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37年和1938年，我都賦予我稱作“孤獨的人”以巨大的意義；就孤獨的人的生活跟他人不同來說，他實際上是自由的人，因為他是自由的，他使事情在他自由的基礎上發生。

我支援人民陣線而激烈反對佛朗哥，這是因為，我認為自由人應該站在人一邊，反對任何用自己製造的形象來代替人的行為，無論是法西斯主義的人的形象還是社會主義的人的形象。

我認為自由人對立於那些組織起來的表象。例如，我認為拷打是令人厭惡的，這是法西斯主義者強迫人們成為法西斯主義的人的意志的結果，是法西斯主義假說引出的原則。

這種假說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為它否定自由。在我看來，一個人應該自己決定自己——也許與他人結合在一起，但又是自為的。而在法西斯主義中他被地位高於他的人所決定，我總是很厭惡等級制度，在現實的反等級制度的某些概念中我發現自由的一種意義，對於自由不可能有任何等級制度。沒有任何東西能超於自由之上。因此，我自己決定自己，沒有誰可以強迫我作出決定。

這也可以解釋我同社會主義的關係。社會主義是一種我相當滿意的假說，但在我看來它沒有向自己提出真正的問題。例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是什麼的問題。它不得不用一種完全唯物主義的概念即用需要的滿足來置換人的本性。這是在戰前我對社會主義感到煩惱的東西。

一個人為了成為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必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我不是唯物主義者。為了自由的緣故我不是唯物主義者，只要我不能找到一種使自由唯物主義化的方式——我一生後三十年力求找到這種方式——我在社會主義中總可以發現某種使人厭惡的東西，因為個體在有助於團體的名義下被除掉了。

社會主義者有時用自由這個詞，但這是一種集體的自由，同形而上學沒有任何關係。戰爭期間和抵抗運動中我仍然停留在這種水平上，那時我對自己是滿意的。

我做戰俘的時候，晚上，在營房，我給同伴講故事，說笑話。大約八點半熄燈。我們把蠟燭放在小罐頭盒上，我開始講故事。我是唯一坐著和沒脫衣服的人，他們都在床上躺著。我具有一種個人的重要性，我是使他們高興和感興趣的夥伴。

這是我使聽故事的人，對我感興趣的人，大笑的人結合成統一體。這是一個綜合的統一體，而我創造了這個統一體、社會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中我承擔了我的自由。我看到自己在我的自由的基礎上創造了一個小小的社會。

我在《存在與虛無》和《辯證理性批判》中十分認真地研究了自由問題。還有《聖·熱內》。這個同性戀兒童，他受年輕的雞姦者毆打、強姦和壓服，被他周圍的流氓像玩物一樣對待，他還是變成了作家熱內。

這兒有著自由產生的變化。自由是這個不幸的同性戀兒童讓·熱內透過選擇成為大作家，一個雞姦者讓·熱內的變形，如果這不是幸福，那麼至少是對自己確認。這種改造也可能不發生。

熱內的改造真正是由於他運用了自由。它透過給世界另一種價值而改造了世界。這確實是自由，它除了是這種轉換的原因外什麼都不是。正是自己選擇著的自由本身構成這種改造。

——《永別的儀式》

【本文摘自《薩特自述》（黃忠晶等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