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12/17刊發ROBERT SKIDELSKY的文章，分析經濟學中的效率問題，指出，說起來很奇怪，經濟學家們一直對以效率換取長期可持續性的必要性視而不見，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均衡模型將未來僅僅視為現在的延伸。但是，沒有理由相信今天的效率就是明天的效率，而且會是永遠的效率。實際上，效率觀念已經走到盡頭。作者英國上議院議員，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教授。
經濟學是一門追求節約的學問，或者說是用最少的時間和精力產生最大的滿足感。我們越能節約使用稀缺資源，我們就越能"高效"地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效率是一個珍貴的目標，因為，它從字面上看可以降低生活成本。因此，在獲得我們想要的商品和服務方面的便宜，就是改善生活的關鍵。
效率也是貿易理論的核心。十九世紀初，經濟學家大衛-利瑪竇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集中精力以最低的相對成本生產它能生產的東西。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將裡卡多的"比較優勢"理論，被稱為經濟學中最美的理論，同樣適用於人與人、企業與企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分工。而且，今天還依然是全球化的基本理論依據。
然而，效率也是經濟學家們一直為發達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發愁的原因。以英國為例，今天工人平均每小時的產出並不比2007年多，所以效率並沒有提高。這意味著英國的生活水平已經持續13年持平，這也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最長的停滯期。經濟學家們在學報上發表了數百篇文章，試圖解釋這個"生產力之謎"。
但是，更廣泛的心情音樂已經發生了變化。谷歌的Ngram Viewer是一個工具，它利用數百萬本書籍和期刊的資料庫來繪製詞語出現的頻率，它表明，自1982年以來，"效率"和"生產力"的使用量急劇下降，而"彈性"和"可持續性"的使用量則激增。我們現在更多談論的是經濟生活的可持續性，即經濟生活對沖擊的適應能力。注重效率的經濟學家，變得遠遠落後於文化曲線。
這種轉變似乎有三個因素。首先是人們越來越擔心，只關注目前使用資源的成本，會耗盡地球上可用於延續人類的資源。因為，今天便宜的東西明天可能會變得無比昂貴，所以我們需要投資於能夠為人類帶來長期回報的可持續技術，而不僅僅是企業和消費者的短期收益。
其次，新冠疫情讓我們更加意識到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如果各國因為接受了從最便宜的市場採購的邏輯而失去了獲得必需品的機會，那麼利瑪竇的美好理論就有可能催生一場噩夢。在大流行期間，西方大多數人對他們對中國基本醫療用品的依賴程度感到震驚。
最後，人們更廣泛地認識到，不惜代價追求效率，無論是透過全球化還是自動化，都會威脅到就業的安全性和可持續性。"生產的終點是消費"，這是亞當-斯密的一個以無可挑剔的邏輯宣告。但是，可持續的消費需要可持續的收入，而收入主要來自工資；而我們還遠遠沒有建立一個允許沒有工資的消費體系。事實上，在效率的名義下，我們允許了巨大的財富和收入不平等。
經濟學家通常都熱衷於講取捨。但是，很奇怪，他們卻忽略了以效率換取可持續性的必要性，因為，他們把效率概念擴大為隨時間推移的效率概念。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代經濟學家的均衡模型沒有考慮時間因素，把未來僅僅看作是現在的延伸。今天有效率的東西，明天就會永遠有效率。
但是，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指出的那樣，未來具有不確定性。沒有理由相信，今天使自由貿易、全球供應鏈、自動化和貧困工資有效率的條件，會不斷繼續下去。正如凱恩斯在對計量經濟學家揚-丁伯根的一個值得注意的迴應中所說："是否假設未來是過去統計資料的確定函式？與未來有關的預期和信心狀態還有什麼位置？給非數字因素，如發明、政治、勞工麻煩、戰爭、地震、金融危機等留有什麼位置？"我們可以編制一份類似的當代風險清單。
由此可見，經濟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關注"預防原則"，或者說是"最小危害風險"原則，其目的是控制風險，而不是利益最大化。經濟學家弗拉基米爾-馬斯奇將這種方法稱為"風險約束最佳化"，並認為它"在本世紀高度危險、不確定和複雜的條件下更加需要"。利用數學模型，馬斯奇構建了一些風險約束的候選策略。
這樣的審慎決策規則，可能會把我們引向令人不愉快的思路。例如，全球人口無節制的增長有多大的可持續性？我們繼續寄希望於科學和教育來及時限制人口增長，但是，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時間。馬爾薩斯的擔憂肯定是有其理由，即人口數量的增加會超過可供養的資源，從而導致大規模的瘟疫、饑荒、洪水和戰爭，傳統上這些都會減少人口過剩。
同樣，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技術，肯定是不會對我們的適應能力提出極端要求，不會威脅到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冗餘以及可預見的政治反彈。目前，我們完全從效率的角度來看待技術進步，並允許技術進步的步伐由削減成本的市場競爭來確定。審慎原的則應該意味著讓技術適應人，而不是反過來。
最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必須允許其金融體系以管理風險的"效率"為由定期崩潰，這種經濟的可持續性如何？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開始觸及此類問題的表面。隨著效率和可持續性語言的轉變，經濟思想必須跟上新的處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