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考夫曼所說的那樣：“正直、智慧、誠實、仁慈和勝利都是我們的特權，而邪惡、愚蠢、偽善、和最終的失敗都屬於他們。”

一旦我們對某個群體產生偏見，有色眼鏡就形成了。然後，我們往往會緊緊盯著支援這種偏見的證據，而忽視其他事實。從這種意義上講，偏見就是一種竭力證明自己正確性的假設。

就拿之前發生的疫情來說，有些美國人竟然稱它為“Wuhan病毒”，把病毒傳播的黑鍋甩到我們身上，並且在言語上充滿了攻擊性。

圖片上的措辭充滿對我國的鄙夷和敵視，並且順帶做了一個毫無證據的隨意指控，簡簡單單地就想在言語上抹殺掉我們團結抗疫獲得的來之不易的成果，並且將我們對立起來，用心險惡顯而易見。

這樣的指控很隨意，但在西方人看來卻很自然，因為對方是共產主義，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一切跟這個詞沾邊的都自動被預設為邪惡，那自然是想怎麼謾罵抹黑都沒人反對。

比如我軍主題活動“傳承紅色基因、擔當強軍重任”被一些美國媒體誤解為“中國在基因編輯士兵”。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約翰•拉特克利夫在福克斯新聞臺採訪中說道：“我們情報部門發現中國正在用基因編輯增強軍隊實力，這只是中國企圖控制地球、制定國際秩序準則的一種方法！”

心理學家一度認為像隱性態度之類的下意識心理分類是一成不變的。因為它們是自發、下意識進行的，所以科學家們認為它們的影響是無法改變的。畢竟隱形偏見和赤裸裸的歧視中起關鍵作用的都是杏仁核，而且小路神經系統似乎是很難改變的。

比如在美國黑奴時期，當時的美國人把黑人看做是奴隸，而這種看法不需要經過人們考慮，而是自然而然的就認為他們是奴隸，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那些美國人是不可能把這些黑人當作正常公民來看待，他們的對黑人的看法基本上不會改變。

但是自從1861～1865年南北戰爭後，從法律上廢除了奴隸制度，雖然到現在美國的黑人偶爾還會受種族歧視和壓迫（2020年5月26日，美國警察暴力執法致黑人喬治·弗洛伊德死亡），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跟“黑奴時期”的大不相同，美國法律上規定黑人和白人享有同樣的社會待遇和權利，也誕生了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

最新的研究表明，一些自發的成見和歧視是可以改變的，隱形偏見並不能反映一個人的“真實情感”，它也是可以改變的。在神經層面，這種流動性表明，即使是小路神經系統在生活中也在不斷地進行學習、更新。

社會需求也會影響人們的隱形偏見。比如，如果人們處在一個不存在歧視的社交環境中，那麼他們自己的隱性偏見也會減輕。而有意識地忽略他人與自己的差異，也可以減輕自己的隱性偏見。在美國黑奴時期長大的白人小孩和在現代自由平等環境下長大的白人小孩，對待黑人的態度肯定是不一樣的。

這也與神經學原理吻合：當人們想到或者談論寬容的態度時，他們大腦中前額葉皮層會活躍起來，而隱性歧視的發源地杏仁核則會平靜下來。當大路神經系統採取積極的態度時，小路神經系統就喪失了激發偏見的能力。

如何消除這種偏見

社會心理學家得出最有效的結論是：情感交流，比如對敵對群體中個人的友誼和愛情，可以幫助人們接受彼此所屬的群體。比如一項研究調查了與白人孩子玩耍的黑人孩子後發現，如果童年時期有一位來自敵對群體的小夥伴，那麼他們長大後一般都不會對該群體形成歧視。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把從彼此那裡感受到的溫暖歸納為所有“他們”的特徵，就會消除他們的“偏見”，那麼他們對這群人的整體歧視就會減輕很多。

就像電影《綠皮書》裡面的白人託尼是是位種族歧視者，他歧視黑人，會把家裡黑人用過的水杯丟掉。後來跟黑人古典音樂家唐一起到南方巡演，期間產生了深厚的友誼，到電影最兩人已經成為朋友，透過兩人的情感交流，使託尼減輕甚至消除了對黑人的種族歧視。

對於具有刻板印象和偏見的人，我們無可奈何，也不期望能使他們的觀點迅速改變，我們能做的就是讓自己儘量“不戴有色眼鏡”。

就像上面提到的有些美國人會公開關於新冠肺炎方面攻擊我們，我們並不期望能完全改變他們“根深蒂固”的觀念，客觀事實會證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