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巴黎，兩個丹麥人花了不到一小時，寫出一份影響一代電影人的重要檔案。他們主張電影迴歸原始，注重劇本、表演和主題，並摒棄特效的應用，將電影製作的核心由工作室交還給導演，讓導演回到藝術家的位置上進行創作。這個檔案就是現在影迷中無人不知的《道格瑪95》宣言，那兩個丹麥人，不說你也知道是托馬斯·溫特伯格與拉斯·馮提爾。

《家宴》是“道格瑪95”運動的第一部作品，一舉摘下1998年戛納評審團獎，顯示出該運動伊始的野心和衝勁兒。根據《道格瑪95》的“十誡”，影片拍攝必須採用35毫米膠片，攝像機必須手持，任何晃動或手持所能達到的穩定程度都是被允許的，且不能採用特殊打光。所以《家宴》在視覺上容易讓人感到不適，但這種不適卻恰恰幫助導演渲染了整個故事的氛圍。富有的生意人海格在自家經營的旅館舉辦慶賀六十大壽的家宴，家人紛紛從四面八方趕來。海格共有四個孩子，其中長子克里斯蒂安的雙胞胎妹妹琳達在家宴前一個月自殺身亡。小女兒海倫循著兒時做遊戲的線索找到了琳達留下的自殺遺言，讀後卻驚慌失措，匆匆把遺言藏了起來，為影片留了一個伏筆。

家宴剛進行不久，克里斯蒂安在祝詞中控訴父親在兒時對自己和妹妹琳達進行性侵犯，席間一片譁然。諷刺的是，這片譁然很快轉為“平靜”，眾人又回到了宴席的杯酒啜飲。克里斯蒂安再次站起來控訴父親的性變態行為導致了妹妹的自殺。座上賓們面面相覷，似乎終於有些坐不住了，但因為找不到車鑰匙，又一個個回到了宴席。一項項往年的儀式被重複進行，似乎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這場“必要”的家宴。

故事中的衝突不斷，但影片至此的戲劇衝突還停留在刻畫人物性格和交代故事背景的層面，場景也侷限在私下的人物對話。第一次大爆發是母親艾爾斯和長子之間的針鋒相對，她指責克里斯蒂安“過分活躍”的童年想象力，影射他滿嘴胡言，對父親的控訴根本不值得相信。克里斯蒂安反脣相譏，原來母親在目睹當年父親的性侵犯時卻沒有保護孩子，而是轉身離開做了“幫凶”。長子終於被憤怒的次子給攆了出去，鏡頭一轉回到家宴，卻是老祖母在唱著讚歌。這個家族表面上光鮮亮麗，背後卻道德淪喪，人人身上都散發著腐爛卻不自知的氣息，最叫人恐懼的就是那種面對醜惡真相的極端冷漠和麻木不仁。

影片最為諷刺的一段群戲出現在邁克爾與小女兒海倫的黑人男友起衝突之後，邁克爾讓眾人和他一起演唱一首嚴重歧視黑人的歌曲，賓客中竟沒有一人反對，甚至將其當成一種娛樂，唱得肆無忌憚。這一幕看得人膽戰心驚，並很難不想起魯迅描繪的中國人看革命者被殺頭的場景。那把殺人的刀雖然在劊子手手上，但圍觀的人手上都沾著血。影片的對話絕大部分為丹麥語，但致敬酒詞人卻不時夾雜幾句德語，加之這個家庭中扭曲的道德觀，很容易讓人猜想這個家庭是否有一定的納粹背景。

除卻在群戲上的出色處理，導演在對於“父權”的刻畫上也注入了很多心思。在一個父權至上的家庭裡，兒子容易將父親作為偶像，來自於父親的肯定會延伸為衡量自己人生的標準。次子邁克爾生性暴躁粗魯，因為在學業和事業上的不成功而得不到父親的肯定，但愈得不到肯定的結果就是姿態愈發犬儒。當長子屢次在家宴上撕破父親虛偽的臉面時，邁克爾選擇了用暴力去維護父親的顏面。直到海倫讀出琳達留下的遺書揭露無法逃避的真相時，他對父親拳打腳踢，反映出的是人在信仰喪失時候的終極潰敗和病態極權種下的惡果。這種“父權至上”在整個家庭中蔓延成了極端的“男權”。母親在看到孩子被丈夫性侵時轉身離開，顯得殘酷冷漠。影片並沒有過多交代父母親之間的相處模式，但從邁克爾對妻子米特的態度中可管中窺豹。從夫妻互動的幾段場景來看，米特的角色可以是一個保姆（整理行李和帶孩子）、一個性工作者（解決丈夫的生理需求）或一個陪襯（在整個家宴中的沉默不語），但卻看不到一個妻子應該得到的呵護和平等。

《家宴》為長達十年的“道格瑪95”電影運動開了一個好頭，其在劇本上的出色發揮、攝影器材的樸素應用和演員的出色演出都遵循了“道格瑪95”的電影精神，區區一百分鐘的片長卻記錄了諸多人性的掙扎，並留下了相當的道德思考。導演托馬斯·溫特伯格因為此片而揚名立萬，但他下一部在精神核心和拍攝手法上皆有所成就的影片則是十四年之後的《狩獵》（2012）了。但從《家宴》到《狩獵》，溫特伯格從沒有停止過對道德的拷問。當一件惡行發生，與他人一起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發起責難並不困難，選擇麻木不仁甚至更容易。但當這責難的槍口對準自己時，誰又能夠全身而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