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結束後，香港電影得以復甦並迅速發展，“大光明”、“大中華”、“長城”、“永華”等電影公司相繼成立。其中尤以李祖永於1947年創辦的“永華影片公司”最具規模，這家公司建有兩個攝影棚及黑白洗印間、配音間、寫字樓等現代設施，雖然遠不能與如今的電影公司相比，但在當時卻堪稱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間大規模的現代化製片機構！
“永華”初期極有聲勢，創業作《國魂》和《清宮秘史》不僅引起國內巨大轟動及長時間的政治爭議，還受到南洋華人觀眾的熱烈歡迎。本來只想玩玩票的門外漢李祖永初嘗甜頭，豈能罷手，對拍電影的興趣竟然和他的大煙癮一樣再難戒掉。可惜好景不長，“長城”和“鳳凰”的迅速興起，對“永華”造成極大威脅。加之“永華”影片的發行代理存在諸多問題，竟令公司經濟狀況每況愈下，縱使又拍了《春風秋雨》、《金鳳》、《拜金的人》、《玫瑰玫瑰我愛你》、《翠翠》等傳世佳作，依然未能挽回衰敗趨勢。
時至上世紀50年代，由於受到新中國的影響，香港影人同樣分出“左右”政治立場。合稱“長鳳新”的長城、鳳凰、新聯三大製片機構成為左派電影人的大本營，其他電影公司亦多有左派分子。1953年，“永華”老闆李祖永遭到公司內部左派影人的組織批鬥，被港督政府插手干預，之後採取行動將司馬文森、劉瓊等20餘位左派電影人驅逐出境，沉重打擊了香港影界的左派活動。而在這一時期，臺灣逐漸取代內地成為香港電影的主要市場，出於政治因素，“長、鳳、新”出品的電影一律被臺灣當局拒之門外。不過，這三家左派公司因與內地政治統一、經濟合作，主要製作以內地為題材的商業電影，又有內地資金支援，依然保持運營及創作的旺盛態勢。
反觀完全靠資本家李祖永一人獨撐的“永華”公司卻江河日下。為了解決財政危機，李祖永將“永華”片廠抵押給新加坡的“國泰”機構，但最終因無法償還債務走向沒落。1956年，素有雄心的“國泰”大亨陸運濤接收了“永華”的廠房和裝置，創立“國際電影懋業公司”（簡稱“電懋”），開始拍攝大量高水準的國語電影，深受觀眾歡迎。再者，“電懋”還透過新加坡國泰機構的強大發行網，將本公司的影片打入東南亞及歐美華人地區，利潤回報相當可觀。如此一來，“電懋”不久便成為當時國語製片界的霸主。
眾所周知，現在的香港電影皆是粵語發音，內地觀眾看到的則是後來配上去的國語版本。香港的青年觀眾習慣了看粵語片，所以對2004年上映的本土製作《大城小事》居然是國語發音而大驚小怪。其實，香港上世紀3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一直維持著“國語片”與“粵語片”並行的製片體系，因為40年代的抗戰和內戰關係，大批內地影人移居香港，加之南洋華人區的市場需求，國語片自然風行，比如前面提到的“永華”、“長城”、“鳳凰”、“電懋”便是以拍攝國語片為主的製片公司。
當時國語片容易賣埠，所以製作成本較高，並且有質量保證，相比之下，粵語片產量雖豐，卻多是粗製濫造，“七日鮮”的搶市爛作時常可見。有鑑於此，吳楚帆、蘇怡等知名粵語電影人於1949年發動了“電影清潔運動”，又陸續成立了“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五十年代電影公司”、“中聯”等製片機構，旨在提升改良粵語片中的水準品質。這當中又以1952年的“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簡稱“中聯”）最有影響，公司有二十一位股東，全部是當時粵語片界的知名製片、編導和演員，包括秦劍、吳楚帆、張活遊、紅線女、吳回等人。他們有意識地藉助群體力量改革粵語片，並實行平均分配的低工資制度，同時創辦“山聯”、“華聯”、“新聯”等子公司，拍攝了《家》、《春》、《秋》、《危樓春曉》、《苦海明燈》諸多兼具思想性和娛樂性的佳作，對粵語片創作產生了積極作用。
不過，在歷來商業掛帥的香港影界，“中聯”大搞集體主義、平均分配的理想化做法顯然並不能持久，公司成立沒過幾年，即有一批股東忍挨不住，轉投其他電影公司。另外，由於“中聯”旗下的“新聯”是左派公司，亦令“中聯”蒙受巨大的政治及經濟壓力，公司執行舉步維艱。直至1967年，“中聯”又受內地文化大革命衝擊，最終與“長鳳新”幾乎同時停止電影製作。
回頭再說“中聯”成立之前，香港拍粵語片的電影公司以“天一香港分廠”最有名氣。而當時本來駐紮上海的“天一”總部卻早已轉移到南洋，成立了主要經營戲院及影片發行業務的“邵氏兄弟娛樂機構”。“天一香港分廠”則由該機構的二哥邵邨人及幾個兒子掌控，改名為“邵氏（父子）電影公司”。
50年代，由於國語片在南洋華人地區大受歡迎，邵氏公司亦放棄製作粵語片，轉而拍攝國語電影。只可惜，邵邨人父子始終未將主要精力放在製片業務方面，反而將購買組建戲院作為發展焦點。如此一來，面對當時剛剛成立即氣勢如虹的電懋，邵氏在國語片的市場競爭中難免居於下風。--為扭轉局面，遠在南洋經營戲院的老六邵逸夫親自返港，收回委託“邵氏父子”的製片權，於1957年改組為“邵氏（兄弟）電影公司”，起用鄒文懷、李翰祥、何冠昌等一班良將，視電懋為競爭對手，專注電影製作，自此掀起長達十年的銀海爭霸。
黃梅調古裝片是邵氏對撼電懋的重型武器。1957年的亞洲影展，電懋雖以《四千金》奪得最佳影片，邵氏的黃梅調《貂蟬》卻搶走最佳導演獎（李翰祥）。翌年，邵氏捲土重來，憑藉《江山美人》勇奪最佳影片。同時這兩部“黃梅調”亦贏得可觀票房收入，令邵氏名利雙收。
1960年，邵氏出品了香港第一部彩色寬銀幕電影、林黛主演的現代歌舞片《千嬌百媚》。由於該片創下當年最高票房紀錄，是以導致邵氏又改拍大型歌舞片。面對敵手強大攻勢，電懋決定籌拍大型古裝片《武則天》、《楊貴妃》以作抗衡，孰料邵逸夫得悉後，立即命李翰祥帶隊赴日本搶先開鏡，以最快速度趕拍出黃梅調古裝片《武則天》、《楊貴妃》及《王昭君》，令電懋不得不放棄拍攝計劃。到得1963年，電懋邀得名導演嚴俊開拍黃梅調片《梁山伯與祝英臺》，本來已開鏡在先，卻依然被李翰祥僅用半月時間製作的“梁祝”搶在前頭公映，並且受到臺灣及東南亞華人地區的空前歡迎，而古裝“黃梅調”亦自此正式掀起熱潮。
接連鬧了數次“雙胞胎”案後，處於下風的電懋備感壓力，為了打擊邵氏，電懋老闆陸運濤鼓動邵氏的支柱導演李翰祥自立門戶，並願意為他提供資金支援。李翰祥正有此意，於是登高一呼，遠走臺灣自組國聯影業，幾乎帶走邵氏半數精英。所幸邵逸夫臨危不亂、一番得力措施下來，加之“電懋”由於老闆陸運濤飛機失事身亡從此一蹶不振（亦對李翰祥臺灣公司的業務造成嚴重影響），竟令“邵氏影業”不退反進，凌駕電懋之上，成為香港影壇的龍頭。
待至60年代中期，“黃梅調”影片盛極而衰，邵氏雖然再次借賣座鼎盛的內地山歌片《劉三姐》東風，開拍港式山歌片《山歌戀》等，但終究不能再掀起熱潮。面對這一情況，邵逸夫審時度勢，借鑑當時的美國西部牛仔片和日本武士片，又結合中國傳統俠義精神及武術、戲曲、舞蹈等動作形式，起用當時尚屬新銳的胡金銓、張徹分別拍出開創港臺武俠片新紀元的《大醉俠》和《獨臂刀》。這兩部影片導演技法嫻熟精巧、影像風格奔放浪漫，一洗以前武俠電影簡單草率之頹風，不僅在當時受到觀眾廣泛熱烈的歡迎，又令得其後數十年武俠功夫片風潮愈演愈烈，最終發展完善為香港向世界電影貢獻的獨特型別。而邵氏亦憑藉大收旺場的武俠功夫片獨步香江，邵逸夫的“電影王國”更自此名揚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