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所以對這個可愛的世界產生一種異化的感覺，是因為在對待死亡的態度上有了煩惱。一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持有這種態度。

不過這種態度並非是直接顯現的。表面看來，我們對死亡是有思想準備的，把它看成生命的必然歸宿，認為死亡是自然的、無法否認的、不可避免的。而實際上我們卻用自己的言行表明，情況不是這樣的。

我們試圖“暫不考慮”死亡，或者把它排除在我們的生活之外。我們總想把死亡包藏起來，不肯告人。我們甚至有這樣的說法：“我想到這事就像想到死亡一樣。”當然這是指自己的死亡。

我們確實很難想象自己的死，每當我們嘗試著想象死亡時，就會看到，實際上我們是作為一個旁觀死亡的人而活著。

因此，精神分析學者認為：歸根結底，沒有人相信自己會死亡，換言之，在無意識中，人人都相信自己是長生不老的。

而對於他人的死亡，我們文明人都注意不當別人的面說，只有小孩無所顧忌，他們放肆地用死亡來威脅對方，甚至對所愛的人談論死亡，例如：“親愛的媽媽，我很惋惜你會死。不過你死之後，我還會做這個，做那個。”

除了醫生、律師等職業是同死亡打交道的人，一般的文明人是不會談論或想到他人的死亡的，除非這個人對自己很壞。如果他人的死亡可以給自己帶來自由、金錢、地位等方面的好處，文明人就更加不會去談這個人的死亡了。

我們對死亡的敏感並不能讓死神住手，當死亡來臨時，我們的感情會經受極大震撼，好像我們的希望完全破滅了一樣。

於是我們開始強調導致死亡的偶然性：事故、疾病、感染、衰老等等，這種做法暴露出我們在竭力改變死亡的意義，把一種必然性變為偶然性。

當大量的人同時死去時，我們感到特別可怕。對於死人，我們有一種特殊態度，就像在向一個完成特別困難任務的人表示敬意那樣。我們在評價死人時往往是隻說好話，不揭短處，所謂隱惡揚善。

由此看來，在悼詞中和墓碑上只寫上對死人有利的話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本來死人是不需要什麼敬意的，但在我們這些活人看來，對死人的敬意似乎比說實話更為重要，甚至要超過對活人的敬意。

在所愛的人如妻兒老小、兄弟姊妹、親戚朋友死去的時候，文明人這種對待死亡的態度達到極點。這時我們感到痛不欲生，好像所有的希望、尊嚴、快樂都隨著死去的人進入墳墓；任何事情都不能安慰我們，任何東西都無法彌補由此造成的損失。

由此看來，我們的行為也像阿什拉族的原始人一樣，幾乎要隨著所愛的人一起去死。

這種對待死亡的態度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我們很容易被愛情所控制，所愛的人死後我們往往痛不欲生。這就讓我們不願意想到自己也會有危險，也不願意想象同自己有關係的人會遭到不幸。

我們往往不敢去從事那些危險而又必要的工作，如空中飛行、遠征敵國、爆破實驗等等。我們不敢設想自己會遭到不幸，因為如果那樣了，像母親失去兒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親這樣重大損失如何讓能夠得到彌補呢？我們總是想從所有的事情中排除死亡，同時也就排除了其它許多東西。

這一切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我們力求在虛構世界即文學和戲劇中尋找某種能給貧乏生活以補償的東西。在這個世界裡，我們看到了知道該怎麼去死的人，看到了能夠殺死他人的人。

只有在這個世界裡，我們才同死亡有一種協調的關係：人世間變化無常，我們自己卻平安無事。在現實人生中，是不能有失誤的，一著不慎，滿盤皆輸，這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

人生不像下棋，不可能重下一局，也無法悔棋。而在文學領域中，我們找到了所希望的多種多樣的生活。在文學作品中，我們好像隨著某個確定人物死去了，實際上他是死了，而我們還活著。我們隨時準備跟著下一個人物再次死去，不過是象徵性的。

而戰爭顯然讓這一切有了根本改變：我們再也無法否認死亡，不得不相信它的存在。現在是真有人死去，而且是許多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在同一天一起死去。再也不能說死亡是偶然事件了。

一顆子彈打中了這個人而不是那個人，似乎也是偶然巧合的情況，但活著的那個人也隨時可能吃上另一顆子彈而死去。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們意識到，死亡再也不是偶然事件了。這時，生活又變得趣味盎然，生命充滿了意義。

——我們對目前戰爭和死亡的看法

【本文摘自《弗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等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