進入到和平崛起的時代，大傳統與小傳統、統一性與多樣性並行不悖地融合於國家體制之中。
在現代化的語境中，多民族國家長治久安的要求促生了文化多樣性的可持續發展話語。在這種共識之中，《圖雅的婚禮》可以作為半個多世紀後有關少數民族文化思考的另一個個案來剖析。
2007年4月8日，第14屆中國大學生電影節正式開幕。作為開幕影片，《圖雅的婚事》主創出席了開幕式。
儘管導演王全安在闡述自己的影片時說，粗暴的工業開發導致草場嚴重沙漠化和個別地方官員強令當地蒙古族牧民搬離牧區是拍攝這個片子的最初動因，他想在牧區消失之前記錄這一切。
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作者以一致之思，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影片本身並不是集中於某種邊緣文化的衰頹與主導文化的反思這樣的習見模式。
事實上，這個影片的拍攝頗有戲劇性。2005年，陳忠實的《白鹿原》準備交給王全安拍攝，此前準備接手的導演已包括張藝謀、陳凱歌、吳天明等人，但是都因為小說內容過於敏感及拍攝難度過大而未能實現。
王全安的《白鹿原》拍攝計劃也一再推遲，這種情形下，他見縫插針地拍攝了自編自導的《圖雅的婚事》。
《圖雅的婚事》用平靜的鏡頭記錄中國在向全面工業化的現代過渡時代背景下，生活在文明和現代生活邊緣的平凡女子，對傳統的夫妻倫理那種固執的守望，記載了感情與倫理、道德與慾望的較力。雖然取材於少數民族的題材，但是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個關於最基本的存在問題。
這是個普遍的人性故事，而不僅僅侷限於某個少數民族特異的風情。錢鍾書先生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說的也是這個道理，即文化可能有差異，民族或者有差別，但是根植於人之為人的深處的東西則是共通的。
影片中採用了一些長焦鏡頭，縮短前景後景的景深，將人物與身後大片荒蕪的草原、遠山壓在一起，強調了主人公與其生存環境的不可分割。
影片無意中流露出的蒙古牧民那種樂觀豁達的性格與含蓄天然的幽默，讓當地的民俗、人文以及現階段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有著可觸的質感。攝影、色彩、情景、燈光、表演上都帶有一種粗糙的天然性，沒有精工細琢，平實的記錄風格里帶來的卻是真實的衝擊力。
浮雲變換、時光流轉，新世紀的《圖奴雅的婚事》已經不同於《農奴》那樣由用政治一體化的國族認同來詮釋時代轉型、調和民族差異，也區別於“文化大革命”後新時期的以人道主義主體性或者先鋒式主體裂解的方式來解讀民族文化，而是用一種更貼近現實真實的視角來觀照某一人群的喜怒哀樂。
從根本處而言，女性、少數民族與男性、主導民族一樣，都是現代社會中的平等公民的一員，都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其他外在的社會文化身份；進而言之，他們雖然同樣是公民、是人，卻又有特殊之處，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處於弱勢的公民。
在考慮差異性的同時，兼顧共通性，也正是新的文化話語關注的焦點。從這個意義而言《農奴》到《圖雅的婚事》見證了由巨集大主題關注到個體生存的文化話語轉變的歷程。（文，劉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