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是人類的最基本需求。叉燒包，是廣東粵菜的著名美食點心，受到大灣區食客的廣泛喜愛。也正因如此，這部《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才會取得如此深廣的影響。
電影的主演黃秋生，又憑藉“變態”殺手的角色獲得了金像獎影帝，也使得影片比之一般粗製濫造的驚悚片、犯罪片更具口碑。
在1994年的第13屆金像獎，張曼玉與梅豔芳顫顫巍巍、哆哆嗦嗦地念著最佳男主角名字——“八仙飯店黃秋生”。而到了1999年的第18屆金像獎，一同與梅豔芳登臺的張曼玉，看到獲獎者後說道：“不是吧？又是你！黃秋生。”（此次憑藉《野獸刑警》“爛鬼東”一角）
由此可見，從“變態”殺手到“野獸”警察，黃秋生在犯罪片、驚悚片等型別電影中塑造的“極端的”、“富有毀滅性”的角色，體現了表演功力。
放到現在，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這部電影，卻發現“變態”殺手並非有多可怕，不過是特定階段的商業噱頭，而影片所揭露出的社會怪象，其中的人性之“惡”與無法擺脫的“劣根性”，才是最令人恐怖的地方。
01
電影改編自真實的澳門“八仙飯店滅門慘案”，將這樁奇案通俗化為一場賭博借款的糾葛殺人案。在1985年澳門夏天的海岸上，浮現了截肢，事出有異，卻遲遲沒有線索。直至調查組發現八仙飯店的前店主鄭林一家全部神祕失蹤，現任店主黃志恆又遲遲無法呈示合理的接手手續、成為最大嫌犯。
犯罪嫌疑人黃志恆拒不承認的同時，又被發現與香港的一宗命案相連（與鄭氏案同樣是因賭博借款糾葛的凶殺案），至死不承認罪行的黃志恆在獄中自殘斃命。
電影對“變態”殺手黃志恆性格的塑造方式，更趨向於一種“去生活化”、略顯誇張的方式，使其性格更極端化——嗜賭如命、殺人如麻、極度貪婪暴怒。放在當時或許是為了製造驚悚效果，但用當代的眼光來看，這種方式卻降低了恐怖程度。
不僅僅是因為當代人恐怖感的“閾值”被提高了，更在於這種極端化的方式反而創造了一種脫離生活的“疏離感”，在提醒觀眾“這是個例，高於生活，在現實中很難遇到”。
這也是奇案改編的電影難度所在，現實矛盾糾葛的複雜錯亂，是無法用電影復刻的。過分渲染傳奇性又很難達到原本的警世意義。
黃秋生在塑造角色的方式上，也是更注重表現角色的暴戾與邪氣。陰狠可怖的眼神，深不可測的面孔，磨刀時絲毫不見波瀾的面部表情，都展現出了角色那種極度凶殘、蔑視生命的惡魔狀態。
02
影片的敘事主要分為兩條線，一邊是黃秋生的“變態”殺手，另一邊是李修賢的李sir以及其下屬團隊。事實上，相比黃秋生的殺手，李修賢飾演的李sir及其下屬們，更像是真正的主角。
他們足夠真實，性格足夠鮮活。他們具有生活在現實世界裡的普通人那般的世俗煙火氣，他們擁有這樣那樣的個性、優點與特長，但卻一樣有著人性深處無法擺脫的“惡”。
這種“劣根性”比未經文明馴化的暴戾更可怕的地方在於：當代的人性之惡、負面情緒、潛意識中的戾氣，並非“大奸大惡”，看似無關痛癢，卻刻於骨子裡更難以被抹去。
在事件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李sir領銜的“重案組”團隊，一直處於一種極度慵懶、閒散、懈怠的狀態之中。
他們發現海面上被衝上岸的殘肢，絲毫沒有任何情緒波瀾，反而是抱怨一大早碰到這種事十分晦氣。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閒侃、吹水、耍帥、說笑，在同事中唆使新人，在工作中互相推諉、邀功，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精神的時刻也莫過於欣賞上司李sir帶回來的小姐。
對待責任疏於承擔，對於現實逃避面對，縱情聲色，貪圖享樂。
這是“現代症候群”——當現實的瑣碎、世俗世界的陳規陋習、世態炎涼的人間永珍，逐漸磨平了人的稜角與心志，身處各個職能的人都變得世故庸碌、油滑俗練，缺乏更深的理想、抱負、憧憬，喪失悲憫、共情與同理心，唯一在乎的是自我感官的滿足與愉悅。
當由貪婪、懶惰、色慾、暴怒組成的人性之“惡”，堆疊在一起，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釋放著暴戾，而身處其中的芸芸眾生，卻沉溺於其中，貪圖安逸，無法掙脫。
03
電影的導演邱禮濤（代表作有），作為香港電影恐怖片領域頗有成就的著名導演，其所擅長的並不僅僅是型別片。邱禮濤十分善於在小製作商業片中把握住商業通俗性與社會寫實性的平衡，在用戲劇化故事滿足福斯觀影趣味的同時，對於人性的鍼砭時弊、對真實人情的洞察力，也可見一斑。
在深入思考影片《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的過程中，不能忽視的是作為出品人、主演身份參與到影片整個創作過程中的李修賢。
80年代的李修賢，因為《公僕》獲得金像獎的影帝。其為當代人熟知的是在《龍虎風雲》、《喋血雙雄》中與周潤發的珠聯璧合，其主演的《霹靂先鋒》又對周星馳職業生涯有著重要意義。
李修賢進入了90年代後，仍舊是警察專業戶，只是本片中的李sir，不見了當年的滿腔熱血、胸懷理想的那份青年人的正義感，放棄了對情義的追逐，放縱了自我，變得不再有抗爭精神、不再憤世嫉俗，成為世俗社會裡層層傾軋的“逐利鏈條”中的凡夫俗子。
影片中大量的黑色幽默與戲謔的基調，中和了血腥場面的恐怖氛圍。
而影片的諷刺並不止於李sir領銜的“重案組”內部的“黑”，更是通過幾度出現的報刊、記者將諷刺矛盾對準更廣泛的“看客”。事不關己的人，將別人的苦難當作一種“景觀”、“奇聞”去“欣賞”，人與人之間沒有絕對的共情與同理心，也造就了影片中每個人的“麻木”與“冷漠”。
電影上映時正處於香港電影黃金時期，而在耀眼的資料與光環之下，很多電影創作者已經看透了觀眾“求新求異”的獵奇心理。而《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在順其道行之的同時，與一般意義上那類完全取悅他人、諂媚福斯的商業片相比，更多了一絲諷刺和戲謔。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比之放縱更需要的是剋制。無論身處何地，收斂惡意、心懷敬畏、及時止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