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因為譯製片較少，且集中在當時與我們有友好關係的幾個國家，因此，那個時期引進的國外電影，會在觀眾中誘發出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特別觀感。

在陳河的小說《黑白電影裡的城市》中寫道：“《多瑙河之波》的熱潮還沒過，又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 《寧死不屈》上演了。由於這個電影有女主角米拉換藥時露出胸罩的鏡頭，電影院繼續每天爆滿……”

從中可以折射出文革期間引進的國外影片所引發的特有的觀眾觀影興趣。

其實，《寧死不屈》在觀眾中烙印下的強烈印象不僅僅侷限於此，崔永元曾經說過，《寧死不屈》是他童年時印象最深的一部電影，而上海作家陳丹燕在回憶她童年的偶像時說：“70年代，我喜歡過阿爾巴尼亞一個電影演員，他在電影《寧死不屈》中扮演游擊隊員……”

《寧死不屈》為什麼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在那個時代引起如此深廣的反響？

注意一下《寧死不屈》公映的時間。影片1967年拍攝，1968年在阿爾巴尼亞公映，1969年就引進中國，當年公映。

據記載，它是文革期間第一部引進的外國影片。在三四年的時間內，沒有國外譯製片投放中國電影市場的情況下，《寧死不屈》首次進入中國電影市場，其新鮮感與衝擊性不言而喻，立刻掀起了一股波濤洶湧的觀影狂潮。

這其中，當然有部分觀眾對影片裡的部分鏡頭投入了特別的注意，但實際上，我們今天看一下《寧死不屈》裡當時的所謂暴露鏡頭，其實非常平常，也非常剋制，根本沒有什麼香豔的成份。

而上面引述的那篇文章中陳述的事實，也不夠準確，因為那個換藥的女游擊隊員，根本不是米拉，米拉是影片裡的女學生的名字。

而據《電影傳奇》透露出的訊息，影片裡的那個換藥的女游擊隊員，卻導致了這部電影於1973年在阿爾巴尼亞被禁映。

主要原因是這個角色扮演者的丈夫是一個導演，被認為思想意識存有問題，牽連到這個女演員，導致了電影禁映。

而中國的觀眾並沒有受到這部電影在本土噩運的影響，依然對這部電影一往情深。

當然，1973年之後，這部電影，在中國也有淡出的趨勢，它與文革早期的記憶糾纏在一起，在知青那一代人中尤其記憶深刻。

崔永元生於1963年，陳丹燕生於1958年，而另一個作家鐵凝在她的小說《永遠有多遠》中也記錄了文中的“我”對《寧死不屈》的迷戀，他們基本可以視著同一代人，決定了他們對《寧死不屈》有著相似的記憶與雷同的感受。

今天我們來看《寧死不屈》，會覺得這個電影恰恰印證了文革期間對阿爾巴尼亞電影的評價，那就是：莫名其妙。

不能不說《寧死不屈》的敘事存有某種問題，它在現在發生時的情節中，插入九段回憶，把故事的連貫性分割得支離破碎，最後電影只能看到斷斷續續的區域性細節，卻沒有一個統貫的印象。

比如，影片中的女游擊隊員受傷後一直住在米拉的家裡，她是如何來到米拉家中的？

米拉與家裡新來的一個做生意的陌生青年，圍繞著吉它，而開始了他們的熟識，但是這個男青年後來哪裡去了？

米拉被捕之後，地下組織暗殺了叛徒，接下來，卻是導致德軍下令槍殺米拉她們兩個人，前後的邏輯關係給人的感覺，是地下組織的暴力行動，才導致了德中國人的瘋狂報復。

既然電影連一個完整的故事，都沒有講清楚，但電影又為何能引發巨大的轟動？

從某種意義上，如果一部電影過度追求內在的邏輯關聯與巧立名目的內在關係，雖然能夠給人以燒腦的分析樂趣，但是電影過後，卻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煙消雲散，反而難以給人留下印象。

而一個內容簡單的電影，卻因為它的鏡頭的單一、緩慢，反而給人以強烈的瞬間衝擊力。

加上當時《寧死不屈》放映的時候，國內的外國影片較少，很多觀眾看了一遍還要再看一遍，而觀看電影的環境，很多都是在鄉間地頭的露天場所，所以那種簡陋環境下銀幕上提供的斷片式場景，十分容易給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它不需要故事的前後銜接，片斷的影像就具有強烈的刺激力與衝擊力，這應該是《寧死不屈》這樣的一個被中國觀眾列入到莫名其妙範疇裡的電影，能夠給人以強烈印象的原因。

《寧死不屈》裡的女游擊隊員，在當時的中國引發巨大的關注，也和影片裡的主人公與當時的中國青年在興趣愛好、衣飾著裝與文化程度上更有共情感與同理心的緣故。

影片裡呈現的社會形態，受到得天獨厚的長期的歐風勁吹，遠比同時代正掙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中國社會來得更具有現代性。在那個社會生態下活躍著的青年，更能獲得建國後思想文化有了全面提高的中國青年的認同。

這也是當時的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電影裡的游擊隊員生活，能夠給中國觀眾帶來更為新穎的觀感的原因。

綜合當時觀看電影的觀眾的反映，我們大致可以看到電影裡留下的深刻印象集中在以下幾點，這種印象滲入到當時中中國人的現實生活、個人記憶與文化情境中，從長遠來看，甚至可以說影響到比一代人更為綿長久遠的精神領域。

這種影響具體是：

這就是我們在本文開頭部分提到的那種驚鴻一瞥的女性身著內衣的鏡頭。

而這種文革期間的特有的觀影驚詫，可以說分佈在當時的幾乎能看到的所有在國內公映的譯製片中。

姜文在接受採訪時，就對電影裡的女主角的漂亮表達了深刻的第一印象。他說，他年幼時，“頭腦中還沒有漂亮的概念，記得我看李鐵梅的時候都還沒有，直到看《寧死不屈》，這是一部阿爾巴尼亞的電影，說的是游擊隊戰士被納粹抓住了，但她們還是很樂觀地彈吉它唱歌，她們穿連衣裙，領口開得很低，我覺得那裡面的人是很漂亮的。”

《寧死不屈》裡的漂亮，實際上是一種青春的活潑氣息，其實女主角看上去並不嬌豔，與今日錐子臉刻意營造的驚豔之美，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片中的人物表現，卻很接地氣。

尤其是女主角米拉的單純的眼睛的閃動，都給人一種強烈的生命存在的感覺，所以當米拉與戰友最後走向絞刑架的時候，才反襯出扼殺如此強健的生命力的殘酷，電影傳輸出的是一種對青春與生命的禮讚，才讓暴行來得如此黑暗與凶殘。

很多回憶都提到從這部電影裡第一次了解到吉它這一樂器，而在改革開放之後，吉它的風行一時，很多人都認為與這部電影的推波助瀾有著深切的關係。

在影片中，吉它的低沉的帶著迴音的旋律，似乎能夠讓人產生共鳴。而影片裡的德國軍官，也試圖用吉它來瓦解年輕的米拉的精神意志，但是，吉它在電影裡彈奏的是一種勇往直前、無視生死的心靈自白，德國軍官意圖用吉它所彈奏的美的韻律，在女革命者的堅強意志面前，毫無作用。

可以說，吉它在電影裡述說的是：美不一定能消磨人的意志，反而會讓人追求更博大的善與真。

作家鐵凝在小說《永遠有多遠》裡注意到米拉的格子襯衣帶來的視覺魅力：“當我看完一部阿爾巴尼亞影片《寧死不屈》之後，我曾幻想我和影片中那個寧死不屈的女游擊隊員米拉長得一樣，我唯一的根據是米拉被捕時身穿一件小格子襯衣，而我也有一件藍白小格子襯衣。”

《寧死不屈》在展示山城小鎮的日常生活面貌時，表現了街上的市民出售巧克力。而當時的中中國人，對巧克力大多數並沒有什麼明晰的認識。

在餘斌的隨筆集《吃相》收入的《巧克力》一文中記載：“《寧死不屈》大約是我們看到的第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就是在這部片子裡，頭一次聽說一種叫作‘巧克力’的糖。……我們誰都沒吃過，沒見過，據說中國最早生產巧克力在七十年代初，但印象中商店裡沒賣的……”

電影裡的調侃語句：墨索里尼，總是有理，現在有理，而且永遠有理，成為當時民眾口裡的調侃語句。

影片裡德國軍官打檯球的場面，也使中國觀眾覺得新鮮。

之後，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全國遍地開花的檯球室，雖然不能說與這個電影的誘導有關，但不能不說這一福斯性的娛樂專案的影像記憶還是不可小覷它的現實影響。

女游擊隊員拿著手槍在屋頂一邊奔逃一邊射擊，都讓我們看到了一種迥異於我們戰爭片的帶有個人主義色彩的戰爭場面。

影片裡米拉在照應受傷的女游擊隊員時，兩個女性相互調侃，體現了青春的美好，也顯現出一種幽默意味，相比之下，中國電影裡的人物對話太過沉重，缺乏這種風輕雲淡、涉筆成趣的幽默感。這種風格，很容易獲得當時擁有了相當的文化理解力的中國觀眾的共鳴。

電影裡德國軍官牽著一條狼狗，出入穿行，而影片裡的狗仗人勢，也突出了侵略者的殘酷與凶險。

但電影引發的副效果卻是引起中國觀眾對養狗的興趣。

11、高領羊毛衫。

影片裡的一位游擊隊員穿著高領羊毛衫也引起了觀眾的特別關注。在徐約維所著的《星星的碎片》一書中寫道：“最初對高領羊毛衫的印象在文革時期，那時看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裡面的男主角經常穿一件素色的高領羊毛衫，黯黯的顏色反襯著生命的年輕、激情之中又滲透著一種高貴的氣質。這對於一個從事革命的大學生來說，顯得分外迷人。”

《寧死不屈》在中國引起的反響，還包括配音者賦予了人物以一種新鮮的氣質，給米拉配音的是劉廣寧，她的特有的帶有迴音的細聽起來摻著一點嗲味的聲音，給角色增添了一種可愛的氣質，塑造了一個嶄新的人物維度。

可以說，《寧死不屈》在進入中國之後，被時代、配音者、觀眾添置了原片沒有的新鮮的內涵，說它是一部外國影片，但它在走入中國之後，就開始了中國化的嬗變過程，與中國當時的時代風貌、接受者的心理感受膠著在一起，使它帶著更為鮮明的中國特色。

這或許就是它在今天看來不過是一部相貌平平的電影，但在那個特殊的放映區間，卻能夠產生那麼大轟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