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普普通通的男人

晚上9點，卞小飛送完了這天的最後一單外賣，到家脫下騎手服，颳了鬍子，換上襯衫和牛仔褲（襯衫因常年疊放而佈滿惱人的褶印）。他再次跨上電動車，騎了15公里，來到他的目的地“愛愛樂體驗館”附近。出於一種他羞於表述的膽怯心理，他在街口的寵物店停了下來，假裝端詳了一會兒玻璃窗裡那隻胖乎乎的小博美，隨後撥通了“愛愛樂體驗館”老闆李博的電話。

半個月前，卞小飛在短影片上聽一個大哥“教你怎麼創業”。大哥順口提到，在深圳的北緣、距離富士康觀瀾園區不到1公里的地方，開了全國第一家矽膠娃娃體驗館，取名“愛愛樂”。花上188元，就能擁有矽膠娃娃1小時。

卞小飛跟著老闆李博走進“愛愛樂”。卞小飛長手長腳的，貓著腰進來的樣子像上課鈴響後才溜進教室的後排男生。他爬上霓虹燈帶纏繞的旋轉樓梯，二樓燈光昏暗，7個房門大開，光彩各異，7個矽膠娃娃正對房門，各坐在一張蹦床似的圓形彈簧床上。娃娃有的嬌小，有的高挑，幾乎都是大胸細腰，衣著輕薄，長了一張時興的銳利臉孔；摸上去軟軟滑滑的，但又失了幾分溫度。房間裡別無他物，粗大的水管懸於頭頂，穿牆而過。後來卞小飛說，他當時腦袋嗡嗡的，來不及思考，胡亂指了房間靠裡的一個。

45分鐘後，卞小飛走出房間，鼻尖沁出了汗。李博邀他坐下喝茶，他小幅度地收束雙腿。“不要覺得不好意思，擔心別人說什麼。”李博遞上一根菸，他愛笑，性格和腦袋一樣圓圓的。

“有點，第一次有點。”卞小飛的肩膀鬆了下來。

“放開！”李博說，“為什麼要放開？不違背法律，不違背道德，去搞真人，他媽違背法律，又違背道德，兩個成鮮明的對比，是不是？正確地坦然面對。”

作為新生事物，矽膠娃娃體驗館仍處於監管的灰色地帶。北京煒衡律師事務所律師盧義傑認為，矽膠娃娃體驗館沒有刑法層面的風險。北京大成（深圳）律師事務所律師楊亮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說，矽膠娃娃體驗館的經營範圍能否得到工商部門的許可仍有待觀察，現在還沒有一部明確的禁止性法律來規定其行為。西北政法大學法學教授張飛舟則認為可能在挑戰公序良俗，“新生事物出現之後，過段時間可能會有新的道德標準，但在轉換過程中是否合法還是有爭論的”。這兩年類似體驗館在各個城市源源冒出，其中一些又被陸續關停。前段時間，為了不觸犯傳播淫穢物品罪，李博將娃娃身上的聲音開關撤去。

3年前，我曾拜訪過一家矽膠娃娃工廠。工廠經理梳個大背頭，指著面前掛著的一排排裸體娃娃說，這些娃娃售價都要上萬，能定製面孔、身材和下體，每個都有個護士、空姐或是車模的“人設”。他們最新的研發方向是“智慧的科技模擬人”。顧客通常財力雄厚，有的在客廳堆滿高達模型，有的專門租個房安置娃娃。

看到“愛愛樂”的新聞，我想起了3年前的工廠之行。如果說定製矽膠娃娃是男人幻想的專屬供應商，那“愛愛樂”簡直就是性的共享經濟。和那家工廠的娃娃相比，“愛愛樂”的娃娃沒有名字、沒有身份，如同工業流水線的產品，第一眼望過去，很難分出差別。“談不上什麼性幻想，”老闆李博解釋說，“因為我們的客戶群體就是急需和必須的一個群體”。

第一次走進“愛愛樂”，會被一種說不上來的壓抑氛圍籠罩。後來我反應過來，是因為太安靜了。大堂的水族箱裡，一條碩大的清道夫魚有時酣睡，有時幽靈般漫遊。男人們用口罩將臉擋得嚴實，沉默地進來，沉默地出去。“愛愛樂”最火爆的時候，李博說，樓梯和大堂坐滿等位的人，他們各自低頭玩手機，只有頭頂傳來此起彼伏的、床腳和地板碰撞的聲音。

我在“愛愛樂”的大堂坐了5天，和30多個男人交談。有同宿舍的6個工人合資買過一個280塊的最便宜的充氣娃娃，輪流使用；也有在富士康打工3年，仍未湊夠四分之一彩禮的未婚之人；還有每月賺5000塊，2000塊寄回家，2000塊寄給上大學的兒子，剩下的，除了煙錢，只夠來一次“愛愛樂”的保安大哥。

“你到深圳的街上看看，全是單身男性在外面，”一個客人瞟了一眼“愛愛樂”的門外，“有錢的富二代他們開個跑車還會撩一些女人，像普普通通的那些——他們上哪裡找？”他眼裡的困惑很真誠。

一些居無定所的人

34歲的湖北人李博先後創業三次，比薩店、手機店、中介公司，也失敗三次。比薩店倒閉的時候，連轉手都轉不出去。等到2018年春天，合夥開公司的朋友賣了公司的車跑了，辦公室房租交不起，全套傢俱家電都抵了進去，信用卡一天天發來逾期簡訊。妻子給他兩套方案，回老家，或者回廠裡打工，李博“不願意接受這種現實”。他每天坐公交出去亂轉，有天晚上坐到了富士康旁邊，他爬上天橋，看到底下熙熙攘攘的人頭，全是男的。

他想起來，自己小學畢業出門打工，一個宿舍住十五六人。一層樓只有一間廁所，老闆把水管關掉，大便池一天衝一次，“手淫都沒地方”。有天熄燈後，一個工友忽然拉開燈，把旁邊男孩的被子掀開。李博看到，這個只比他大一歲的男孩的褲子褪了一半，手還呆呆地停在襠部。從此熄燈後，13歲的李博就借窗外月光，觀察又有哪幾床被子在上下聳動。

近20年後，站在天橋上，李博嗅到了慾望的氣息，也嗅到了商機。他登上電商網站，看到矽膠娃娃單價大多上萬，關注度很高，但成交量很小。他想，不如開一家矽膠娃娃體驗館，就開在富士康旁邊，瞄準底層打工者的性需求。他在夜色中走回家，感到體內重又漲滿年少時的激情。他沒察覺自己走了整整20多公里。

妻子說他“死不正經”。上百個借款電話裡，他“不敢說數，他能借多少給我，我都急需”。最初五個朋友投資，後三人退出，兩人改為借款。沒錢裝修，他扛來水泥，砌了100天。第一批矽膠娃娃到店，他親自試了個遍。開業那天，沒有朋友到場，他獨自搬了個沙發坐在外面。這是2018年的夏天。

“走，帶你逛一圈。”李博騎上電動車，載我在樓與樓之間穿行。正是下班高峰，電動車的車流漲了又退。沒有落日，晚霞散淡，天空被城市切得破碎。偶爾能看到飛機。至少在車上的這一刻是自由的，亞熱帶的季風源源不斷地經過我們。

“愛愛樂”收留過一些居無定所的人。第一個店員是前保安老蔣，老蔣本是來消費的，下了樓，對李博說，我剛失業，來您這兒上班吧。幹了幾個月，他常溜去對面的麻將館賭錢，欠了老闆娘幾千塊，跑了。有一個叫小龍的，在深圳最熱的時候，他穿了件長袖來，沒有行李，渾身散發酸臭。領到半個月工資後，他也跑了，還順走了李博一臺平板電腦。

之後是楊姐，寫得一手好字，據她自己說，她是1970年代的大學生，因故被關進精神病院，出院後便在深圳流浪。李博留她下來做飯，手藝一般，能把飯做熟的水平。她偶爾發病，對著牆壁不停歇地罵下去。

一個店員臨走時，對李博說，你這裡好像是個難民營。

“不是他們本身的錯，和他們從小的家庭環境、生活環境都息息相關的。”李博理解他們，也明白流浪的感覺，“有個地方躺下就已經很好了”。他失業過幾個月，實在沒錢，只能在廣場上找張長椅睡。

他進過鞋廠，鞋面刷了膠從烤箱裡出來，要用手往上按鞋底。高溫下，手指排排起泡，要過十天——這十天裡連筷子也沒法拿——等上面一層皮脫完，起了老繭，他們才算是過關了，是個合格的螺絲釘了。

有次李博從福建的鞋廠離開，左手拎個桶，右手提個食品袋，再背了幾件衣服。他到樓下便利店買瓶水，當地老闆衝他冷笑，這就是你全部家當吧？

深圳不一樣。以前，人們叫他打工仔，來到深圳，人們叫他靚仔。他是深圳的兒子。深圳人人都是外地人，於是人人平等了。

“不要歧視任何一個來‘愛愛樂’的客人”，李博教育店員們，“從他下樓的那一刻開始，我的煙已經遞上去了，我的眼睛是看著他，不是假裝的和藹，不是強顏歡笑的和藹，是眼神都要給他的和藹。”李博看著來“愛愛樂”的男人們，像臨水照見年輕時的自己。

“愛愛樂”來過一個瘸腿的男人。李博將他扶上樓梯，進房間享受屬於你的東西吧，李博說。下了樓，男人握住了李博的手，說，我這半輩子沒找到過這種尊嚴。他後來又來了一次。

浪漫的權利

來“愛愛樂體驗館”之前，生性害羞的卞小飛其實用過三四個交友軟體，都得充錢才能開啟聊天。聊上了，對面也是一上來就要錢，裸聊200塊，上門1400。他那時還不知道，聊天框另一側的“小姐姐”多為敲詐團隊，他們播放下載好的色情影片，誘導男人們脫下褲子，同時悄悄錄影——敲詐男人交更多錢，或者將錄影傳至網際網路。卞小飛退卻的理由是，“她”只願發來精修圖，“照片都是照騙，都P圖的”，他稀裡糊塗地逃過一劫。

沒要錢的，他只撞上過一次。凌晨兩點，他給女孩發去自己的照片，正索要她的，女孩說，不如我們現在見一面？起初卞小飛擔心是仙人跳，但他想到“自己什麼也沒有，死就死了”，橫下心，電動車騎了十幾公里到她家。

進門前，卞小飛特地給女孩買了一瓶水。他記得她家有大片大片的粉色，挺漂亮。

兩人一起坐在沙發上，他右手點菸，左手慢慢搭到她肩上，小臂不自覺地抖了起來。

“你緊張嗎？”女孩問。

“我緊張。”他如實回答。

“我有點胖。”女孩說。

“我不覺得你胖。”他連忙說，這話是真心實意。

如同愛情片的老套橋段，兩人躺到了床上，先是親吻，卞小飛將手伸進女孩襯衫裡時，她也沒有反對。可等他想再進一步時，女孩說，如果說我們今晚一定要發生關係，那你可以走了。卞小飛心有不甘，嘴上卻說，不勉強。

也許是進門不久，他腦袋一片空白，沒話找話地說，我還是第一次約這個。他記得女孩垮了一下臉。他想這句話也許冒犯到了女孩，“那個什麼反蕩婦（羞辱），覺得自己是蕩婦那種嘛，把她想成那麼隨便的人。”如果真的是這樣，他說他也感到抱歉。

“沒有了，自從那一次沒有過了。”卞小飛擔心自己患上了某種心理障礙。曾經，他認定自慰傷身，如今也不得不用手解決。只是每次自慰過後，他看著空蕩的房間，“覺得自己越來越沒用了”。

卞小飛剛過30歲生日，他認定22歲才是戀愛的黃金時代，當年他也有過一次戀愛，“嘴巴會說一點，膽子大一點，基本都找得到”。如今在他常刷的短影片裡，他被告知，男人30歲以後，談不上戀愛都是因為生活失敗。“什麼要有房啊，什麼要有車啊”， 30歲沒房沒車、還在送外賣的他，似乎被剝奪了浪漫的權利。

沒有其他路走了，深秋的這天晚上，卞小飛出現在“愛愛樂”的門口。

“愛愛樂”從下午2點營業到凌晨3點，天色剛擦黑，男人們如循火光而來。在深圳工廠區，夜晚是男性荷爾蒙最旺盛的時候。富士康門口，還沒脫下制服的工人坐在臺階上玩手機，無處安放的雙腿摺疊起來，螢幕照亮一排排年輕男孩的臉。奶茶店也坐滿男生，迴圈播放一首叫做《廝守天涯》的歌：“姑娘你可願與我/一起浪跡天涯/姑娘天真無暇/他的承諾太假”。宿舍樓挨著宿舍樓，在某些路段，手機會被擠到沒有訊號。籃球場的照明燈未開，一旁廠房和宿舍的燈光遙遙地投過來，9個男孩在暗影裡爭奪同一個籃球架。

“網路徵婚交友物件提出投資，小心是詐騙；影片裸聊風險大，偷拍錄屏真可怕”，禱告般的廣播男聲盤旋在工廠的上空。

好幾個來“愛愛樂”的男人都說起，深圳有個“光棍之城”的別名，年輕光棍們有時就會困惑，女孩們都去哪了？當然，如果願意承認的話，女孩並非沒有，只是沒有選擇他們。一個男孩在的公司有近百號員工，只有三四個女孩，名花皆有主，他聽說她們嫁的人家都不錯。

一位來到“愛愛樂”的模切工人說，當他終於在輪休那天走出工廠，走在姑娘們玉腿林立的路上，他會在頭腦裡“一件件脫掉她們的衣服”。他危險的念頭旋即被“愛愛樂”掐滅，從面孔和身材的角度說，他承認，娃娃是某種終極的幻想。這位小臂爬滿唬人紋身的工人說，現實中不會有這樣的女人愛上他。

“愛愛樂”的房間貼著標牌：“娃娃雖好 建議五分飽”。李博會告訴常來的熟客，不要對娃娃產生情感寄託。一個小夥頭天來玩了3個娃娃，第二天一早又來，被李博拒絕，說至少半個月後再來。小夥掐準了日子，半個月後準時打電話，我今天可以來了吧？

李博回覆：你應該去找個女朋友。

“那我圖什麼呢”

在卞小飛到達“愛愛樂”的5小時前，左鑫也走進了“愛愛樂”。他目標明確，一上去就選中了胸最大的娃娃，25分鐘後便輕快地下了樓。“是不是可以弄一些鐵架子，把娃娃放上面——架子一轉動，娃娃多靈活啊。”左鑫留著長指甲，戴副眼鏡，白白淨淨的，卻持一種老成的口吻。“我們已經在這麼做了，”李博眼睛亮了起來，“你是很愛動腦的人。”

我以為左鑫久經情場，後來才知道，“愛愛樂”那25分鐘對他意義重大——倘若我們不那麼原教旨主義，承認矽膠娃娃只是一類稍稍特殊的性愛物件——那麼，這就是這個25歲男孩的“第一次”了。

在“愛愛樂”初次見面的3天后，我在30公里外的華強北又一次見到左鑫。他領我進了一座人聲鼎沸的大廈，我們繞著一圈又一圈的扶梯上上下下。這是全國最大的手機市場，左鑫介紹說，不過我的公司不在這兒。

從大廈出來，繞進“某某村”的牌坊，再拐兩次彎，這才到了左鑫的公司。說是公司，就是個6平米的小檔口。這裡是手機維修店的下游，鮮有人光顧。它和另外1萬多個檔口一起，共同組裝起華強北的格子間世界。人聲很遠，“財源廣進”的掛畫下，三個男人座位相依，老闆、左鑫和一位學徒，各自對著一臺顯微鏡，伏於桌前。

左鑫留的長指甲，其實是用來扣屏和拆屏。18歲後，他的指甲長度就沒變過。那年他沒考上大學，大專一學期1萬5，他交不起。59人的家族群裡，他是唯一一個沒念到大專的。他到上海做換屏的上門維修，定價120塊，常有老頭老太甩下一張百元鈔，操著上海話講，就這麼多了。修一單掙30塊，但一旦公司認定某一單有問題，就要罰五六百。他接過奉賢的一單，來回路程花了7個小時。為了犒勞一下自己，他順道去了上海中產度假勝地“碧海金沙”，見到的那一刻就失望了，“看湖也是一樣的，有的湖夠大你一眼也是看不到邊的”。

全國電子產品市場的中心在華強北，左鑫朝聖一般地過來。沒來多久，訂單因疫情銳減，為了爭奪生意、搶在第二天一早將手機交還顧客，他被安排上夜班。他沒和父母說夜班的事，白天睡覺時，媽媽打來的電話總是接不到，只能輪番用“手機壞了”“手機沒電了”搪塞過去。他早上9點下班，昏昏沉沉地走進地鐵口，看到衣著簇新的、上班的人潮從地下升上來。人潮很快淹沒他，他獨自逆流而下。

一個從工廠出來的男人，在“愛愛樂”說起那段打工經歷，用的是一種劫後餘生的語氣，“你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不知道做了為什麼，你就知道要這樣做，就知道一定要重複這個工作。”

忙起來，有同事連續上了24小時班。加班費自然多，可“掙那麼多沒命花啊”，很快，左鑫感到胸悶、頭疼。兩個月後，他辭了職，降薪來到這個小檔口。

維修有維修的規矩，左鑫有點不好意思地告訴我，他修過最高檔的機子是iPhone 8p，更貴的屬於老闆。他是個腦袋裡裝滿奇妙念頭的年輕人，卻對這份工作的未來茫無頭緒。“職業目標？修上一臺iPhone X吧。”

在左鑫獨居的20平米單間裡，廚衛割據半壁江山，雙人床又侵佔了剩下的一半。有天他想在家做幾個俯臥撐，發現身體沒地方展開。有時候，他會想起自己在安徽農村度過的青春期，家裡沒裝電腦，少年左鑫的性幻想素材來自國產劇裡隱晦的對話。他一邊想象一邊自慰，為自己的“創作”沾沾自喜。如今他熟稔通往黃色網站的條條大道，但那種壓抑的快樂，和快樂過後的失落，和14歲的時候是一樣的。

他當然有過喜歡的人，高中前桌，他在她身上覺察到一種和他相似的東西——那時他父母在上海打工，班上組織收費的集體補課，他是唯一沒報名的那個——女孩呢，也不愛說話，調侃她兩句、臉一下就紅了的那種。他們都是被擯除的人。

有朋友靠王者榮耀談了三個女朋友，左鑫不為所動，每晚11：45到家後，他在電腦上打兩個小時“硬核的動作遊戲”。有個大怪他打了整整一週，並未在中途沮喪。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贏。

“要不然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感覺人生太沒意思了，心裡就沒個念想了，那我圖什麼呢？”

“慢慢這樣子老下去”

這天的2號客人滿頭大汗地坐下了。“想玩第二個，”他羞澀地笑了，眼角紋路泛起波瀾，“玩不動。”他把婚戒掏出來，重新戴上。2號客人臧國偉今年38歲，自稱是婚姻制度的忠實擁躉。女兒剛出生那會兒，一家人曾在深圳短暫團聚。等到女兒上了幼兒園，6000多塊一個學期，妻子只能帶女兒回老家廣東湛江，過年他才能見上妻女一面。他和同事住雙人間，上下班同步，想“放鬆一下”也無處容身。

但臧國偉也沒有像他的同事一樣，在深圳隨便找個女人搭夥做“臨時夫妻”。他認為忠貞幾乎是婚姻的全部，複雜的情愛關係一不小心就會逾越他這個老實人的掌控範圍。最逼近紅線的一次，臧國偉說，是和女同事單獨喝了頓茶。不知是茶多酚還是愧疚起了作用，那晚他沒有睡著。

今年4月，他看到“愛愛樂”的新聞，經過7個月的心理鬥爭，終於說服自己和矽膠娃娃做愛難以達到出軌的標準。只是他還沒做好準備告知“思想比較封建”的妻子。

臧國偉在一家椰子雞餐廳做廚師，身為廣東人做的卻是海南菜，他自己都覺得怪怪的。“我們最有名的是湛江白切雞”，他講起白切雞比椰子雞還要來勁。每當別人問他你做的椰子雞好吃嗎，他其實不知道答案，他說做得太多了，他的舌頭再也分辨不出椰子雞的好壞。

他的一位同事創業上癮，打兩年工攢夠了本，先後出去開了早茶店、燒雞店、豬腳飯店，每回都灰頭土臉地回來。“講創業好都是騙人的”，國慶節去看創業題材的電影《一點就到家》時，臧國偉差點在影院裡罵了髒話。

和臧國偉的同事一樣，那位容易緊張的外賣騎手卞小飛，也想要逃離一種被馴服的生活。在丘陵環抱的嶺南小鎮，他從16歲起日復一日地做著皮蛋酥——不是因為他拿手，只是因為這是店家的招牌。恐慌是在快30歲的時候追上他的，“再不出來拼一下就老了”。

那雙女士拖鞋至今沒人穿過。連工作也開始辜負他。他原想努努力，爭取一年做上站長，直到有天站長跑來問他借1000塊，他意識到生活並不會因為他當上站長而變得更好。前些天，按照城市規定，他給電動車上了牌，繫結個人資訊，罰單開到他的手機。平臺要求快，市政要求慢，他覺得騎電動車像踩晃晃悠悠快要跌倒的高蹺。

從專送跳出來做眾包的時候，他原意是接單自由，多勞多得。現在呢，下午他坐在快餐店，刷短影片的時間越來越長。他一天送的外賣降到30單，再到20，前些天，第一次出現了個位數。

回家，他一個人喝酒，然後宿醉，“慢慢這樣子老下去”。他始終不能理解那次功敗垂成的約炮，和接下來一連串的打擊是怎麼回事。坐在“愛愛樂”大堂的兩小時裡，卞小飛6次談到“失敗”。他莫名其妙地、宿命般地失敗了。“一個死迴圈，就好像你走不出來一樣。”他抹了把眼睛，失焦的眼神迎向我，“有什麼辦法呢，真的有神來搭救嗎？”

在世界上很少被看到的地方

“愛愛樂”屬於這樣一些男人，他們當然要承受“物化女性”的指責，但人人都害怕孤獨、渴望親密，他們可能是沒戀愛的天賦，缺乏必要的運氣，可能是沒錢，也可能是沒錢兼沒膽。在這座生機勃勃之城，他們就像匍匐在地的小動物。

他們抱著體驗“真正的”、“美妙的”性愛的憧憬來到“愛愛樂”，有時因所抱憧憬之大，失望就越大。很多人會在下樓後抱怨，娃娃太笨重，完全比不上真人。有人說他做到一半，觸到娃娃冰涼的面板，忽然意識到面對的是個假人，覺得自己有點可笑。卞小飛期待娃娃能幫助他克服心理障礙，任務倒是圓滿完成了，只是，他垂頭喪氣地說，“和打飛機一樣的”。他好像比來之前更空虛了。

來“愛愛樂”前，那位和妻子分居的廚師臧國偉看了一部叫《空氣人偶》的電影，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拍的。他能清晰回憶起電影的開頭：前一晚，男人和娃娃做愛，對它說，“你真美。”清晨起來，娃娃看到陽臺上滴下的露水，回想起那句“真美”，它在那一刻變成了人。

在廣州性博覽會上，臧國偉也曾見過一個“好漂亮好漂亮”的娃娃，個子高挑，長了一張眉目柔和的東方臉。他在櫥窗前看了又看。電影裡的魔法當然沒有發生，他和這個娃娃的結局是，他看到了它的標價——10萬塊。

和左鑫分別前，我和他到一家海鮮粥店吃飯。他正專注和麵前的大蝦鬥爭，閒談裡聊到越南，忽然鄭重地落下筷子。我的夢想是去越南，左鑫說。起因是他看央視新聞時發現，“它說美國啊、歐洲啊，有時還說非洲，但它說東南亞嗎？”他被這個“在世界上很少被看到”的地方迷住了，獨自埋頭研究起來。他說東莞本來有世界第一大鞋廠，一下班，整個鎮上都是廠裡的人，最近鞋廠搬去了越南，鎮子一夜之間都空了。他的聲音沾上海鮮粥的熱氣，聽上去有些迷離。

那個鞋廠在越南會變得怎樣呢？他想去看看。今年夏天，他總算下定了決心，為此申請了他的第一本護照。兩天後，工作人員打電話說，疫情去不了，我這邊先給你取消了。

父母勸左鑫回老家。他的高中同學很多都回去了，有關係的都當上了老師或公務員，他呢，在縣城開一家手機店也可以。老家在哪？地鐵坐到深圳東站，火車18個小時，下來坐大巴四五個小時，再轉公交才能到。老家是另一個世界。

眼下左鑫仍在抗爭，但他心裡清楚，人生不是遊戲，現實裡的大怪有的一輩子都死磕不下來。那晚坐公交來“愛愛樂”的路上，他其實想的是，“假如過兩年我回老家了、結婚了，我這輩子可能都體驗不到了”。他的“第一次”沒有想象中完美，他說他也知足了。

11月了，人們還穿著褲衩踩著拖鞋，在深圳的街上游蕩。有天晚上，卞小飛送餐到商業街旁。行道樹燈光閃爍，綠葉在晚風裡盪漾，像是永遠都不會枯萎。一個樂隊在樹下彈吉他、打架子鼓，唱一首他沒聽過的粵語歌。他停下來看了好久，錄下影片。

“美團眾包來新訂單啦”，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

“愛愛樂”鮮有回頭客，某段時間內常來的，會在幾個月後忽然消失。有時候，卞小飛覺得在深圳是做了一場夢，醒來，或許他還是老家那個做皮蛋酥的點心師傅。無論如何，來深圳是個勇敢的決定，雖說沒讓他撈到什麼好處，不過像個膽小鬼停在原地就更差勁了。他看《唐人街探案》，王寶強說，牛逼都已經吹出去了，人家都以為你在外面混得風生水起，其實，牙掉了咽肚裡，苦只有自己知道。“死我也死在外面”，他發了一條朋友圈。

“送外賣靠自己的手在吃飯，沒去偷，沒去搶，沒去騙人，”坐在“愛愛樂”大堂，李博安慰卞小飛，“我現在本身就很窮，大不了拼得更窮咯。”李博講起，三年級佈置作文《我的理想》，他還沒見過花花世界，只寫“將來我要開車”。出了社會，慾望跟著眼界一點點膨脹起來。這是他來深圳的第15年，不給人打工了，但仍和妻女擠在出租房，“愛愛樂”遭疫情重創，肩上也多了30萬的債務要扛。

暖風沉醉的夜裡，李博給幾位客人各添上一根菸。眾人靜默，屋裡煙火繚繞，他獨自浸泡在舊日的情緒裡頭：

“我出來還是個小孩子，我就想著，這麼高的樓啊，假如有一套我的房子就好了。一直就那麼想，一直就那麼想。到現在這些夢想都沒有磨滅——雖然現在離夢想好像越來越遠了。到老了，我會證明一下我在深圳來過，不是穿個拖鞋來，穿個拖鞋走。”

年輕的聽眾們入定似的點點頭。

◦ 除李博外，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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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吳呈傑 編輯丨張瑞 攝影丨馮海泳（畫素筆記） 出品丨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出品人 | 楊瑞春 編輯總監 | 趙涵漠 責編 | 金赫 運營 | 林雙 郭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