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於深圳舉行的“Q Business！2019嘉賓大學年度峰會”上，嘉賓大學創辦人吳婷不僅介紹了三家中國企業如何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典型案例，也作為“首席提問官”就企業及企業家所應履行的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與商業發展如何實現雙贏等問題，提問了聯合NGO/DPI執委會名譽主席Bruce Knotts。

峰會現場，Bruce Knotts授予吳婷“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基金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Co-Chair at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of Global CSR Foundation)職位。

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的回答，現在已經發生了變化。“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這句過於直接、蒼白的話，曾經在至少40年間成為公司董事會一貫奉行的原則。實際上，這句話是經濟學家彌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70年寫的一篇文章的標題(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一原則因為企業高管薪酬與股票掛鉤的普及而得到加強。

但現在，企業對於自己所肩負的社會責任的定義已經由服務於股東，而變為其他。這種轉變讓企業社會責任由之前被視為可有可無的可選項，變為現在成為企業必須要履行的重要責任。今年8月19日，包括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亞馬遜CEO傑夫·貝佐斯在內的181名美國大型企業CEO聯合發表主題為“企業的目標”的公開宣告，稱應該重新定義商業企業在社會中的的角色，企業決策不應該再將為股東創造最大化利潤視為首要任務。“宣告”中寫道，企業不應僅僅推動股東的利益，而是應該致力於將股東的需求與客戶、僱員、供應商以及本地社群的需求平衡，企業應該更多地為僱員的個人發展投資，注重保護環境，與供應商進行公平交易。

發表這次“宣告”的主體組織是“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其主要成員包括了30多位美國最大型頂尖企業的CEO。商業圓桌會議是在華盛頓最具影響力的商業遊說組織，涵蓋了來自網際網路、製造業、航空業等多領域的商業巨頭。該組織現在由摩根大通CEO傑米·戴蒙(James Dimon)擔任主席。

企業社會責任的轉變，也讓企業的行為隨之發生了轉變。倫敦商學院的策略與企業活動教授揚尼斯·約安努(Ioannis Ioannou)與哈佛商學院的喬治·塞拉菲姆共同進行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採取通用做法正日漸成為關乎到企業生死存亡的問題，“那些在（企業社會責任）採取最佳做法上落後的企業，其長期表現將受到衝擊”。

為了應對企業社會責任轉變所帶來的衝擊，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的薩拉·卡普蘭(Sarah Kaplan)為企業提供了一個生存下去的方式。卡普蘭認為，已經為企業社會責任行動尋求商業理由的企業，可以“圍繞利弊權衡進行創新”。

耐克公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耐克曾批評其供應商的工作環境，其結果是不僅改進了標準，而且還開發出了全新的製造流程，用以減輕對供應鏈的負擔。耐克的Flyknit“編織”鞋就是在這種全新的流程下生產出來的。

在10月18日於深圳舉行的“Q Business！2019嘉賓大學年度峰會”上，嘉賓大學創辦人吳婷也介紹了自己在出席“2019聯合國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峰會”時，列舉的三家中國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的例子。

科大訊飛、VIPKID、萬達三家企業分別從藉助AI技術讓殘疾人體面的工作和生活，通過線上教育平臺讓鄉村兒童得到優質的教育，以及通過創新地產讓地方產業實現經濟提升這三方面踐行了企業社會責任。

作為“嘉賓峰會”的首席提問官，吳婷在現場就企業及企業家所應履行的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與商業發展如何實現雙贏等問題，提問了聯合國NGO/DPI執委會名譽主席Bruce Knotts。

首席提問官吳婷提問聯合國NGO/DPI執委會名譽主席Bruce Knotts

● 【提問·Bruce Knotts】 ●

吳婷：我在10月15日（紐約當地時間）到了紐約，出席了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2019聯合國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峰會”，並在峰會上發言，而且很榮幸地獲得了“全球企業社會責任領袖獎”。

在我職業生涯的第一個十年，我是一名調查記者，關注百姓疾苦並幫他們解決問題。我曾經關注和解決過醫患糾紛、土地流轉、動物保護、尋找親人等問題，我也曾經為了拍攝到一些鏡頭而被強行關禁閉，曾連夜趕往災難現場紀錄和參與救援，也曾和警察一起在深山尋槍三天不睡……

我曾經用700天的時間出品製作了一部紀錄片《黑蜂的群舞》，紀錄動物與人類的關係。還出品製作過一部紀錄片《一顆知道很多故事的樹》，紀錄了一批中國留守兒童的成長。

所有的作品，都獲得了各種各樣的專業獎項。

而對我個人來說最重要和寶貴的，是我用十年去用心感受了這個世界的人與自然、榮辱悲歡，也是我的職業培養了我對人類與社會的一份責任心。

在我職業生涯的第二個十年，我非常幸運地創辦了嘉賓大學，和大家一起陪伴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家成長——這個使命是非常重大的。

當然，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傑出，每一個人都是社會責任的履行者和領導者。就企業社會責任，我在聯合國峰會的現場舉了三個例子。

一個是嘉賓大學的校友企業科大訊飛，它是亞太地區最大的人工智慧上市公司。科大訊飛的語音識別技術在辦公、教育、醫療、安全等領域有大量的應用場景。

他們曾經用語音識別技術幫助聾啞人矯正發音，從而讓這些人能夠和正常人對話，甚至能夠去工作。在科大訊飛的平臺上，語音識別技術幫助了50多萬聾啞人，讓這些人過上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的生涯。

第二個例子是嘉賓大學第一季嘉賓派校友米雯娟創辦的VIPKID。VIPKID是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線上語言教育品牌。截至2019年8月，擁有簽約北美外教數量超九萬名，平臺學員規模突破70萬。2017年3月，VIPKID啟動了鄉村公益英語課堂專案，為中國邊遠鄉村地區的孩子們送去由外教授課的直播互動課堂，連續六個學期，累計覆蓋30個省份的超過1000所鄉村學校。此外，更多的學習資源包括25000節視訊英語課、40000節音訊英語課也被送到了更多鄉村學校。

第三個是萬達集團，全世界最大的房地產集團之一。從2015年開始，萬達對國家級貧困縣——貴州省丹寨縣實施企業包縣扶貧。累計捐款21億元，先後捐建了一所職業技術學院、建設了一個旅遊小鎮、設立扶貧產業基金，通過長、中、短期結合的方式，全面幫扶丹寨。萬達捐建的丹寨旅遊小鎮每年吸引遊客超過500萬人次，帶動了丹寨20個大產業、50個子產業的全面發展。2018年，丹寨比計劃提前了兩年實現脫貧。

丹寨小鎮還創新推出了在全球徵集“輪值鎮長”的活動，每週一位國內外知名人士擔任小鎮輪值鎮長，為丹寨代言，提升丹寨知名度。兩年來，有近100位輪值鎮長上任，都是各行各業的翹楚。大家有興趣，可以通過我報名擔任鎮長，一起為中國貧困縣做些積極有趣的貢獻。

以上三家企業的案例分別是從殘疾人體面的工作和生活，鄉村兒童的優質教育，以及地方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這三個方面很好地呼應了聯合國的可持續行動目標。這三家企業分別代表了中國人工智慧、大資料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讓這些企業不僅給自己帶來很好的商業價值，同時也創造非常好的社會價值。

當然，我知道在座的很多朋友，你們也一直在履行社會責任。

今天（10月18日）峰會的第一位嘉賓來自聯合國，他是“可持續發展促進者”。作為一名世界公民，他與他所在的組織致力於促進世界各非政府組織之間、非政府組織與商業界之間達成緊密合作，通過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力量與商業界的經濟力量，共同利用新技術和政策，來完成聯合國的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

他曾作為美國國務院外交官被派駐多個國家，也是第一位到訪中國的聯合國NGO組織的主席。他就是聯合國NGO/DPI執行委員會名譽主席Bruce Knotts（布魯斯·納提茲）。

Bruce Knotts：深圳是非常的現代，非常的創新，我以後還會經常來訪。

Bruce Knotts：首先恭喜吳婷女士在10月15日於紐約聯合國舉辦的2019年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峰會上榮獲全球社會責任領袖獎。接下來授予吳婷女士更長遠的使命，任命吳婷為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峰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聯合主席。

吳婷：這個是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基金會列席主席，責任在肩，非常的感謝！

剛才我們說到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在您看來，什麼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Bruce Knotts：聯合國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覆蓋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項2012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辦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上通過的。它展現了2015～2030年我們需要完成的一些任務，從很基礎的消除貧困、消除飢餓，再到促進目標實踐的夥伴關係等等，希望大家像聯合國的192個國家一樣都能夠行動起來，踐行目標。

吳婷：對於企業、企業家履行社會責任，您有哪些期待和建議？

Bruce Knotts：在傳統的認知裡，企業都是追求利潤，但是當我們把自己和自己的企業作為社會的一部分的時候，就為這個社會作出貢獻，我們希望在座的所有企業家，或者是社會公民、世界公民，都能夠參與起來。無論付出多少，或者是能不能把17個目標全部實現，都能每一天做出一點努力，都行動起來，這樣就會更好。

吳婷：紀伯倫說“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尋找愛情，只是去愛；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成長，只是去修行，那麼一切才真正開始”。基於此，我想真正地促進企業家們實實在在踐行社會責任，支援聯合國可持續行動目標。

2017年，您第一次訪華。從那之後，您和NGO組織在中國的活動明顯上升。您所觀察到和感受到的中國企業家群體對社會責任的理解，有沒有什麼變化？

Bruce Knotts：2017年我第一次來到中國。今年是2019年，發展非常的迅速。不僅是中中國產業的發展，更是NGO的發展。現在很多人都在從事這樣的工作，並熱愛這樣的事業。

中國的扶貧做得非常的優秀。我個人的目標是希望更多的企業、更多的NGO能夠融入到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中，融入到千年計劃中。

中國扶貧有非常良好的表現，我覺得中國應該走上國際舞臺，展現給世界中國是如何在這方面做得如此的優秀。

吳婷：NGO有很多積極的屬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公益性的。而我們今天的話題是商業，所以請允許我從這樣的角度來提問。當前中國企業正在大步伐地發展。在您看來，企業的發展與NGO的發展有什麼必然聯絡嗎？有什麼相輔相成的關係？能否給我們分享一下企業社會責任與商業發展實現雙贏的案例？

Bruce Knotts：企業的發展和社會責任有非常緊密的聯絡，比如美國的蘋果公司。蘋果公司一直有一項支援教育的公益專案，就是捐贈電子產品給貧困地區的學校和學生。這些學生使用這些電腦之後能夠更好地接受教育，能夠通過科技學習到更多的知識，看到更加豐富的世界，進而提升他們的教育品質——這是一項公益專案，但是同時也包含了商業的邏輯。蘋果的產品陪伴孩子的成長，當這些孩子長大，當他們購買電子產品的時候，他們當然會購買蘋果產品。這是一個公益活動，也贏得了品牌的信任，從而是非常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商業價值互通互利的共贏。

吳婷：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那還有沒有中國企業的案例？

Bruce Knotts：嘉賓大學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中國有一個協會，總部在北京，我和他們的負責人非常的熟悉，他們正在幫助很多的中國企業和中國的NGO進入聯合國參與一些公益專案。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中國傑出企業的代表，這個協會中也有其他的國家，但是中國的表現異常的出色。

兩年前我在上海蔘加了一所大學舉辦的世界慈善專案的論壇，阿里巴巴等企業正在使用自己很多的資源和人力物力來支援慈善事業，中國的企業真的做得非常的不錯，應該讓更多的世界人民看到。

吳婷：在過去這兩年的接觸中，您發現中國的NGO與商業互動是否達成了這樣的效果？據您的觀察，中國的企業與企業家在這兩方面所表現出的特點，與西方相比有什麼特別之處？

Bruce Knotts：我認為最重要的區別是中國在參與企業社會責任中的企業都非常的年輕。在美國，很多踐行社會企業責任的機構都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和非常雄厚的基礎，他們都是用非常傳統的方式履行社會責任，但是很高興地看到中國這麼多新興企業都跟上了這個潮流。希望中國的企業、深圳的企業能夠保持這樣的活力和動力。我不想做成績上的比較，但是相信中國一定能為企業作出一個非常好的典範和建立標準。

吳婷：從時代和NGO事業的角度來看，最讓您擔心的事情是什麼？如何避免之？

Bruce Knotts：我最大的擔心不是每一個人都覺得社會責任是他們的責任。雖然我們列出了有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不是希望每一項都要完成，而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為其中的某一些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認為自己和這些可持續發展目標是息息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