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院觀看《八佰》過程中，我盯著畫面在找一個人，楊養正，也叫楊得餘，15年前（2005年）我曾採訪過的一位抗戰老兵。

到9月15日，《八佰》已取得27億票房的好成績。這可能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抗戰電影，它的好，在製片方拍攝技術的進步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呈現出的情感真實，裡面是一個個真實的個體。

娃娃兵小湖北想象著自己是以一敵萬的趙子龍，提槍策馬衝向敵陣；不敢開槍、想要逃跑後來勇敢殺敵的端午；姜武飾演的“瓜慫”老鐵貪生怕死，精明狡詐的老算盤偷了記者的風衣逃出四行倉庫；王千源飾演的羊拐，一個帶著狼性的老兵油子卻有溫情的一面……

導演管虎說：我關注的就不是戰役，而是戰役中的人，普通的個體。

但以散兵遊勇為主要視角的《八佰》，對正規軍第八十八師五二四團的描述就不夠（除了團副謝晉元）。由白恩飾演的楊得餘是五二四團一營一連一排的排長，在影片中只有幾個鏡頭：從倉庫的繩索上滑下到安慰端午讓他先照顧好自己；日軍突襲，倉庫裡硝煙瀰漫，楊得餘大喊“開燈”；最後撤退，在通往租界的橋上，楊得餘被飛來的彈片傷了左眼，他飛速拔出彈片繼續作戰。

電影把他誤寫為楊德餘。實際上，五二四團來到四行倉庫後，為了隱蔽部隊，防止敵人利用電線縱火，他們切斷了電源，並沒有開燈這個事實；壯士們撤退時也不經過河過橋，而是通過四行倉庫經西藏路進入蘇州河同一側的英租界；楊德餘左眼受傷後也沒有繼續戰鬥，而是由四個戰友把他托起，來到英租界。

這是為了更具有衝突性和戲劇性，電影做了適當的改編。

壯士們冒著槍林彈雨過了橋之後，電影戛然而止。鏡頭一轉，是從四行倉庫望過去的現在高樓林立的陸家嘴，以此來隱喻壯士們的英勇戰鬥，換回來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

但走出四行倉庫的英雄戰士，還有很多的苦難在等著他們去承受。

真實的四行倉庫戰鬥

楊得餘視角下得四行倉庫戰鬥是這樣的。

1937年10月26日，淞滬會戰已到了最後階段，要地大場失守，統帥部決定全線西撤，命令第88師留一個團掩護。524團團副謝晉元接到這個任務。

27日，工事構築好，佈防完成，謝晉元開始巡視各處。他來到大陸銀行倉庫，沒有看到指揮官，於是就大聲問：“你們的排長哪裡去了？”士兵回答說：“在3樓巡視。”

負責大陸銀行倉庫的，是一連一排。排長名叫楊得餘，湖北人，時年23歲，他最先加入的部隊是湖北保安團，後作為補充兵力加入到88師524團一營一連一排，做少尉排長。

聽到團長來到他的防區，楊得餘跑了下來，向團長報告。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謝晉元，謝晉元作為團副到一營作戰只有兩三天，不少士兵並不認識他。謝晉元對楊得餘說：“一定要守住，絕對不能讓日本人攻下來。”

28日晚上，謝晉元對士兵訓話說：“本軍所奉的命令就是要死守四行倉庫，與最後陣地共存亡。所以，這個四行倉庫就是我們400多人的墳墓，我們全都要戰死在這裡。我們中間只要還有一個人在，就要堅守陣地，和敵人拼死戰鬥到底。”

戰鬥打了4晝夜，楊得餘沒有閤眼，但當時戰鬥緊張，他竟然一點都不感到困。這4天5夜裡，中國軍隊借地形優勢對敵進行機槍掃射，或挾手雷與敵共亡。擊斃敵軍200餘人，炸燬坦克3輛，日軍不能越雷池一步。

10月30日晚上12點，楊得餘奉命撤退。但是日本人的坦克封鎖了出路，他們退不出去。楊得餘安排兩個班對準坦克打，但打了一陣，坦克巋然不動。於是他拿了一挺輕機槍，大吼一聲：“我來打！”

他趴在一架輕機槍前面，裝上鋼性彈，這種子彈可以打穿坦克的鋼皮。一梭子彈(20發)還沒打完，鬼子朝楊得餘開火的地方扔炸彈。“轟”一聲響，一顆炮彈就在他頭上爆炸，樓頂被炸開，彈片“啪”一下，飛進楊得餘左眼，血沿著臉頰流了下來。

他聽見副排長在喊“快來抬”，有四個戰友跑上來，有的抓手，有的抬腳，把他慢慢托起，躲過槍林彈雨過了馬路，到了英租界。

他也不清楚後來自己是怎樣被送進租界醫院的，因為他累得睡著了。他只記得，在租界醫院一位醫生告訴他，你的左眼已經被摘除了。

（以上是我當年的稿件）

4年孤軍營後逃出日軍魔爪

15年前，91歲的楊得餘在重慶的家裡接受我的採訪時，端坐在一張後背皮革已經裂開的舊沙發上，兩頰深深地陷了下去，除了嘴巴一張一合外，整個身體一動不動，像一座雕塑。雖然聲音有點顫抖，但是思路非常清晰，一下子就把我帶入了那炮火呼嘯的戰鬥往昔。

期間，他唱起了《歌八百壯士》：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

退到租界的壯士們，被英中國人卸掉了武器，被送到了租界的集中營，營內四周安裝了鐵絲網，只准官兵在營內活動，不準外出，不準與外界接觸，實際上失去了人身自由，過著囚禁生活。

300多名壯士，被稱為孤軍營，用蘆葦搭起了草樓，成立了“四行路工業社”，生產鞋子、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在孤軍營，他們被囚禁了4年。這時，上海已徹底淪陷，陳公博出任偽上海市長，多次勸降謝晉元，請謝晉元去當偽第一方面軍司令。謝晉元將委任狀撕得粉碎，說：“我父母都是中中國人，生下我這個兒子也是中中國人，中中國人絕不當外中國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被四名被收買的孤軍營士兵刺殺身亡。

隨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租界。英方將孤軍官兵過渡給日本。日軍將楊養正等人押至寶山一個集中營關了兩個月，後又押往上海郊區新龍華。

半年後，“八百壯士”被拆散，一部分被遣送至杭州、孝陵衛及光華門（南京）做苦役，還有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拘押。還有一批，則被押送到遠洋之外的巴巴新幾內亞。

部分被送至孝陵衛及光華門的士兵於1942年11月逃脫，其中一部分在重慶重新歸隊，另一部分就近參加了游擊隊，被送至其他地區的士兵許多也先後逃脫日軍的魔爪。

楊得餘和其他30多名孤軍是在安徽蕪湖對岸裕溪口逃脫的。“到裕溪口沒多久，我們就打聽到附近有新四軍的游擊隊，於是想投靠過去。我和雷雄、陳日晟三人就商量帶領30多號人如何逃跑。”

行動在一個下午開始。那天收工時大約4點鐘。日本兵扛著機槍走在前面，搶槍小組的三個人按照計劃跟在後面。說時遲，那時快，雷雄嘴巴一撅，一聲響亮的口哨。緊跟日軍的那名士兵衝上去，奪過機槍就跑。隨後兩個人撲上去搶子彈，搶到四梭子彈，敵人沒反應過來，以為是新四軍打游擊來了，扛槍的日本兵還喊其他戰俘“趴下、趴下”。楊得餘他們這時趁機奪命狂奔。大概跑了一公里多路，敵人才反應過來，對準楊得餘他們開始狂射。

但敵軍終究沒追上。楊得餘一行30多人一口氣跑進游擊區，到了一個叫“桃花鄉”的地方。“我高興得‘撲通’一下倒在地上，躺在桃樹下，再也不想走了。”

被押送至巴巴新幾內亞的那部分官兵，命運要悲慘得多，押送上一艘日本大型軍艦，他們在最下層，有人就熱死在軍艦上。在太平洋上顛簸了48個晝夜，軍艦到達澳洲一個叫新不列顛的荒島上。島上還有中國其他戰俘，共有160人。

兩年多後，當初160人的中國勞工隊，只剩下38人。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他們被美國軍艦所救，1946年，他們經香港回到上海。

深埋幾十年的抗戰記憶

逃出日軍魔抓的壯士們，其中很多人隨後參加了的內戰。

比如88師524團一營一連連長，楊德餘的上司上官志比標，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三方面軍政治部第一科科長。1948年赴臺灣，1967年因公積勞成疾，子上官百成根據亡父上官志標遺留手稿及資料，彙編成《八百將士與謝晉元日記》一書。

在《八佰》中，俞灝明飾演上官志標。

五二四團一營營長楊瑞符，其實是四行倉庫的實際指揮官，因為謝晉元是剛到陣地。在《八佰》中，他一口天津話。因為受傷，他沒有進入孤軍營，二是到重慶後方養傷，1940年槍傷復發，搶救無效犧牲。

養傷期間，楊瑞符將孤軍奮戰四行的詳細經過寫成《孤軍奮鬥四日記》。與上官志標留下的《八百將士與謝晉元日記》，成為四行倉庫戰役第一手的歷史資料。

“我想著左眼沒有了，人已經殘廢，不能再打仗了，就準備回湖北老家。”逃出日軍魔抓的楊得餘遇到新四軍，新四軍給每人發了一套衣服、500元錢和路條，並派了30多人掩護他們越過了日軍封鎖線。

經過河南葉縣，楊得餘看到了一副對聯：“養天地正氣，發古今完人”。他心中頓起一股豪氣。他覺得為國家而戰，就是正氣，“我們是打正義之戰，所以才沒有戰死”。那天起，楊得餘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楊養正。

到湖北老河口，代理團長雷雄患猩紅熱病死，這時團裡還剩下20多人，他聽一個老鄉說，家鄉也被日本佔領了，幾近廢墟，根本回不去。於是，他一直往西走，1944年來到戰時陪都重慶，住進了長壽第九殘廢教養院。

在長壽第九殘廢教養院附近的桃花街上，楊養正遇到一個姑娘趙孝芳，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第二天，在慶祝抗戰勝利的喜悅中，楊養正和趙孝芳結婚了。

1949年，楊養正被安排進入重慶南岸副食品水產公司工作，先後生育5個子女。

和楊養正一起在在蕪湖裕溪口逃脫的王文川，在投奔重慶散兵收容所幾個月後，被調到北京的國民黨陸軍總院做了一名軍需官。解放後，王文川留在北京，成了機械廠的一名普通工人。

田際鈿，從新幾內亞島九死一生回來，1947年7月回鄉務農。

萬連卿，孤軍營之後被送到南京郊區孝陵衛日軍戰地士官學校當勞工，後逃脫，拒絕了新四軍的邀請 ，回到國軍，並參加了入緬甸的中國遠征軍作戰。抗戰勝利後到上海解放，幹到了一個相當於團職的警長。上海解放時，萬連卿被作為戰犯送到新疆戰犯管理所改造。一直改造到1979年葉劍英頒發的第一份特赦令時才得以獲釋。回到家鄉湖北通城養雞務農。

在很多年裡，他們，把自己“八百壯士”的身份、參加過四行倉庫戰役經歷隱藏了起來，很多年裡，因為他們的國軍“案底”，他們受到打壓、受到迫害，平靜的生活是他們的唯一渴求。

曾被遺忘的老兵

70年代末，中國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改革歷程，世界變化太快，人們改變生活的期望太強烈，此後的20多年間，散落在工廠、鄉間的壯士們，已被遺忘。

2005年，在抗戰勝利60週年之際，我供職的報紙開始一個計劃，尋訪曾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兵。我們奔赴全各地，找那些個人故事豐富、參加過經典戰役的老兵。

我們找了很多這樣的老兵，他們大多是國軍，提起以往的戰鬥，他們都是身經百戰，身上傷痕累累。談起抗戰勝利之後的經歷，大都是一把辛酸淚。

那時，我們捨棄了很多國軍老兵的故事。當年的一寸山河一寸血，淹沒在各個角落。

楊養正被“發現”，是一次偶然。

2001年，重慶經濟報的記者黃莉來到彈子石，她要採訪的是附近的法國水師軍營舊址。她來到楊養正家，向楊養正老伴趙孝芳打聽軍營的事情。趙孝芳向她說起老伴也是軍人，參加過四行倉庫保衛戰。

一年後，黃莉再次來到彈子石，採訪了楊養正。2002年8月16日，抗戰勝利57週年的第二天，也是楊養正和趙孝芳結婚57週年的那天，《重慶經濟報》報道楊養正保衛四行倉庫的經歷，標題是《老英雄高唱八百壯士歌》。

2005年，我採訪了楊養正，採訪了四行倉庫陳列室。陳列室所陳列的主要是當時所留下的照片和文字資料。照片上將士們的面容清晰可見，當年的壯烈情景不禁讓人唏噓感慨。

淞滬抗戰紀念館副館長沈建中這些年來一直在尋找“八百壯士”的蹤跡。幾十年過去了，當時的英勇壯士即使倖存，也已耋耄老矣。2005年之前，他們在浙江找到兩個，但很快就得到他們去世的訊息。2010年，楊養正去世。

在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二樓展區，一面“八百壯士”英名牆上鐫刻了323名“八百壯士”的姓名、職務和軍銜。根據歷史記載，堅守四行的“八百壯士”實際人數約在420餘人。

至今，只找十幾名壯士的後人被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