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漢城、路口大爺

任何人都不應該忽視2020年12月12日高層首次提出的“需求側改革”。

又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它將如何重塑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給居民收入分配、資本市場流向、產業佈局方向、甚至是世界經濟秩序帶來何種扭轉性的力量，絕不能低估。

2015年11月10日，高層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供給側改革”時，沒有人能預估到政策的大開大合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多麼迅猛的反應。

從當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深化了概念，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再到次年5月權威人士開局首季問大勢，宏觀調控思路完成了一次重大轉變，此後帶來的財富大騰挪超乎想象。

一招棚改，以全世界絕無僅有的方式徹底扭轉了三四線樓市命運。北方小工廠被淘汰，資源能源型省份開始了經濟轉型。大宗商品牛市拉開大幕，全球經濟齊齊進入復甦軌道。嚴監管襲來，中國完成了一次激烈的債務出清……

而今天的“需求側改革”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化學反應？

目前來看，它可能會引起三大財富轉移運動。

一、第一大轉移運動，是從一部分富人向窮人的財富轉移

最近的風向是真的變了。

今天，市場監管總局雷厲風行，頂格處罰了三大巨頭“未依法申報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案”，並且宣告“網際網路行業不是反壟斷法外之地”。

而前兩天，政治局會議在部署明年經濟工作重點的時候，就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今天，《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壯大新業態 就業路更寬》表達了不同看法。

現在爭議還在進行中，輿論交鋒、市場博弈都屬於正常行為。

但在這個節點和氣候，對網際網路經濟平臺吹響“反壟斷”號角絕對不是巧合。

如今經濟處於下行週期，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費增速乏善可陳，而網際網路是少數可以逆勢增長的行業之一，一夜造富的故事層出不窮。

比如有的平臺透過惡意補貼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瘋狂圈地擴張，把市場壟斷起來後，再提價，或者搞大資料殺熟。

比如有的平臺，資本打一開始就只是為了收割財富，從P2P到長租公寓，把年輕人割到了韭菜根。

比如有的巨頭加入社群團購，威脅到了底層群體的飯碗。社群團購究竟會給全社會產生多大的經濟效益，目前還無法評估，但是菜販子的“消失”是大機率的。

這些四五十歲就業轉移談何容易啊。就像90年代東北國企下崗潮，美國鐵鏽地帶的工人，這些下崗工人最後是怎麼“解決”就業難題的？

很多都是熬到60歲的退休年齡後，才從失業人口登記簿上消失。是透過時間來慢慢消耗的，非常殘忍。

所以最怕的，就是社群團購弄到最後，可能只是把菜販子的財富，轉移到了網際網路平臺以及為平臺打工的團長們，留下四五十歲的菜販子們在風中凌亂。整個社會並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

新時代的“圈地運動”，給網際網路經濟平臺的老闆和員工，帶來非常可觀的財富，有的IPO甚至還能讓當地城市的房價飆漲。

但如果大量的財富，是透過不正當行為收割來的，那這樣的“神話”還不如不要。

第一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尚未能做到完全的自主可控。我們國產民用大飛機發動機造不了，高精尖數控機床關鍵部件造不了，核心工業軟體也沒有。高階製造業急需研發人才。

而一些網際網路經濟平臺透過壟斷一夜暴富，在它們的“蔑視”和“反傳統”之下，製造業被汙名化了，讓更多的年輕人覺得製造業“老大粗”，沒前途。沒人願意來做冷板凳。

第二中國長期面臨的宏觀風險，既有供給側嚴重的產能過剩，也有需求側的有效需求不足，消費者買不起或者是不敢買。而真正決定中國消費潛力的，並不是少部分的富人，而是多數的中產和底層群體，這才是社會的底盤。

敲打那些有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網際網路巨頭，就是要抑制財富，流向這些血液裡沒有流淌著道德基因的富人。

需求側改革，是一場漫長的重新切分蛋糕的過程。

它既意味著中國需要調整制度安排，轉變過往在國民收入結構中重政府輕個人、重城市輕農村的趨勢，讓更多人享受到發展的紅利。

它也意味著中國會給日益失衡的貧富分化適當踩上剎車，向部分高高在上、丟掉了初心的既得利益群體動刀，把這些人的財富轉移或者保留到窮人手中。

此前政策劍指“房住不炒”，為的是抑制房地產過度金融化、泡沫化對消費力的拖累和透支；當下風向轉變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強監管的來勢洶洶，網際網路科技巨頭首當其衝。

中國的網際網路，迎來了歷史從未有過的大轉折。

這是一場發生於消費端的轉移運動。

二、第二場轉移運動，是從小縣城轉移到大城市。

很早前，中國的東西差距較為尖銳。從2012年起，中國加速共同富裕的步伐，舉全國之力進行扶貧戰。

那個時候，中國的宏觀調控總體而言是以需求側管理為主，就是不斷透過行政手段來刺激需求，加大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的速度。其中尤為依賴“投資驅動”。

而彼時沿海富裕地區的傳統基建，經過一兩輪大放水後已經階段性飽和，所以大量投資下沉，尤其是到中西部的十八線縣城——

新建農民房，對1000萬貧困人群進行易地搬遷。村村通硬化路、村村通動力電、村村通寬頻……

為了實現先富帶後富。中央透過轉移支付，把沿海數不清的資源挪到中西部內陸地區，有時候還會給這些經濟落後的地方，開啟更大的舉債空間。

你看位於位於大西南的貴州，這個不沿海、不沿邊的省份，經濟相當落後了吧。2018年其GDP僅為1.48萬億，在內地31個省市區當中排名第25名，但是你猜一下它的政府債務限額是多少？

9360億元！絕對值排名全國第八名。

其債務限額佔比GDP高達63%，排名全國第二，比全國平均值28%高出三十五個百分點。

這種畫風，或許也只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傳統的經濟體才能出現。

截止今年底，我們832個貧困縣已經全部摘帽，一億絕對貧困人口也即將全部脫貧，取得了人類歷史上非常驚人的成績。

在新的起點之上，提出需求側改革，應該就不是簡單的擴大總需求，搞撒胡椒麵式的投資擴張，而是會更強調經濟規律，追求更高的投入產出比。

唯有這樣，我們的投資才會更趨向於有效投資。在中美脫鉤的大背景下，支撐經濟平穩執行。

基於這樣的邏輯，未來沿海地區以及中西部的龍頭城市有可能會是資源導向的重點。因為當前的人口流動趨勢是大都市圈化，大城市的人口會越來越多。“錢”隨“人”走，才能撬動起最大的經濟效應。

以後一些看似不太合理的事情可能會得到改變。

比如說，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五個經濟強省會，債務限額佔比GDP均低於全國平均值，舉債天花板被壓得很低。

深圳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深圳經濟發達，又是計劃單列市，留存本級的財力非常雄厚，但是深圳的債券限額與財力結構嚴重不匹配。

按照規定，一般債券主要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還本付息，專項債券由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土地財政）或專項收入還本付息。

而深圳土地資源非常有限，國土收入幾乎沒有增長空間，極大制約了專項債的使用。我查到的一個數據顯示，2018 年深圳政府債務限額 384億元，佔比GDP只有1.5%，其中一般債務314億元，專項債務僅為70億元。

作為一個GDP兩萬億的超級城市，深圳的還債能力是全國最頂尖的，但是它的舉債規模上限卻是非常小的。深圳的煩惱，應該也是國內部分缺地大城市的通病。

在“需求側改革”的思路下，中國可能會調整債券限額。對經濟發達的地方，提升舉債空間，對於經濟較落後的地方，則壓縮舉債上限。使得地方債券限額與財力結構基本匹配。

此外，大量投資可能會傾向於那些龍頭城市，加大對新基建、高科技領域的投資力度。在一二線城市裡，5G、大資料、物聯網、新能源等都將成為重要的政府投資領域。

這是一場發生在投資端的轉移運動。

三、第三大轉移，把財富從以美國為中心的貿易體系轉向以中國為主導的經濟圈中

在美國主導建立的以WTO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美國主宰著全球經貿的大動脈，美元霸權呼風喚雨。

當世界貿易因為美元作為全球貨幣流通變得更簡單的時候，大量財富也在加速湧向美國， 軍火商、華爾街、矽谷……無不是全球財富收割機。

今天，美聯儲大放水加速收割財富，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再次襲來，全球經貿體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拷問和衝擊。

作為一個有擔當的大國，中國不可能被動等待。

當前，中國加速推行中日韓自貿區、中歐貿易協定，包括即將生效、相當於切走了WTO三分之一地盤的RCEP，都是試圖用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來降低全球化的阻力，開啟國門。

一來中國作為全球工業門類最齊全的世界工廠，與其他成員國的經濟加速融合，可以促進雙方的經濟復甦和進一步繁榮，發揮中國經濟的火車頭作用，創造出更多更大的財富。此外，以中國為主導的經濟圈融為一體後，對圈外的產品和服務可以產生替代性效應，部分抵消其他地區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

二來也能撬開更大的市場空間，提振中國出口，帶來更多的貿易訂單。以RCEP為例，有研究結果表明，當RCEP在除了農業部門以外的所有部門實現貿易自由化時，中國的實際GDP增長率將提高0.22%，出口增長率提高11.44%，進口增長率提高17.12%。

歷史經驗表明，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時候，各個國家會傾向於用關稅戰把外國商品擋在國門之外，以此保護本國的就業和企業生存。

像1929年美國發生經濟大蕭條，胡佛簽署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20000多種的進口商品的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導致當時許多國家也對美國徵收報復性關稅，各國以鄰為壑，國際貿易坍縮，加劇經濟惡化。

如今，在WTO瀕臨“瓦解”的時間點上，中國加速簽訂貿易和投資協定，穩住出口市場，這將關係一次全球性財富大轉移。

這也是一場發生於出口端的轉移運動。

中國，又一次拉開了“鉅變”的序幕。在這場財富大轉移運動中，多少的命運將為此而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