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一條令人感慨唏噓的微博文在社交平臺上傳開。一位使用者名稱為“白蟻一行”的博主，在微博上留下長文後，選擇了離開世界。

“白蟻一行”寫道：

“在我的認知中，我的人生是一場遊戲…但其實我已經對這個遊戲喪失了興趣，打遊戲也不會讓我感到快樂。”

“我認為人生是虛無的、假設的、不存在的。”

“我對活著這件事，提不起興趣。”

“因為我不想活著，所以我沒有慾望，因為我沒有慾望，所以我更加不想活著，這是一個迴圈。”

人們知道生活是無形的枷鎖，在工作制度裡，也在人們的精神和身體裡，並不存在一個真實可靠的出口。“白蟻一行”是現代眾生的一個縮影，卻也放大了現代性與現代人們之間的“虛無”困境。

從啟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

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成就與榮耀，也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問題與危機。我們所處的“現代”也遵循了這樣的歷史規律。

一方面，現代社會是浪漫主義式的，現在必然優於過去，未來必然優於現在，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都在不斷地進步；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又讓人迷茫，人們發覺沿襲的生活方式不再適合於當今的人類狀況，而應對挑戰的新方式又尚未發現和發揮作用。

康德拉開了現代性的序幕，建立了“現代性的綱領”。康德認為，現代性思想核心是理性與自由，即理性是先驗的，人是“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可以用自己的先天認知條件，去綜合統一感覺。透過康德對“人是什麼”的解答，理性在哲學史上首次得到全面深刻的檢視，成為人的主體性的鮮明標誌。

黑格爾發展了康德的“現代性”。黑格爾認為，歷史與人類精神的發展中充斥著人類意識的能動性，因而現實存在的事物都是與“絕對精神”或者“客觀規律”契合的，即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但不論是康德還是黑格爾，都是透過對理性與自由的本性的理解，來達到對現代性的建構。

在康德和黑格爾的基礎上，社會學奠基人之一馬克思·韋伯概括出了“現代性的大綱”。圍繞著“理性化”這個核心概念，馬克思·韋伯把理性劃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就是一個越來越工具理性的社會。

在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里，經濟方面，社會利用健全的會計制度對經濟活動進行嚴格的核算，以精確地確定投資獲得的利潤；文化方面，世界逐漸“祛魅”，祛除了宗教濾鏡的世界，依靠的是理性作為判斷與衡量事物合理性的源泉和標準，現代社會最終成為一種理性的而非神性的社會。

從啟蒙理性到工具理性，當人們被視為一個機械單位，一個理性的個體時，人類的特殊性與中心性也就喪失了意義，虛無主義隨之而來。尼采在《權利意志》中將虛無主義視為隨著科學發展帶來的宗教道德沒落的產物，失去了宗教道德的支撐，世俗道德也逐漸失去意義。

正如我們所知的，虛無主義建立在傳統理性主義的根基上，科學的發展解構了世間萬物，萬物皆被祛魅。隨著人對外界掌控力的增強以及知識的增加，破舊的房屋不再居住著鬼魂，雲層上方也不再有神明。

被現代虛無主義支配的人們，不復有往昔的倔強與堅強，不復有往昔的堅守與追求，一切希冀都化作了一種空洞而做作的傷感。空洞無法使現代人挺立於世。於是，患有“空心病”的“空心人”開始沉淪於世。物質生活使人們的修復力越來越弱，人們像疲軟的、有幾處細小破洞的氣球，被吹進幾口氣後，終究還是會慢慢地洩下來。

當時代走向虛無

人類社會的發展存在著深刻的悖論。

過去的傳統社會中，封閉而狹隘的生存方式與結構形態，支撐著一種粗陋而完整的“總體性”。在諸多散落而隔絕的傳統共同體的承載之下，在政治為中心的領域合一的結構之中，實現了個人與共同體、知識與信仰、理想性文化與現實性文化的有機統一。

這種總體性社會結構使經濟和文化符合政治生產等級性秩序的需求，進而不僅內在地規定了經濟的形態和分配，亦使理想性文化與現實性文化一道承擔政治的功能，致使“理性”和“知識”都內在於“道德”與“信仰”的範導和規約之下。

傳統宗教與意識形態便順理成章地承擔著道德、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多種功能。然而，現代文明在以資本和市場之形式合理性，破除傳統社會封閉狹隘的生存方式，在以社會結構的分化、世俗化、理性化，瓦解總體性社會僵化不公之等級結構，進而實現從領域合一到領域分離的同時，也肢解了人類的總體性視域。

一方面，市民社會之於總體性結構的“脫嵌”，使個體從具有共同精神紐帶的傳統共同體中分娩而出，進而在需要體系與交換體系的深層鎖定下，呈現為原子化的生存狀態。

事實上，要讓社會能夠運作，這個社會必然要有一種固定的價值觀。而這個價值觀，當它越是能夠讓這個社會所有的人符合，它也就必然對不那麼能夠按照這種價值觀去行事的人，產生越大的壓抑。換言之，社會的存在、社會的執行，必然有著集體與個體之間無法解決的基本衝突。顯然，現代社會放大了這種衝突。

另一方面，伴隨社會分化的一定是社會的理性化。“理性”脫離了“神性”的強制，取得了空前的“自律”，卻與作為人類終極目的的價值理性漸行漸遠，成為日益失控的工具理性。

社會的理性在賦予社會執行之精準程式與巨大效率的同時，也使人類自身在自動運轉的科層體制面前，淪為“標準化”的存在與“無人身”的環節。現代文明之豐富而廣闊的社會形態，竟然是以工具理性放逐價值理性為代價，從而超越了人類的終極價值與生命價值。

最終，現代文明將精神文化放逐於消費社會，人們消費的不再僅僅是商品的實用性和功能性，商品資訊象徵的符號性也越來越重要。於是，消費越過了理性，確立了人們的主體性。在現代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的宗教與神聖性，藉助於商品符號化的時機，在商品身上又悄然轉了回來。

虛無的時代有解藥嗎？

雖然，揭示了現代虛無主義得以產生的根源使我們離克服現代虛無主義更近了一步，但卻仍然不能使我們獲得克服現代虛無主義的具體路徑。直面虛無似乎成了唯一解藥。

當然，人們向來擅長掩蓋和逃避虛無而不是揭示虛無和直面虛無，就如同人們向來慣於遺忘存在和遮蔽存在一樣。尤其是對現代人來說，消費品的日漸豐富、娛樂形式的日益多樣，都足以填充人們日常生活中能夠產生虛無感或能對虛無有所察覺的時間和時機。

為了儘量避免與虛無狹路相逢的無奈，人們甚至不惜採取一切能夠採取的手段，只要能夠暫時填補“虛無”的空洞以避免與“虛無”的狹路相逢。但顯然，問題只是被進一步掩蓋了，卻不曾被解決。一味地逃避虛無，反而更趨近虛無。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逃避虛無與弗洛姆所說的“逃避自由”幾乎是同義的。弗洛姆認為，自由的內在界限，是人心無法應對自由所帶來的孤獨和痛苦。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在現代個人主義文化弘揚的過程中，個人獲得了自由，但也獲得了孤獨。人們渴望自由，又逃避自由。

逃避自由當然是一種對於責任的逃避，確切地說，是一種對生成自己的本質的逃避，是一種對成為人的逃避。而逃避虛無也無異於是放棄了創造意義的自由，即逃避成為人的自由。人生原本虛無，人的本質力量才能在直面虛無時得以彰顯。人生雖然虛無，但人生意義之空疏卻是人自身的責任。

從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力量學說的角度來說，現代虛無主義源自於人的本質力量的總體性衰落，是一種消解神聖而委身於世俗化的力量。馬克思指出，在資本邏輯所主宰的現代社會，資本邏輯不僅“把人貶低為一種創造財富的力量”，而且把整個人類社會也變成了一種創造財富的機器。人作為一種創造財富的力量顯然是一種物的力量或資本力量。

然而，人的本質力量卻與此不同，它是使人得以成為人的力量。正視虛無，或許就是虛無唯一的解藥，因為一切都沒意義，人才可以創造一些意義。因為創造的意義也沒意義，所以個人創造的意義才是專屬於個人的意義。

“虛空的虛空，凡是都是虛空”，當傳道者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他已經戰勝了虛空。虛無的虛無，凡事都是虛無，當我們直面虛無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戰勝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