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三種東西掩藏不住：咳嗽、貧窮和愛。”

今天單說貧窮。

貧窮是什麼呢？一般理解是，一個人所能獲取的物質條件，只能支援一種匱乏、粗陋的生存狀態。

而我想說，貧窮，是一種道德缺陷。

後面這個判斷可能會激起你的道義憤怒，但不要著急。

貧窮，就是一種道德缺陷，至少在社會意義上是。否則人們何以因為貧窮而自卑？否則輿論何以總是譴責窮人？

《你為什麼這麼窮？》，搜尋一下，你會找到很多同題作文。這些文章會告訴你，你這麼窮，是因為你懶惰、吝嗇、不修邊幅、鼠目寸光、貪小便宜、不動腦子、不肯學習、害怕變化、猶豫不決……基本上都是負面的陳述。

一句話：你貧窮，是因為你活該。

什麼也沒有解釋，是文字垃圾的典型特徵。垃圾有害，在於其背後隱藏著的預設立場：“你貧窮你活該”，而他富裕是因為他值得。你看他，大方、優雅、得體、西裝革履、視野高闊、努力學習、勇於求變、當機立斷……

他們對貧窮和富裕的歸因，使用的都是一堆現象，多數閱讀者無法發現裡面的基本邏輯錯誤：因果倒置。

他們不管這個，堅持不懈地絮叨著：窮與富，原因在於個人心理稟賦，窮者消極，而富者積極。

電影《我不是藥神》中，假藥販子張長林的臺詞引發共鳴

這其實就是寬泛意義上的道德批評。

道德決定很多。

比如，道德決定誰應該做奴隸——黑人為奴，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祖先在聖經中是一個有道德瑕疵的人。

比如，道德決定誰應該做主人——膚色越淺，一般來說就表明離動物越遠，道德上越是高階。

比如，道德決定殖民合理——因為對方文化落後，野蠻粗鄙，殖民就是播撒文明。

這些說辭，我們都很熟悉，也不認同。然而，它們並沒有遠離我們的生活和心靈，而是深深嵌入其中。所以我們今天才會發現，總是時不時就有人出來告訴大家，貧窮是一種道德缺陷。

我想說，這不是真理，但卻是一種需要。

一個人，如果有道德缺陷，人們就會不願意跟他待在一起。比如習慣於小偷小摸的人，我們會和他保持距離。

這是生活經驗，沒有問題。

問題出在接下來的心理過程：小偷小摸的人，一般是什麼人？窮人。還有無數同類現象：隨地吐痰、大聲喧譁、骯髒邋遢、言語粗鄙、斤斤計較……我們要遠離這些人。經驗告訴我們他們主要是窮人，所以我們要遠離窮人。

你的道義本能可能又讓你感到不適了，但不要緊，真理從來都是殘酷的。

現代社會，主要特徵就是機會平等、選擇自由、私產神聖，因此，人們才可以去奮鬥，並且可以在這些價值的保障下固定奮鬥成果。

奮鬥的目標是什麼呢？實現夢想。但用這樣缺少情境、凌空蹈虛的方式回答問題沒有意義。把它具象化到多數人，具有共性的答案是這樣的：買房、買車、把孩子送進更好的學校。

影視劇《小歡喜》，展現了真實的升學難題

當我們透過奮鬥，買了房子，你就不再居住在公租房、出租屋、城中村，而是進入一個現代小區，有圍牆，有門禁，其他人很難進入。

你感到更安全了。

當我們透過奮鬥，買了汽車，你就不再坐公交、擠地鐵、騎電動車或者共享單車，而是進入了一個可移動的隔離空間。你可以在深夜，坦然地穿過一段黑燈瞎火的道路，而這是步行或者騎行者感到毛骨悚然的。

你感到更加安全了。

當我們透過奮鬥，把孩子送入了由同樣或者更高經濟承受能力的家庭的孩子構成的高價、高質學校，你就更少擔心孩子被老師或他人欺負，被不負責任地對待。

同樣地，你也感到更加安全了。

還有更多，坐頭等艙、商務座，走VIP通道，你也會感到更加安全了。

這些目標實現後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遠離了窮人。

《三十而已》中，顧佳的感慨

房地產是一個階層過濾器，它把學理上抽象的“階層結構”，轉化為肉眼可見的空間分佈形態。它不斷從原本混合同一的社會中把一些人篩選出來，安置進相應的圍牆之內。以單位價格為標準，就可以繪製出一個金字塔。奮鬥，就是從一大堆人裡爬出來，爬進一個多數人無法進入的空間。

奮鬥不是出於道德動機，但最後都體現為一種道德後果：安全感，來自於與窮人的空間隔離。

一個陌生人，讓你感到不安全，是因為你在道德上對他不信任。

所以說，貧窮是一種道德缺陷。

社會規則由強者制定，由弱者執行。

強者當然也會順從，只不過，規則本來就是對他們原有價值觀和行為特徵的忠實描述，所以他們一般情況下都“從心所欲不逾矩”。

比如我所親歷的，咖啡館門口貼著：“衣冠不整者恕不接待。”

誰才會衣冠不整呢？

是誰告訴他不坐是“對”的呢？

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例子：街頭擺賣、流動經營……都會被驅趕，因為這些行為有悖於規則。

但凡通行的規則，在被重新審視之前——例如收容遣送制度——都被預設為符合道德共識。結果就是，規則對於強者沒有成本，而對於弱者成本巨大。

有些人要活下去，只有少數幾種可行的方式，但這些方式可能都被目為不道德，至少不符合道德所認可的規則。在周浩的紀錄片《差館》裡，一位在火車站賣烤餅的中年男子被抓了，問他為什麼明知不能賣還要賣，他指著肚子說：“這裡要吃東西嘛，小孩要吃東西嘛。”

紀錄片《差館》

許多的習以為常，其實非常荒唐。荒唐的產生，就是因為道德規則總會無意識地貶低和譴責貧窮，並且貧者、富者都內化了這些規則，都認為理當如此。

我生活在一座著名的工業城市，前些日子第一次坐地鐵，出來之後很感慨地對身邊的朋友說：“現在公共交通上很少見到那些拎著蛇皮袋、塑膠桶的蓬頭垢面的農民工了。”

朋友說：的確，以前是這些人佔主體，今天幾乎沒有見到，似乎人都全部變時尚了。

那天是週末，工人們並沒有被關在工廠。我沒有資料來解釋這個印象，但有兩個推測：一是機器臂的應用削減了工人數量，二是今天的新一代工人更有條件透過成本低廉的方式（比如淘寶）來掩藏自己的身份——這一點很重要。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

十幾年前，在我和這座城市親密互動的時候，人們可以一眼就看出誰是工人，或者其他底層勞動者，然後就會採取相應的態度。

查暫住證的治安員會大聲呵斥，甚至動手打人；任何場所的保安都會像防賊一樣地防著他們；現在已經絕跡的出租摩托車司機，依靠他們為生卻對他們深深鄙視。

在工廠，一個閉合的小型等級結構裡，搜身、測謊、強制加班、剋扣工資、隨意開除，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受到損害喪失權利，受了工傷斷了手指，幹完活拿不到工資，一般也得不到有效的行政支援和法律救濟。

那時的我經常被一個問題困擾：為什麼？

這些人是窮人，但都是一個個獨立謀生的人，他們並沒有給其他人帶來額外的負累，反而帶來了機會，但為什麼整個社會環境都要貶低他們？

很快就想明白了，這是一種需要。

人們如果在深夜面對內心，一定知道歧視和苛待工人是不對的，但天一亮，該扮演什麼角色，就拿捏什麼腔調。

那時，這個社會的主要紅利來自於人，它就必須透過各種方式貶低人的價值，這樣那些“關鍵要素”才可以從價值分配裡分到更多。

只擁有勞動的人，價值必須被貶低，否則他們就會要求與勞動的實際價值對等的回報，而這就意味著社會合作無法實現。

社會合作的實現，有強制的和共贏的兩種。

脩金字塔，築長城，這是強制的合作，而做生意，或者生產要素之間的組合，是共贏的合作。強制合作不用多說，大部分人是絕對受損的。

而共贏的合作，真正得以實現的前提，是有人相對受損，並且接受它。這可能又和你熟知的常識相違背，但沒有關係，繼續來看。

雙方或多方合作中，總有其中某一方或幾方，對合作的需求更迫切，這會削弱他們爭取對等回報的能力（議價能力）。比如，勞動者除了勞動一無所有，而他們需要馬上把勞動兌換成明天的食物。

紀錄片《美國工廠》裡，中國管理者提出的管理理念：週六上班

又比如，全球化時代的產業鏈合作，資本總能找到最低廉的生產成本，低廉的程度，其實就是對相對受損的接受度。儘管合作是自願的，各方均有增益的，但總有人更迫切，因而無力爭取更多。

合作的難易，實施的效率，與相對受損一方的退讓程度息息相關。想要“大幹快上”，就必須有人“高風亮節”。

在正常的共贏合作中，窮人更容易相對受損，因為他們更沒有條件消耗下去，更容易滿足，小的增益對他們而言效用更大，而且心理上的委屈更容易消化——或者說，他們開心與否，對社會而言相對次要。

電影《心花怒放》

受損，是一種隨機懲罰，對應的“罪”，就是窮。

因此，“窮有原罪”，總要在社會運轉中承擔代價。清談的時候，人們否認它，事到臨頭，窮就是過錯。

比如，2017年，某個城市裡窮人聚居的村子發生了火災，燒死了19個人，接下來的措施就是在天寒地凍的夜晚拆掉更多窮人居住的地方，而不管那些男女老少以及嬰兒，站在冬夜的寒風中瑟瑟發抖。

又比如，大約10年前，還是我所在的這座城市，金融風暴讓人們認識到自身在產業鏈條裡的相對受損地位，迫切希望產業結構“高階化”。於是決策者掩耳盜鈴，歸罪於窮人，做了一個決定，先透過提高租金進行“人口結構調整”，減少“低端人口”。

此類做法千變萬化，但都有一個同樣的結果：拿走可憐的一點機會，讓窮人變得更窮。

“富人間較容易聯合而窮人較難聯合……富人們透過不正當的聯合常常可以延長窮人受苦的時間，可是任何一種可能的社會形態，都不能阻止這種頻頻發生的使人陷於貧困的行為。”這是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一書中的表述。

《中國合夥人》中，主角成冬青憑藉奮鬥創辦新夢想學校，成為CEO

歸因於決策者個人，只能進行一種個別的道德審視，對社會運作規律而言則毫無意義。其中一個規律就是，社會需要不斷製造窮人，這是合作的需要。

適當數量、適度貧困的階層的存在，讓社會合作更容易展開，因為他們對相對受損的接受度更高。

道德精神，體現在人們對這一規律的價值反應，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為貶低和鄙視窮人。只有貶低他們，鄙視他們，才能提高他們對相對受損的接受度，從而促成社會合作更順利地實現。

窮人因何而窮？這是各國社會學家們非常重視的課題，他們從教育、再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社群文化、治安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機會公平上給出了認真的解釋。

這些研究都有助於改善現實，但永不能消除貧窮，因為還有一個直透骨頭的殘酷答案：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社會需要他們窮。

沒有窮人，誰來做飯？誰來彰顯富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成功者之所以被目為成功，是因為有那麼多人還在窮著。

一部分人貧窮，需要被固定下來。

窮與富，表現為所掌握的貨幣量。貨幣體現的是“公平”，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折算為貨幣單位，價高者得，可以購買，不能硬搶——這是市場道德。

然而道德規則的奧秘正隱藏在其中。現代道德厭惡特權，人們就把特權轉換為一種公平的形式——貨幣，變成“公平的特權”。貨幣是一種特權，這同樣是馬爾薩斯的觀點，他的表述是“特許權”。

人類社會的生存資源總是不足的，極端情況下是人被邪惡和災難所消滅——這是“馬爾薩斯陷阱”。在不至於如此極端的條件下，這就是一個分配問題，當所有人都需要一種東西的時候，就看誰掌握更大的“特許權”，總有人得不到，他們就是埋單者。

埋單者必須存在。

消滅貧困是全世界的共同難題，之所以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貧窮被需要。

當我們把貧窮以一種統計學的方式確定下來以後，貧窮是可能被消滅的——這正是過去以及現在中國在做的事情，而這得益於稀有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底層會一直存在，相對貧困無法消除。相對意味著落差，而落差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所以我們可能會發現，在絕對貧困不斷減少的同時，基尼係數卻在持續擴大。

現代社會里處於優勢地位的人們，總有一種由社會發展需要所決定的錯覺：社會是自由的，機會是公平的，只要努力，總能改變命運。

電影《當幸福來敲門》，主角克里斯·迦納“捍衛夢想”的人生信條

還是引用馬爾薩斯的話吧：“富人可能會變窮，一些窮人會變富，但終歸，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必然會感受到生活困難，這種困難自然會落在最不幸的社會成員身上。”

窮，在中文裡的原始意思，是身居洞穴，被迫彎曲。這個“洞穴”就是所能獲得的社會條件，正如前面所說，很多人之所以窮，是社會需要他窮。

努力可以改變命運，這句話後面應該有個括號——對一部分人而言。

過去幾年，香港和大陸的主流電視臺都針對這一問題，製作了真人秀紀錄片——香港的《窮富翁大作戰》和大陸的《城市夢想》，立意都是讓堅信努力可以改變命運的富人徹徹底底地去體驗窮人的角色。

結論都是，努力往往不能改變命運。當一個人必須為了麵包、“籠屋”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而不間斷地勞動的時候，命運問題早已拋諸雲天。

“曾經高高在上，前呼後擁，如今我推著垃圾車，周圍的人都像躲魔鬼一樣避開我，”這是香港富豪田北辰的感慨。

田北辰在《窮富翁大作戰》裡的感悟

這樣的節目非常感性，因而得到廣泛共鳴，但無妨於社會運作規律的殘酷——它始終需要足夠大基數的窮人來攤銷成本。攤銷成本要讓人心甘情願，唯一的辦法就是讓這些人覺得自己是“活該”。

什麼叫“活該”？就是道德上理當如此。所以說，貧窮是一種道德缺陷。

既然是一種道德缺陷，自然就會遭受貶低和鄙視，窮，在人際意義上實在太可怕。因而，儘管貧窮不可掩藏，但窮人們還是會想方設法去掩藏。

校園貸、套路貸、不良消費貸……讓多少人陷於絕境甚至丟失生命，一個重要起因就是，有那麼多窮人，想要掩藏自己的貧窮。

何等唏噓。

這個喧囂的時代，每個人的聲音都應該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