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選舉權運動的成千上萬支持者走過了伊麗莎白·雅頓（Elizabeth Arden）的紐約沙龍。這家化妝品品牌的創始人兩年前剛剛開業，她是婦女權利的支持者，她透過向前進的婦女派發鮮紅色的唇膏來使自己的意願。

選舉權領導人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喜愛紅色口紅，因為它具有震撼人心的能力，抗議者則塗上了這種大膽的顏色，並以此作為解放的標誌。

紐約街頭遊行

去年的《紅色唇膏：美麗的頌歌》的作者雷切爾·費爾德說：“沒有比紅色唇膏更完美的象徵符號，因為它不僅有力，而且屬於女性。” “選票是關於女性的力量，但不僅僅是力量。”

從古至今以來，紅色唇膏已經傳達出過許多資訊。從古代埃及的精英階層和古希臘的妓女早期使用它，到好萊塢早期的魅力象徵。嘴唇上的這種顏色以及它的多種色調一直是一種強大的文化武器，具有數千個世紀的意義。費爾德說：“紅色唇膏確實是追溯文化歷史和社會時代精神的一種方式。”

美容師和化妝品企業家伊麗莎白·雅頓

在20世紀初期流行口紅之前，紅唇經常與道德上可疑的婦女聯絡在一起：不禮貌，性不道德甚至是異端。在黑暗時代，紅紅的嘴唇被視為與魔鬼混在一起的標誌。費爾德說，化妝“與這種神秘的、令人恐懼的女性味有關。”

然後，費爾德（Felder）的書解釋說，當美國選舉權運動大行其道時，國際同行也是如此。

隨著婦女權利運動在歐洲、紐西蘭和澳大利亞蔓延，英美兩國的組織者經常分享戰術，從組織遊行、絕食抗議到更具侵略性的好戰戰略。這種團結延伸到了她們的妝容上。在美國同行的啟發下，英國選舉權領袖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愛上了紅唇，這有助於在她的積極分子中傳播這種象徵性姿態。

倫敦附近的ATS防空偵察員（1943年）

四個女性密碼和總機操作員（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紅紅的嘴唇冒出了第二次大膽的反抗。費爾德說，阿道夫·希特勒“非常討厭紅色唇膏”。在同盟國，塗上它成為愛國主義的標誌和反對法西斯的宣告。當稅收使英國的口紅價格高得驚人時，婦女們開始用甜菜汁染嘴唇。

當男人們發動戰爭時，女人們回到家中擔任專業職務，她們塗上紅紅的嘴唇進入勞動力大軍。費爾德解釋說，這顯示了他們在衝突面前的韌性，並在困難時期表達了常態感。“這使婦女從戰前就可以保留自己的自我意識。” 霍華德·米勒（J. Howard Miller）繪製的女子鉚釘工（Rosie the Riveter）用來招募美國女性工廠工人。

《女子鉚釘工》（1942）

美國陸軍護士團招募海報（1940年代初至早期）

1941年戰爭期間，加入美國陸軍的女性必須使用紅色唇膏。美容品牌利用戰時趨勢，伊麗莎白·雅頓（Elizabeth Arden）釋出了“勝利紅”，海倫娜·魯賓斯坦（Helena Rubenstein）推出了“軍紅”。

費爾德說：“那個時代，女人塗紅色唇膏與女性自尊感緊密相連。戰後，像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這樣的好萊塢經典女演員為自信的妝容增添了一層魅力。

美容專家海倫娜·魯賓斯坦演示如何將化妝品應用於更平整的個人輪廓

如今，其他增強婦女權能的抗議符號已經廣泛傳播，尤其是在2017年女性遊行中佔據主導地位的粉紅色貓咪帽子；以及《使女的故事》中的打扮，這種裝扮已在國際上為女性起見而穿著，包括支援選擇的示威遊行。

然而，紅色嘴唇仍在發力。在2015年的病毒圖片中，一位馬其頓婦女在一次反政府抗議活動中親吻了軍官的防暴盾牌，在令人髮指的叛亂時刻留下了一個紅色的吻印。

女演員伊麗莎白·泰勒正在塗口紅（1948）

2018年，在尼加拉瓜，男女都塗著紅色唇膏，並將自己的照片上傳到社交媒體上，以表示支援釋放反政府示威者。去年12月，智利將近10000名婦女戴著黑色眼罩、紅色圍巾、塗著紅色嘴唇走上街頭，譴責該國的性暴力行為。

於是，塗紅色嘴唇，成為了全世界的抗議者們普遍利用的一種“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