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管虎編劇、執導的《老炮兒》在賀歲檔上映，收穫9億+票房，取得了六代導演裡少有的商業成功。在此之前，除了2013年《廚子戲子痞子》獲得超過2億+的票房之外，諸如《頭髮亂了》《上車走吧》《鬥牛》《殺生》等作品，多數侷限於影迷圈裡。跟諸如同時代的王小帥、賈樟柯、婁燁、張元等雖票房不佳，但在國際電影節上多有斬獲不同，他拿到的獎項也屈指可數。

至於《黑洞》《生存之民工》等電視劇也是無電影可拍的情況下的涉足劇作領域。當然，管虎對社會的敏感和導演才華在電視劇中也展露無疑，以無心插柳的姿態，製作了幾部高分劇作。

於是展現恪守舊時規矩的老炮兒無法適應時代變化，孤獨、憋屈的《老炮兒》，竟然成了管虎的翻身之作，也成了六代導演群體裡的商業奇葩。

2019年《我和我的祖國》中《前夜》一節，管虎+黃渤依然打出了一個驚豔的開篇，至於命運多舛的《八佰》在疫情期間影院排片受限的情況下，依然交出了30億+的票房。順利助推管虎躋身一線商業導演行列。

《老炮兒》《八佰》《金剛川》在結尾環節都設定了“衝鋒”情節。

《老炮兒》裡馮小剛扮演的老炮兒拿著武士刀，伴著鼓點和心跳聲，喘息著衝向對岸，曾經的哥們兒被老炮兒點燃，也跟著衝了過去。憋屈了一整集的觀眾以為要目睹一場火併，但電影戛然而止。

《八佰》裡四百多中國戰士排成佇列，冒著彈雨衝向對岸，有人倒下，有人哭泣，但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同胞被害的心痛，民族情緒和抗日熱情被激發。

《金剛川》裡被炸彈、炮彈、延時炸彈、燃燒彈毀壞過的木橋，在結尾處依然暢通，志願軍戰士在向金城衝鋒，腳下是架橋戰士用血肉之軀支起的橋。觀眾看到了勝利背後的勇敢和犧牲。

衝鋒作為結尾高潮似乎成為了管虎電影的標配。從效果來看，觀眾在電影前面的段落裡積聚了委屈、憤怒在衝鋒的路上得到宣洩，而且不同於一般結尾高潮的大戰場景，衝鋒的過程是個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這極大的延展了電影的意義空間，以留白的姿態給觀眾帶來了更多的想象。當然，這也帶來了諸如編造戲劇性情節、煽情的詬病。

事實上，把過程作為結尾不僅展現了作為編劇和導演的管虎的獨特電影編排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創作者懸置意義的創作方法論。老炮兒過去的仗義、勇猛都是通過他人之口講出來，四百多軍人的戰鬥通過福斯的眼睛、望遠鏡、相機、攝影機被觀看、記錄，架橋、過橋、護橋、毀橋的過程中，兩國軍人基於軍人身份去對抗，是尊嚴之爭與意氣之爭。於是《老炮兒》裡看到的是時代變遷帶來的價值轉換，呈現的是社會景觀；《八佰》裡是英勇的中國戰士與日本戰士之間的正面較量，他們被觀看、被記錄、被評價，折射的是抗戰時的時代風貌；《金剛川》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是兩國軍人的較量，終不計較為什麼而戰的問題。

在衝鋒的過程中，意義的探索、情緒的發洩都交給了觀眾。這是管虎的創作方式，也是他的衝鋒。

呈現一場戰爭，表現戰爭的殘酷，是戰爭片的標準動作，本身沒什麼好詬病的。問題在於，懸置戰爭意義的姿態是否能不探討意義？

怎麼可能！趕走侵略者，保家衛國是這場戰爭的中國視角，也是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的正義性所在。在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這一題材電影裡，簡單呈現戰爭的殘酷，把戰爭變成了兩國戰士的意氣之爭，衝鋒的過程變成了展示犧牲，文字本身也成了一種懸置意義姿態的展示，有觀眾詬病說電影中沒有出現政委其實就是在向創作者追索一種顯見的態度。不過，很明顯，創作者並不願意提供。

與六代導演伴生的是抗拒和記錄，抗拒主流故事、影像與價值，嘗試記錄社會或者是不曾被關注的個體或群體，這也造成這一代導演的邊緣化，主題邊緣，受眾小眾。曾幾何時，“地下電影”是一種現實也是這一創作群體的姿態。管虎作為六代導演序列中進行商業化探索，並取得一定成就的導演，無論是製作電視劇，還是融合商業元素，一直都在衝鋒的路上。只是與甯浩明確的商業化趨向、陸川躋身主流以及吳京、郭帆們親近主旋律的姿態相比，總試圖在藝術與商業之間，個體思考與國家主流意識之間留出一段距離，這是他懸置意義的目的，但也註定需要用衝鋒的姿態，去彌合不同觀眾的期待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