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回憶錄說是有人得到一本“天書”，助我創造了一個關於小麥測產由排求粒的經驗公式；今天要說的是有兩個偶然事件，又是一次“天助我也”，促使我搞了一次“準海島棉”與早熟陸地棉的子一代雜交優勢的研究，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我一生不訂報刊、也極少買書，但自從進了學校，為了學習有關遺傳方面的知識，特別買了一本《遺傳與基因》。在這本書裡學習到一些關於雜交的理論知識。知道棉花有海島棉、陸地棉和草棉。海島棉也叫“長絨棉”，與陸地棉雜交屬於遠緣雜交，要想培育出一種適宜北方生長的雜交品種非常困難。

當時學校訂了一份《中國農業科學》雜誌。1975年的一天，校長張國楨把一期刊物交給我，並讓我看一篇文章：是本地區永濟卿頭學校寫的，說他們培育“成功”一種由海島棉與陸地棉雜交的品種，適合當地種植云云。我看了後覺得一個小學，培育出一種海陸雜交新品種的可能性很小，就是專業人員也很困難；但張校長對這件事很感興趣。他早就知道這個學校一九五八年出了個小學生尚馬朝，把西紅柿與馬鈴薯嫁接成功，後來還保送上了大學。

我此前沒聽說過尚馬朝這個人，看來是一位“五八式”的“英雄”。不過，張國楨並不知道我也是一個“五八式”的“英雄”！

我一生很低調，從不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歷史。連我的兒女們即使今日也不大清楚我的歷史，只覺得他們這個父親不是“無能之輩”而已。張校長在仁義學校和西社中學前後與我共事14年，始終不知道我過去的歷史。至於對其他人我更是守口如瓶。直到2019年我年逾八旬了，才寫了一篇回憶錄《我在太原水利學校的“大躍進”》，裡面有一張黑白照片，文字不清晰。去年託朋友給我拍到一張彩照，讀者對我或可從中“管中窺豹”吧。

一、張國楨是我今生所遇到的最難得的好領導

張國楨在世時我沒有當面說過感謝的話，現在我不能不把張國楨同志說一說。我自從回到家鄉，在仁義學校幹了近八年、西社中學（含職業中學）十年、稷山中學十年，可以說，再沒有哪一位領導能比得上張國楨。張校長與我的關係猶如劉備與諸葛亮，對我有“三顧”之恩。一個人一生如果能遇到一位好領導，就可能時來運轉，使個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要是遇到一個“庸才”或“壞才”領導，就會“懷才不遇”，或一蹶不振，甚至斷送錦繡前程！

張國楨比我大三歲，張家莊人，中師畢業，此前一直是小學教師。1970年來到仁義學校，比我早進校一年。他一進村就聽到群眾強烈要求讓我進學校，就是有個別村領導搞派性，罔顧民意。張國楨出於一位人民教師的責任心，三次向大隊領導提議讓我進校，前兩次都被否決了，第一次是花錢僱了一個外村的高中生薛發泰，教數學；第二次又被賈巧梅取代。

第三次，張國楨是這麼說的：“辦學校是給你們村裡培養人才哩，我一個外村人，還不知道能幹幾天哩。我總覺得你們村裡有人才不用，花錢僱外村人不合適！”還有當時省城下放幹部宋明通（大概是正廳級）也說了話：“就算樊喜慶有錯誤，黨對知識分子還有團結、利用、改造的政策嘛，也不能不用呀！”隨後還是解武太表態：“讓喜慶進！”緊接著我們本派“補臺”的兩位副主任賈硬兒、李虎成附議，其他人無人反對。就這樣，算是全體透過。這件事是賈硬兒事後告訴我的。

隨後，張國楨親自來到馬房，說：“把你的鋪蓋捲兒‘掐’（qiā,抱）上，回！大隊同意你進學校啦！”我臨走說了這麼一句：“我還捨不得離開我的牛哩！”

我進學校是1971年春，主要代六七年級的物理、化學和農業常識，還有四年級以上的音樂課。我給學生第一次講課的“開場白”就是：“都是一個村的，不用介紹，都認識我吧？”有學生悄聲說：“你是安順爹！”“我是安順爹不差，不過你們不一定真認識我，不知道我是什麼人。”有人說：“你是好人！”“說我是好人也不假。我一不是地富反壞右，二不是牛鬼蛇神，三不是走資派，四不會搞投機倒把，五不會亂搞男女關係，我當然是好人！但是，你不能在我這‘好人’前頭後頭亂加字兒；如果說我是‘老好人’‘好人主義’那就錯啦！我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是從來不讓步的！”

這話當時都被傳為“笑話”，沒有人真正理解它的含義。其實我就是要讓學生把話傳給那些說我有“問題”的人的。他們可能曲解了“老宋”的意思，郝銳也說過“就算樊喜慶是反革命”。他們說我的所謂“問題”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鼓吹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好在，某些人此後對我在學校的工作再沒有干擾，我也要感謝他們。

坦白地說，我不是當“領導”的料，喜歡在一位知人善用的領導者的領導下，勤奮工作。張國楨與我在仁義學校相處了6年，使仁義學校以及我個人，不僅在全公社，而且在縣上很有名氣。張國楨為人正派，不搞團團夥夥。當時只有3個公辦教師，民辦教師最多時近20人。當時的仁義學校是一個團結戰鬥的群體。張國楨在仁義村入黨，這也是村史上唯一的。我一生在學術上的幾項主要成果，起點都是在仁義學校。這個學校在恢復高考後的前十年，湧現出一批“高精尖”人才，至今無人企及，創造了仁義村歷史上的多項“第一”，如：文革後的第一個大學生、博士、留學生、教授級高工、廳級幹部、企業高管，還有第一個地級、省級模範教師等。

當然，這些並非我一人之功，人常說的“好戲不是一個人唱得”；但一出好戲，如果缺少一個好主演，臺下的觀眾就會逐漸離去。後來的升學率雖然越來越高，但仁義村考上大學的學生就逐漸冷落了。

二、卿頭棉第一次試種就不正常，我隨機應變搞雜交

張國楨建議我給該校寫信索取種子，很快就收到約20粒。這種棉花種子是光殼，沒有短絨，出苗率很低，只長出6棵。它一出土，子葉碩大，就與眾不同，繼而長出真葉，葉裂很深，之後的現蕾、開花、結鈴等都很晚。除了植株不夠高大，其它性狀幾乎都是海島棉的特徵，與該校文章所說的差距甚遠，可以說，這種棉花根本沒有生產利用價值。既然種出來了，棄之可惜，於是我臨時決定把它作為一種試驗材料。

我幹成某些事，往往都有“機遇”，也就是“天助我也”。恰巧就在這一年夏收前，稷山縣唯一一次引種了“朝陽某號”早熟棉。於是我決定用“朝陽棉”做母本，與卿頭學校的“準海島棉”搞雜交，看其子一代是否有雜交優勢。夏收後在試驗田裡種了一畦早熟棉。當母本開了花，父本才開花，“花期”基本能夠“相遇”。

當時我手頭有關於利用海陸雜交生產長絨棉的資料，如江蘇等地都有用這種方法生產長絨棉的例項。但他們用的都是普通陸地棉，也就是“中熟”棉。而我如果能利用早熟棉雜交成功，可能就在長絨棉的生產上闖出一條新路。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搞雜交，但不是雜交育種，而是研究其第一代的雜交優勢。試驗結果完全達到預期目的！

也許有人說：“你這是吹牛！” 其實，這是自然規律。我的思維方式與一般人不同，喜歡運用“據實推理”找“規律”。當然，推理不一定都正確，還需要透過實踐的檢驗並糾正其錯誤，這就是我為什麼喜歡搞實驗。沒有“科學推理”的實踐是盲目實踐，縱然成功，亦屬僥倖。其實這不是我的發明，而是別人已經摸索出來的規律。

我的“獨創”就在於：極有可能是我國第一個研究用早熟棉與一種“準海島棉”雜交子一代優勢的研究者。為什麼江蘇、雲南人不用早熟棉做母本呢？因為他們在實際生產中根本遇不到早熟棉；為什麼朝陽人不用海島棉雜交呢？因為東北那地方海島棉根本不能生長；只有我們運城，海島棉勉強能夠生長，為什麼卿頭學校不用早熟棉做母本呢？因為他們沒有機遇，而且可能他們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和我的思維方式。

到父母本都開花時，我搞了去雄、授粉。結果是：雜交了近百朵花，最後只有10幾朵花受粉，而最後得到的種子只有30幾粒。其受粉率、結籽率極低，無非兩個原因：一個是我的雜交技術沒有過關，另一個原因是這兩種材料屬於遠緣雜交，親和力極差。反正能得到這30幾粒種子，就是很大的成功！

三、第二年，試驗結果完全達到甚至超過預期！

第二年（1976），我同時分別在學校牆內外播種了父本、母本和子一代。估計子一代的植株高大，因此株行距留得很大，大概是二尺遠。每穴只播一粒種子，用細沙覆蓋，出苗率達到100%。我以往的試驗記錄很不完整，有的甚至沒有一字記錄（如玉米移栽），而這次試驗記錄最完整，但至今我個人沒有存案。估計稷山縣教育局的資料庫裡，可能有一本“教育革命成果”小冊子。假如現在還能找到，那本小冊子裡有文章介紹得很詳細。現在我僅憑記憶把各親本的主要性狀特徵列表如下：

海陸子一代雜交優勢比較表 絨長單位：mm

親 本	絨長 絨細 絮色 開花期 植株 花朵 花色 棉鈴 鈴型 葉片 葉裂 生長勢 種子	備註
子一代 父 本 母 本	45 極細 白色 5月初 特高大 特大 淺黃 特大 紡錘型 特大 中 特旺盛 淺綠，大 35 極細 淺棕 約9月 較高大 較大 深黃 較大 紡錘型 較大 深 旺盛 黑色，小 25 粗 白色 5月初 矮小 一般 乳白 略小 桃子型 略小 淺 早衰 白色，中	大小系與普通棉比較

透過這次試驗，我才真正領略到什麼叫“雜交優勢”。比如人們熟知的玉米雜交子一代的優勢僅僅表現為“高產”。而棉花海陸雜交的子一代，幾乎集中表現出父母本的所有優點。從上表看：子一代在絨長等7項性狀都是父本呈顯性，而且大都有優勢。而在絮色、開花期兩項母本為顯性。另外，僅在花色、葉裂兩項無關緊要的性狀介於父母本之間。現在我僅就“絨長”“株高”“開花期”等幾項做些解釋：

絨長：網上查得：長絨棉是33～39mm，最長可達64mm。而普通陸地棉在33mm以下。我的試驗結果其子一代達到45mm，遠超過了專家們界定的區間！也許有人會認為用中熟棉做母本總比早熟棉好吧？我認為不會：那是“母壯兒肥”的慣性思維；實際上它在絨長方面，父本為顯性，母本為隱性，故，其絨長只與父本有關，而與母本無關。

（二）株高：至今我也未見過真正的海島棉，只是從相關資料上查知它是熱帶植物，植株特別高大，但卿頭棉並不特別高大；而其子一代特別高大，完全出乎我的預料。我記得每株只留9個果枝就摘心（打頂），結果還要往上長。當年我們有一張照片，有幾個高中班女生站在棉花地裡，矮個子只能露個腦袋。如果不打頂，估計要超過2m!這就叫“雜交優勢”！不過，這個“優勢”應該不算是“優點”，因為它的植株越鬆散高大，播種密度越要稀，結果畝產就越低！

（三）棉鈴：現在從網上截圖（左）看，海島棉的棉鈴形狀跟陸地棉基本沒有區別；圖右是我把這張照片拉長了一些，比較近似我的子一代（父本小些，但形狀相同），不過其尖端還要尖些，我稱其為“紡錘形”，大小跟雞蛋差不多。

對海島棉的棉瓣兒，我幾十年來一直有個誤會：認為它的棉瓣開不圓，像“死瓣瓣”。當時找原因，覺得它的絨又細又長，沒有“漲力”，把外殼撐不開；可是現在從網上截圖看，海島棉跟陸地棉外觀上幾乎沒有區別。透過思考，頓開茅塞，原來是我當年心急，不等開圓就摘了。實際上是海島棉吐絮慢，就像剛出殼的小雞，羽毛還緊貼著身子。等會兒羽毛幹了，就成為“毛絨絨”到一團。

（四）絮色與開花期：這兩項母本為顯性。父本為淺棕色，但母本和子一代都是白色。現在從網上截圖都看是白色，卿頭棉可能屬於基因突變。二者的開花期可以說完全相同。記得在5月某日，牆外的母本剛開出第一朵花，第二天牆內的子一代也開出第一朵花！至於何時吐絮忘記是否有記錄，我推測從開花到吐絮的時間，早熟棉要比中熟棉短，因此，在相同條件下，用早熟棉就比用普通棉（中熟棉）的平均“株鈴數”多，即產量高！

四、聯校長向教育局彙報說我的棉花畝產400斤！

秋後，西社聯區聯校長蘇世昌來到我們學校（此時高中班已經搬進大隊林場），對我說：“老樊，我把你的棉花彙報給教育局啦，說你的棉花畝產有400斤（皮棉）。”我說：“哪有那麼多呀？根據我的估算，畝產不到100斤。”“噯！我看別人的棉花比你這差得很遠，人家都估200斤，你咋才100斤呀？”“這棉花主要特點是絨長，不是高產。一斤長絨棉的價格是普通棉花的3倍，400斤還了得？”“誒！老樊，你這個人太老實。現在不吹牛就不能出名！”“我寧可不出名，也不會吹牛！”

蘇校長也是一番好意。他見我的棉花要比別人的棉花高大得多，棉鈴像雞蛋，每株平均結鈴30多個。這麼好的棉花畝產咋連一百斤都沒有呢？他不知道，我這棉花的密度每畝才1500株，假如按我搞得密比試驗，每畝4000株計算，那就相當高產啦。蘇校長臨走囑咐我趕緊準備材料交給他。

於是，我和貧管代表到縣棉花收購站（扎花廠）讓棉檢員撕了絨樣，測定了絨長；又從縣城照相館請了攝像師來學校照相；我再把三種棉花絨樣製做成標本，並寫了文字材料一併交給了蘇世昌。

我一生極少記日記，恰恰在我現今唯一儲存的筆記本上有兩頁“工作及勞動日記”，其中有兩筆：第一筆是：“1月22日，（臘月廿二） 進城到扎花廠進行棉花考種”。這次所謂“考種”就是去測“衣分”。“衣分”即皮棉率，一般棉花群眾有“三斤軋一斤”的說法，大約就是33%。我根據衣分測算，我的棉花試驗畝產剛剛達到100斤掛零。

第二筆是：“3月13、14日，（二月十三、十四）到縣教辦寫材料。”此處的“寫材料”應該是“改材料”。是寒假之後，教育局叫了幾個所謂“筆桿子”把全縣各學校的“教育革命”材料進行修改。我很討厭別人稱我“筆桿子”，因為我不是那種專門“舞文弄墨。耍筆桿子”的，我的格言就是：“寧可做了才說（寫）或不說，不會只說不做。”這次，當然我的文章是我自己“修改”。其實就是刪去了“畝產”這項“重要資料”。這是為了尊重蘇校長的一片好心。

1976年的初春，在縣城和運城都搞了教育展覽。我先參觀了縣展，看到有我的兩件展品：連通管水平儀和多用測量儀，就是沒有看到長絨棉標本。後來教育局又組織人員到運城康傑中學去參觀。我只是走馬觀花、粗枝大葉地看了看，也沒有發現有我的東西。後來人家卿頭學校來信，說他們看到了我們的長絨棉，向我們索要種子。張國楨說：“咱們要借驢還馬，多給一些，並要好好地感謝人家。”我說：“他們要這個第二代已經沒有優勢了，種出來就會產生嚴重分化，能幹啥？”“別管人家幹啥，反正咱們要感謝人家。”我考慮他們是搞雜交育種的，於是給他們寄去大概60粒。

現在看來在運城地區，第一個接觸到海島棉的人不是我（我至今都沒有接觸到），首先應該是運城地區棉科所的專業人員，然後是永濟卿頭學校的老師。那位老師應該比我早幾年就搞了海陸雜交。按說他應該早知道棉花海陸子一代有雜交的優勢，可是他沒有朝這方面研究，而是搞了雜交育種；反過來，現在他向我“學習”，問要我的種子。由此可見，我走了“捷徑”，搞了“投機”！

此後，我的試驗戛然而止，我讓一個學生把第二代種子種在他們隊裡的地裡，我只去看了一次，果然嚴重分離，簡直是無奇不有。那位學生也沒有能力從中選擇搞育種，這件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

退稿信

我跟一般人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我一生都不會剽竊別人的東西，不會走別人的老路。比如，1977年我對著名的“三等分角”的幾何“難題”進行了研究，僅僅一週時間，就找到一種可以“三等分角”的關係，在沒有任何計算工具和參考資料的情況下，大約用了不到兩個月的工夫，推求出一條“三等分角曲線”及其公式，立即投稿《數學的認識與實踐》，現在我找到了該刊編輯部的退稿信。人家恐怕連看都懶得看，就給我退回了稿子。直到十幾年後才知道早在300多年前，有個法國人叫“洛白福爾”已經推求出了這條曲線，就叫“三等分角曲線”；而我的文章標題就是《三分角曲線》！但，我跟那位法國人毫無關係，思路恰恰相反，是“殊途同歸”。我覺得我作為中國人，能獨立研究出這條曲線，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子一代雜交優勢”實驗是否成功？

為什麼我1976年沒有再搞一次制種呢？人常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何況我是個“愚者”呢。我以為朝陽棉第二年春季種上，到秋季還會開花，誰知它長到一定程度就不長了，就會封頂、“亂頂”。結果父本還沒有開花，母本大勢已去，無法再搞雜交制種了。如果生產隊有早熟棉，我也可以搞雜交；然而村裡這一年再也不種那個朝陽棉了。不過，我認為不是“功敗垂成”。我已經基本掌握了這個雜交組合的所有特點，已經沒有必要再搞了。

緊接著，粉碎了四人幫，“農一班”畢業，“農二班”改為九年級。我要抓緊時間給學生把四人幫耽誤的課程補回來，向聯校長要了3位高中畢業的公辦教師，加強文化課教學。試驗田也立即停辦。

這次我用卿頭“準海島棉”與“朝陽早熟棉”子一代優勢的研究，有一個數據無法測定，就是“耐拉強度”，即把10根纖維擰在一起，用拉力計拉斷，求出一根纖維能承受多少克的拉力。現在從網上查得是4～6克/根。估計很難超標，但只要能達標或接近達標，比如4克,可以說就是“完美無缺”，絕對成功！

但，這項技術要應用於生產，還有相當的困難，就是它的種子的生產成本太高。實際上這也是個普遍存在難題。當時我給張國楨說：“一是採用化學殺雄；二是尋找不育系。這不是我能辦到的。”還有一項高科技技術,就是“組織培養，無性繁殖”，這在那本《遺傳與基因》小冊子裡就有簡介。那也是我個人不可能辦得到的。後來實行責任制，各地普遍搞起了“溫室大棚”生產，這也不失為一種方法：就是用少量種子，把它種在溫室大棚裡，讓它長成“棉花樹”——同時用“化控”，又儘量使其植株緊湊。因此，我現在提出我的試驗結果和建議，也許有哪位專業人員對此有興趣，願意採納我的建議，不妨試試。

在這篇回憶錄開頭，我把1958年《山西日報》關於我個人的兩句話流露了一下，其實，那只是兩件看得見的東西，我的真正成績是在五八年的春天，創造了一種“多快好省”的搞流域規劃的經驗，從而推動了我們瀟河工作隊的規劃工作。

從那時起，我的整個人生始終貫穿著這麼一條軌跡：製作、編寫、實驗、探索、扶持他人，不在乎個人名利，只為追求真理。直到我晚年搞高粱、野生高粱的研究，都是一脈相承。

我一生雖然默默無聞，坎坎坷坷，但我又感到自豪：我覺得我沒有幹過什麼對不起國家、人民和黨（儘管我至今都不是黨員），只能說做的還不夠。

寫到這裡，我想起在初中時讀過的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說的那段名言：

當他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