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的電影院，因為《八佰》的火爆，終於真的熱鬧起來了。
今年是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5週年，電影《八佰》取材的是淞滬會戰中最後一場戰役——四行倉庫保衛戰，參加這場保衛戰的中國士兵被稱為“八百壯士”。
伴隨著票房的一路高歌猛進，作為藝術改編的《八佰》也面臨了一些關於史實的爭論。但是不管評價者態度如何，有一點是公認的，那就是：這個電影，真的太好哭了。
電影中屬於普通人的家國情懷，以及民族意識的覺醒讓觀眾感動不已。也有很多年輕的觀眾在觀影之後主動去了解四行倉庫保衛戰的歷史。
抗日戰爭的歷史記憶，對當代中國來說，是無法忘記的民族印記。不論是電影中的戰士、看客還是電影外的觀眾，四行倉庫中這支孤軍的戰鬥都足夠刻骨銘心。
記憶的背面是忘記。與中國努力銘記這段歷史相反的是，很多人都不解於這樣一個問題：戰敗的日本為什麼不認錯？
這個問題同樣引起了荷蘭作家伊安·布魯瑪的興趣，在他的遊歷作品《罪孽的報應》中，布魯瑪探討了戰後德國與日本“應對”各自戰時罪孽的不同方式。
一個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罪孽的重負，悔罪是德中國人與罪孽相伴而生的方式；
另一個則是以不悔罪和抵賴來躲避罪孽的報應，但抵賴同樣也是一種隨時感受到罪孽重負，因此不得不與之伴生的方式。
布魯瑪不是第一個思考這個問題的人。在他之前，著名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已經對此做出了“國民性”的人類學解釋：日本人有亞洲人的“恥文化”，而德中國人則屬於基督教的“罪文化”。
但布魯瑪對這個解釋提出質疑，他也不同意有些人關於“德中國人和日本人是危險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種劣根性”的觀點。
布魯瑪認為，問題的關鍵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無論一個國家曾經在罪孽和災難中陷得多深，出路還是有的，而出路就在於自由民主的價值和制度。即使在悔罪成為共識的德國，在自由民主價值和制度建立起來之後，仍然會有新納粹分子從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顛覆。
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國那樣悔罪的根本理由時一針見血地指出：
沒有對政治責任——準確地說，是對戰爭與和平的責任——的承擔，日本就不可能產生一種面對過去的成熟態度。必須先有政治變革，接著才會有心態變化。修憲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換政府起碼同樣重要。因為只有一個新政府才能與戰後秩序一刀兩斷，而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戰時政權的玷汙。
具體地，戰後德國與日本在悔罪問題上的差異，可以從四個方面展開思考：
01
政治上的不成熟
國家政治制度的改變可以成為轉變國民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條件和推動力量。然而，國家政治制度的改變主要是通過內部的力量發生，還是由外部力量逼迫著強制發生，這二者間有著極大的不同。
戰後的德國和日本便是這樣兩種不同的情形。德國戰後的政體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中國人自己主導的，而戰後日本的憲法是由美中國人出於自身利益主導的。
這就造成了德國與日本在戰後政治發展和國民政治成熟上的差異。德國戰後有明顯的文化斷層，德中國人通過廣泛而積極的憲政討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來，相比之下，日本人則一直處於政治幼童階段，遲遲沒有成熟起來。
布魯瑪用兩個片段展示了這種區別：
德國電視裡，脣槍舌劍的討論節目比比皆是，人們圍坐在圓桌旁，就時下熱點問題展開辯論。聽眾坐在小桌邊，邊小口呷飲料，邊聽嘉賓們滔滔不絕的發言。氣氛一般很嚴肅，有時爭論會趨於激烈。人們很容易嘲笑這類節目的一本正經，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稱道之處。部分得益於這類談話節目，大批德中國人才對政治辯論熟悉起來。
沒有流亡作家和藝術家返回故鄉，拷問那些留下來的人的良知……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來。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棄他們的政治立場，過程頗為正規，被稱為Tenko，直譯是改宗的意思，但戰爭一結束他們就重新撿起馬克思主義。有的作家曾在私底下表達過對戰時日本狀態的震驚，並在日記裡嘲諷軍國主義的粗鄙拙劣。然而，‘內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數共產黨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議了。
正是由於在政治上缺乏成熟，日本社會在對待國家之罪的問題上嚴重滯後於德國。與善於積極獨立思考的德國公眾相比，日本社會裡卻有許多沉默的大多數和糊塗的大多數。因此也就始終難以形成對戰爭罪責、人道災難、記憶倫理、新型國家認同等重大問題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討論。
02
無法擺脫的浪漫民族主義
除了政治不成熟以外，日本也沒有辦法像德國那樣擺脫戰前和戰時起過關鍵作用的浪漫民族主義。
布魯瑪在與許多德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接觸中發現：
我經常從德中國人那裡聽到‘典型德國做派’這句話，而且口氣幾乎清一色都是貶義。相反，日本人說‘典型日本做派’時，通常都帶著一絲自我辯護和自豪。
戰前的日本同德國一樣，以知識分子和政客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藉助浪漫民族主義，來抵消某種民族自卑感。他們引進費希特的有機民族主義理論是為了振奮日本人的自尊心。但是戰後的日本繼續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戀舊。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願意覺得自己像德中國人，但德中國人卻不願意覺得自己像日本人，這是因為兩個國家有了不同性質的國族自我認同。
對此布魯瑪也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1987 年，位於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對外開放。為了慶賀其誕生，日本人提議舉辦研討會，探討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話之間的相似性。這是東京一座神道教寺廟的僧侶出的主意，絕無批評和嘲諷之意。但德中國人禮貌地回絕了。
戰後，德中國人以認同德國憲法來構建自己的國族認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來構建國族身份的自我認同。
歷史教科書中就可以看出這種區別。
德國教育法明確規定，教學材料“不應阻礙學生形成自己的主見”。以巴伐利亞州高中歷史教材為例，這個規定得到了嚴肅的對待，“課本每一章節的提問用意不在考驗政治正確性，而是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書在文部省的監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隱瞞日軍的野蠻罪行。日本歷史學教授家永三郎在1952年編寫高中歷史教材時，因為被文部省認為描寫“一邊倒”而被勒令多次重寫，忍無可忍起訴政府違憲。
此後他又和政府分別打了兩場官司。到了1980年代，他還被要求刪除教材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內容。直到1992年，79歲的家永還在東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間經歷了不斷的上訴和被駁回。在日本，像家永這樣的人是絕對的少數。
03
自認“戰爭受害者”
日本有“受害者”的心態，而且還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從戰前到戰後的日本一直存在著“日本人領導亞洲對抗西方”的神話。
而記憶是有選擇性的，就在日本人選擇了“受害者”記憶的同時，他們消除了自己作為對亞洲其他國家人民“加害者”的記憶。
日本的“歷史失憶”與德國對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特別有典型意義的便是“廣島記憶”。
日本人每年有兩個紀念日：一個是 8 月 6 日的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日，另一個是 8 月 15 日的日本戰敗投降紀念日。
廣島成為美國“戰爭罪行”的證明，也成為“和平”反對一切戰爭的“民眾抵抗”旗幟。廣島記憶把廣島用作日本是二戰受害者和犧牲者的象徵。
在廣島，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護著，人們堅稱廣島死者是無辜的，這種“無辜受害者”的記憶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記憶。
但是布魯瑪指出，“和平廣島”是一個神話。“廣島根本談不上無辜。1894 年，日本同中國打響‘甲午戰爭’時，部隊正是從廣島出發、開赴前線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揮部搬到了廣島。這座城市因此變得富有，十一年後的日俄戰爭則讓它更加富有。廣島一度還成為軍事行動的中樞。……在遭到核打擊時，廣島是帝國軍隊第二大本營（第一在東京）。簡言之，這裡遍地都是軍人。”
當然，廣島市民確實是受害者，但害他們的基本上是他們自己的軍事領導人。1987 年，當廣島當地一夥和平活動人士向市政府請願，要求把日本侵略歷史納入和平紀念館展覽內容時，這個要求被拒絕了。
當日本人把目光從廣島轉向南京時，相當大的保守勢力人士卻堅持，平民傷亡是戰爭必然會造成的結果。
04
“無罪”的天皇
日本獨特的天皇制度是阻礙日本充分認識侵略戰爭和人道災難罪行的又一個政治因素。日本國內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和立場就涉及天皇制度。
對左翼和自由派來說，南京大屠殺是由天皇崇拜所支撐的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象徵，要避免另一場南京大屠殺，就有必要堅持《和平憲法》第九條。
民族主義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認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認同，必須恢復天皇作為國家宗教領袖的地位，並且修改第九條，以使日本重新成為一個具有合法性的軍事強國。
《日本憲法》第二章第九條 【放棄戰爭，戰爭力量及交戰權的否認】
也就是說，否認南京大屠殺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認識問題，而是涉及維護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權威。
戰後德國與希特勒的納粹極權制度完全切割，戰後日本則無法與天皇制度完全切割。而日本之所以難以與過去斷絕，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曖昧不明的政治體制——日本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法西斯”國家。
“它既沒有法西斯或國家社會主義執政黨派，也沒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過哪些頭銜，他算不上是法西斯獨裁者”。
同樣的，日本也沒有德國那種明確的責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種被稱為“不負責任的體制”。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權威，那麼天皇裕仁的過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汙點。
所以，東京審判時，裕仁天皇不僅逃脫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傳喚他出庭作證。日美兩國達成協議，最高“神轎”不得受一絲牽連。
這是一筆政治交易，犧牲了戰爭受害者的正義，其非正義的後果一直延續至今。只要天皇還擺在這個位置上，“日本人就會在坦白過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為天皇對發生的一切均負有正式責任，而通過免除他的罪責，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應該銘記歷史，不管是正義還是非正義的一方。這是因為歷史並不僅僅是歷史，它決定了今天我們站在哪裡，未來要走向何方。
把歷史與現在割裂，並不一定指向客觀的通途，而可能讓“冷眼看待”變成“冷漠旁觀”，甚至讓旁觀者因為“理解”加害者而對他們產生認同感，認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是非正義的。
而銘記歷史，也不僅僅是一種個人道德的選擇，我們可以從中有意識地改變舊的思考習慣和偏見，也就是布魯瑪所說的在政治上成熟起來。這也是中中國人常說的：以史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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