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矚目的金融巨頭，一下子四面受敵、進退失據——沒有哪家國際大銀行比匯豐銀行更倒黴更難堪了。幾乎沒有什麼特別舉動，卻差不多開罪了與其業務息息相關的所有人。
當大家都只能看見自己想看見的世界，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資訊時，這個問題沒有了意義，同樣，無論匯豐的辯解是否有說服力，也改變不了它在“華為事件”中被賦予的角色，更難改變內地民眾對它的觀感——殖民主義的附庸，資本主義的吸血鬼。
匯豐身上的這兩個標籤揮之不去，不僅在動盪時代的香港屢顯被動，在傳統價值主導的內地更是難以邁過的坎。去年以來香港的大動盪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佔中運動”，這個運動起源於歐美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其本質是反對華爾街的金融資本主義。在香港，金融資本的最大象徵就是匯豐銀行，於是，一群年輕人聚集到中環匯豐銀行周圍，佔領了匯豐銀行大廈一樓的架空層。
5年後的風暴中匯豐不再是主角，卻比誰都不好過，在香港兩邊都不信任它。而今年的新冠疫情給匯豐業績造成壓力，一度傳出要裁員。當然，最難堪的是某安法推出後，匯豐不可避免地捲入地緣政治的漩渦中。內地官媒更是不斷抨擊匯豐銀行與美國政府串通一氣，向美國當局提供了導致孟晚舟被捕的資訊，而一些自媒體更稱匯豐銀行“惡行累累”,“匯豐中國吸血150年”……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逼匯豐表態，稱 “在政治問題上，這家自稱英資的銀行萬萬不能一邊賺中國的錢，一邊跟著西方國家做損害中國主權、尊嚴和人民感情的事。”
與李嘉誠一樣，匯豐也成了地緣政治中的“夾心餅乾”，雖然一個是典型的中國人，一個是英資創辦的金融企業，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符號：香港出身、香港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大亨。這是他們共同的“原罪”。
而且匯豐還多了一項“原罪”——曾經是殖民主義的附庸。中文自媒體上列舉了匯豐在舊中國巧取豪奪的斑斑劣跡：“積極幫助”清政府代辦甲午中日戰爭的賠款、代收八國聯軍侵華后辛醜條約的庚子賠款……
這些是匯豐與生俱來的汙點。1865年匯豐銀行在香港創辦時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英國在遠東以中國市場為主的貿易結算問題，其實質是一家英國匯兌銀行。這些英國商人在鴉片戰爭後來中國做生意，都是英殖民主義的代表，因而都有罪，匯豐為他們提供服務，自然也是幫兇。
▲第一代匯豐銀行
以這個邏輯去批判、清算以往的匯豐沒有問題，只是現在批判匯豐集團時將首先面臨“特修斯之船”的悖論。現代的匯豐集團與舊的匯豐在身份、構成上有多少替代性？現在的匯豐集團早已經是一家股份分散的國際性公司，只是總部註冊在倫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國平安集團曾經是匯豐集團的第一大股東。
2018年11月，中國平安耗資3億港元增持匯豐銀行，成為匯豐銀行的第一大股東。2019年10月，美國貝萊德集團耗資45.4億港元，增持7557萬股匯豐股份，持股比例達到7.3%，超過中國平安，成為匯豐銀行的最大股東。除此之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中小投資者持有匯豐股票。
從股東來看，匯豐已經不是那個匯豐，從商號來看，匯豐還是那個匯豐。但在品牌上匯豐早已拋棄殖民時代的商標形象，而是採用 HSBC 和六角形標誌，作為全球業務使用的統一品牌。現代匯豐集團的確是老匯豐的傳承，尤其是“匯豐”商號沿用至今，但它需要承擔多少歷史責任？歷史責任的追溯有沒有期限？改革開放以後允許匯豐集團等“殖民主義餘孽”投資內地，那又意味著什麼？無他，不過是看中了“殖民主義的遺產”。
上世紀50年代匯豐撤出中國內地時，在上海外灘12號留下一個遺產——匯豐銀行大樓。建成於1923年的匯豐銀行大樓，在建築藝術上是新古典主義的經典之作，尤其是匯豐銀行大樓穹頂下的壁畫，精美絕倫。匯豐銀行大樓不僅是匯豐黃金時代的標誌，也是上海成為遠東金融中心的新地標，一直到現在都是外灘的象徵。匯豐撤出之後，這裡成為上海市政府所在地；但在文革來臨之際，這裡也受到衝擊，要剷除大穹頂下的壁畫，好在有人意識到這些壁畫的藝術與歷史價值，最後用覆蓋的方式使這些壁畫“儲存”下來。
90年代上海浦東開放，上海市政府搬出外灘，準備進軍中國內地的匯豐集團有意重新買下這棟大樓，但未能如願，最終這棟大樓作為國有資產劃撥給了剛成立的浦東發展銀行。
以匯豐銀行大樓為標誌的外灘建築，都是殖民主義的遺產，但是在上海人的手中得到很好的利用。然而，當時決策者更看重的是那些非物質遺產，利用上海曾經搞過股票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的品牌影響力，把重新開放後的上海再度打造成國際金融中心。
▲外灘12號 原匯豐銀行
在香港，匯豐銀行不僅是這樣一筆遺產，而且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象徵。雖然被認為是老牌的英資銀行，但匯豐的確是香港生、香港成長的本土銀行，是香港本土化與全球化結合的典型例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華資銀行遭遇擠兌風潮時，匯豐銀行作為“定海神針”來最後兜底；七十年代末，英資逐步撤出香港，匯豐銀行協助李嘉誠、包玉剛等華資取得和記黃埔、九龍倉的控制權；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匯豐銀行與香港攜手蛻變，香港轉型為一個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匯豐也成為一個現代金融控股集團。
匯豐伴隨著香港的繁榮興衰，在資本市場上提供穩定的回報，成為香港投資者的儲蓄罐。在香港，每當12月份就有“聖誕鍾，買匯豐”的說法，主要原因是匯豐年終的派息高且穩定，股息率超過5%，因此股市菜鳥都知道，港股中認準HSBC就不會虧。
進入21世紀後中國經濟迅速騰飛，匯豐看好中國市場，加大投資力度，並竭力使自己中國化。雖然總部還在英國，但其業務中心早已放在大中華地區，高層管理中也有不少華人身影。1993年，由於收購了英國米特蘭銀行，為了符合英國央行的審批條件，匯豐控股把總部從香港遷往倫敦。17年後的2010年匯豐行政總裁決定常駐香港，顯示了匯豐戰略重心逐漸轉移至亞太。
在匯豐大舉揮師進軍中國內地的時候，匯豐的合作拍檔、和黃集團的李嘉誠家族卻開始逐步從中國內地撤資，轉戰英倫。現在有人說李超人當時真有遠見，匯豐似乎失算了，但從業務性質來看，匯豐當時選擇了全球經濟最有增長前景的地區，也未必不是上乘的戰略決策。
現在，不僅是內地對匯豐大加撻伐，香港本地抵制匯豐的聲音也很大。前特首梁振英建議利用中國龐大市場、結合監管和人才，以疫後的振興經濟工作作為切入點，官民合辦以香港為總部的國際級銀行，並賦予發鈔權，做一家名副其實的香港銀行，而中環郵政總局和旁邊相連的空地可直接批給該銀行，不必招標，地價作為政府股本的一部分。
現在的香港可以沒有匯豐，也未必要再弄一家國際大銀行，現在的中銀香港等中資銀行就可以取代匯豐在香港的位置。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看待並處理這些“殖民主義的遺產”？如何看待並處理企業和企業家的原罪？如何讓外部相信我們仍然奉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目前中國加大了金融開放力度，在中美對峙的緊張形勢下開闢新的通道。6月以來，萬事達卡進入銀行卡清算市場的籌備申請已獲批，惠譽成為繼標普之後第二家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評級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實現對其在華合資證券公司的控股，貝萊德、路博邁等外資金融機構的准入工作正在有序推進。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這是資本的原罪，這些外資都揹著“原罪”，尤其是像貝萊德集團這樣的美國資本，更應該成為我們制裁和清算的物件才對啊。但是我們搞的是市場經濟，就要避免把道德審判上升為法律審判。
這是發展經濟的常識，否則無論是匯豐還是貝萊德，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都會感到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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