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度量衡制度的萌芽。中國古代度量衡制度的誕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它是中華先民在社會生活和生產實踐中，隨著數理觀念逐步發展，社會結構日益變化，社會財富逐漸積累，社會階層不斷分化，私有制逐步出現，以及社會分配活動日趨複雜而逐漸萌芽的。

石器時代數理觀念的萌芽與形成。自幾百萬年前人類誕生以來，在不斷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萌芽了最初的數理觀念。人類在早期的生活中，不斷地對周圍的事物進行比較認識，如釆摘果實的大小、多少，狩獵距離的遠近，手提肩扛物體的輕重等等。

這樣，經過長時間的知識積累，人們逐漸產生了量的概念，這是一種不確定的、對事物的模糊認識。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最大特徵就在於能夠製造工具.舊石器時代最為典型的人造工具莫過於打製石器了，這是當時人類征服自然最為常用和有效的工具。在中國，舊石器時代大約從距今二、三百萬年一直延續到一萬兩千年前左右。

在距今約70至2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遺址,出土了10萬餘件石製品,還發現了許多骨角器和用火遺蹟。石器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尖狀器以及石錘、石錐等。刮削器是北京猿人使用最普遍的一種石器，其邊緣大部分被修整成為直刃、凹刃、凸刃、多邊刃、盤狀等形狀。

尖狀器和雕刻器製作比較精緻叫北京猿人根據不同的用途，將石塊打擊成為大小不同、功能各異的器型，說明當時的猿人已有了朦朧的大小比對等概念。在舊石器時代漫長的數百萬年裡，人們在不斷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逐漸積累起了量的概念，這是人類數理觀念的萌芽。

從距今一萬兩千年前左右開始，中國各地逐漸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許多重大的發明都誕生於這一時期，如磨製石器、陶器、農業以及畜牧業的出現，標誌著人類由被動地適應環境轉變為主動的利用和改造環境。

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距今約12000-6500年前），在磨製精緻的石器、製作不同形狀的陶器、觀察季節變化來從事農業、家畜養殖以及對勞動果實進行分配的過程中，人們不得不進行更為精細的比較、計數、測量等等活動，人們逐漸有了數的概念，數理觀念逐步成熟起來。

在淮河流域距今約90007800年前的河南省舞陽賈湖遺址，發現了大量反映人們數理知識的文化遺物和遺蹟現象。遺址出土的磨製石器製作規整，有鏟、鐮、鐐、斧、刀、鑿、磨棒、杵、研磨器等。陶器是人類第一次創造出的大自然前所未有的物品。賈湖的陶器主要有罐、鼎、釜、甑、壺、盆等器型。

陶器各部位比例比較協調，反映了賈湖先民在製作陶器時所進行的簡單的比較測量。-些墓葬中隨葬有龜甲，大多內裝有數量不等的石子，應是當時巫師祭祀的遺物。石子最少有3枚，最多甚至有二三十枚，這些數目不等的石子應是當時人們計數後所放。出土的甲、骨、石、陶器上還發現了刻劃的數字符號。

賈湖遺址還發現有骨笛，有五孔、六孔、七孔、八孔幾種，以七孔為主。音孔分佈規律，經測試，七個音孔各發一個音，加上七個音孔全閉發出的筒音，正好八個音，組成一完整的音階結構。《淮南子天文訓》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這種說法恰與賈湖骨笛可吹出八音相吻合。

而賈湖墓葬隨葬的成組完整龜甲，其中一部分也以八個為一組。“八”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律以八生，易有八卦，還有八方、八荒、八風等概念。從賈湖遺址的出土遺物來看，說明"八”的數量概念，可能開始形成於賈湖文化時期。音律與度量衡具有形影相隨的密切關係。

賈湖遺址出土的製作規整的七孔骨笛，也是最早見證音律與度量衡關係的實物。賈湖聚落已有一定佈局，居住區、墓葬區已分開並有一定規律可循。其房屋多橢圓形，窖穴多圓形，墓葬多方形，均應是根據需要實際測量和計算的結果。

西周的重量單位。西周的重量單位有尋、勻（鈞）、斤、爰等。

金文屢見有普、勻等重量單位。誘南刻銘：“易（賜）貝卅尋。”禽囂銘：“王易（賜）金百呼，禽用作寶彝。”揚篦：“取遇五導舀鼎：“茲五夫用百尋"、“絲三導”。陵子盤銘：“賜金一勻小臣守篋蓋銘：“金十勻”圍）。

尋可以用來計量貝、絲和金（主要指青銅），而勻則主要計量金。但目前由於資料缺乏，還不清楚二者的量值以及倍數關係。尋產生於商代晚期，西周金文中大量發現，到戰國晚期時仍通行於三晉、兩週地區，但秦漢以後未見。勻與鈞相通，鈞在秦漢時期的文獻和器物銘文中仍可見到。

20世紀70年代，江蘇句容、金壇出土四批吳國青銅稱量貨幣，其重量分別為7.5、150,75、150公斤。這些數值均是7.5的倍數，如以戰國衡制一斤約合250克折算，它們的重量恰好分別為一、二十、十、二十鈞。

吳國青銅稱量貨幣的窖藏以一鈞、十鈞、二十鈞為單位，因此推測西周時期鈞已作為重量單位使用。

西周時應還出現了重量單位斤。斧、斤是古代勞動人民常用的兩種砍伐工具。《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載：“斧斤以時入山林，《奇周頌臣工》曰；“命我眾人，痔乃錢博。”縛即斧，鋪、斧古音相同。

斧、斤形體比較相似，但樺裝方式有異，斧為直柄，而斤為曲柄，這從甲骨文“斤”字作句可得到證明，但二者形體和功用總體相似，故屬同一類工具。青銅在古代屬於貴重物品，而青銅斧（斤）本身形體較小，具有衡量其它物品重量的天然條件。

1959年，湖南寧鄉黃材先秦遺址出土了一件銅雷，內藏224個青銅斧，大小一致、輕重相似,全部是新鑄還沒有使用過的，有學者認為是稱量貨幣向，當是。這批銅斧的出上，證明“斤”這個重量單位是由斧（斤）的實物轉化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一些形體較小的青銅斧（斤）就逐漸轉化為專門衡量其它物體重量的標準。

“斤”作為重量單位，始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金文和文獻裡，說明當時“斤”已得到了廣泛使用。1970年以來，陝西扶風、臨潼出土3件青銅餅。直徑2431、厚1~1.9釐米，重4650-5000克，呈圓餅狀鑄塊，表面平素。

其中陝西扶風出土的青銅餅恰重5000克，恰摺合戰國20斤.東周時一鈞為30斤，一斤約合今250克，故一鈞應合今7.5公斤.江蘇句容、金壇出土的吳國青銅稱量貨幣均是7.5公斤的倍數，我們由此推測，早在西周時期，“斤”作為單位重量也應已產生。若此，則西周一斤約合250克，一鈞合30斤。

一等的重量,一等的重量是多少？在文獻中有四種說法；（1）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說文金部》載：“銬，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十二銖。徐籲《說文解字注箋》說：“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士三為一犠，其數奇零,非立名之法，疑當為十二銖”。

六兩大半兩。《說文金部》曰：“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錯。《周禮考工記冶氏》:"重三骨。鄭玄注曰：今東菜稱“鐐（割重六兩大半兩”。六兩。《周禮職金》疏引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為率（鉗）。《經典釋文》卷四引賈逵說；“俗儒以鎊重六兩氣以往這些記載因缺乏實物驗證，長期認識不一。

戰國時期涉及尋的資料大量出現。蔡運章先生根據洛陽金村出土的東周銅方壺的實測數據，及對300多枚“梁正帯百當導”平首布的實測計算，得出一呼約為1250克，合當時的5斤，這個結果應是允當可信的冋。西周一導的重量暫缺乏實物證據，但也應與此相差不大。

導與爰的關係。金文中爰字如下：辛伯鼎虢季於白盤鄂君啟舟節毋通銬，爰通鏡，均是先秦時期的重量單位，古代學者多將二者相混淆。《周禮考工記弓人》“膠三錫”鄭玄注曰：“鈣，鑲也。"賈公彥也疏曰：“備與鑲為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

《說文金部》：“鍥，鑰也。"《小爾雅衡》也說：“鈣謂之鑲。"‘清代戴震首次將二字區分開來。他在《考工記圖》補註中說："鍥、骨篆體易訛，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郭沫若也說：“金文鑼字均作呼，與爰字形近，然有迥然不同之處”皿。自此，尋、爰二字完全區分開來。

從目前的材料可知，西周時期的重量單位主要有導、勻（鈞）、斤和爰等。一勻（鈞）合30斤，一斤約250克，而一尋可能合5斤，一爰可能合一兩，但這些均有待於考古材料的進一步驗證。

夏商西周度量衡制度的總結。夏、商、西周是中國奴隸制社會從建立到素榮的時期，作為國家機器重要組成部分的度量衡制度，也逐步形成了。這一時期，度量衡單位逐步出現，個別單位間還形成了進位關係，但成熟的單位系統還未形成。

尺字小篆寫作“尺"，像以手測量物體之形.發現的商代尺子長約1417釐米，約閤中等身高之人拇指與食指間一揮的距離印1,正映證了文獻“布手知尺”的記載。十寸為尺，一指寬度與商代一寸相當，而從人體各部位的比例來看，十指寬度也與一揮的長度大體相當，這些又映證了“布指知寸”的說法。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先民們最初就是用手、足等直接測量物體，後來由於標準化的需

要，可能就以一位權威人士身體的某部位長度為基準，確立起標準的長度單位,以便大家共同來參照執行。畦、步、裡可能產生於夏代，尋出現於商代，均是藉助於人體而確立的，而西周出現的版、堵、雉等專用長度單位，則是藉助於人造物築牆的木板來確定下來的。

夏代的地積單位並、成、同、甸，商代的田,西周的畝、田、裡等，也是基於長度單位步等而確定的。這些長度或地積單位間雖然有一定的進位關係，但這種關係務只是數量上的，缺少內在的、思想方面的有機聯繫。

而溢、銅（掬）則源於人手的容積，西周的重量單位斤、尋分別源於生產工具斧、斤和冶銅過程中青銅塊的重量，勻（鈞）、爰也應與金屬冶鑄業有關。西周時斤、鈞制應該已經形成，但二者的進位關係缺乏一種內在的思想上的有機聯繫。

中國古代的度量衡制度的起源與音律有著密切的關係。《尚書堯典》載“同律度量衡"，孔穎達疏曰：“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疽"是說度、量、衡制度均來源於音律.中國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有了五音十二律的音樂理論。黃鐘律是十二律之首。

結語

先民們往往以黃鐘律管來確定音高.為了得到了穩定的音高，先民們藉助袒黍，規定了律管的管長、口徑和內周之長。於是，黃鐘律管就與度量衡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