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分上下兩個章節，將系統性回顧傳統經濟學理論發展的路徑，並簡述新時代下數字科技對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的重要性，本文將著重宏觀層面與經濟發展理論，暫時擱置對產業組織理論與微觀經濟的探討。

經濟發展理論，是經濟學的主要分支之一，同時也是歷史跨度較長的經濟學重要一環。其核心問題是：如何用理論和模型解釋不同國家的發展路徑？如何透過對資源的配置最佳化與政策引導加速經濟發展？

一般來講，完善的經濟發展理論主要成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但經濟學家對發展的關注往往更早，可以追溯至現代經濟學的萌芽時期，諸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早期經濟發展理論並未成型，簡言之理論內部存在一些無法自洽的邏輯，並往往忽視了一些被後世經濟學家視為“金科玉律”的前提假設，這是由時代發展的侷限性造成的。

隨著時間推移至二十世紀，發展理論逐漸成型，並衍生出不同的理論核心。早期被廣泛認可的理論有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哈羅德·多馬模型（Harrod-Domar model），該模型假設資本和勞動力的比值關係固定（例如一名技術人員只能操縱一臺機器），它在一定意義上忽視了發展的靈活性和現實性，但其對於集約化生產、邊際收益、存款率、投入產出關係等問題的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上世紀後半葉，斯旺模型（Solow-Swan Model）逐漸成為主流理論，並對後世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該模型成功預測了：1）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GDP會有條件地趨同(Conditional converge)；2）發展速率會逐漸降低，邊際遞減；3）世界上沒有天選之國，合理的政策支援和稟賦條件適用大多數國家的發展（這一條值得商榷）；4）新興技術是生產效率提升的重要手段。九十年代後期，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新知識經濟的重視，各種內生髮展模型應運而生。它們都強調科研與知識的內生原則，並不斷提高知識對經濟發展的共享度。至此，經濟發展理論已趨於完善，近年來鮮有具有突破性質的理論出現。

我們發現，在缺少數字科技參與的情況下，經濟發展理論的演進體現瞭如下的特徵：第一，模型擬合現實的過程本質上是抓住經濟發展問題的主要矛盾，並對重要的引數進行排序。然而引數重要性的排序需要大量實證資料支援，因此資料的獲取難度直接影響結論的可靠性；第二，經濟指標與引數的選取與排序隨著時間發展而變化，但模型存在不可見的滯後性，因此經濟理論很難做到控制變數，精確定位問題的因果性；第三，對模型預測的有效性檢驗需要巨大時間跨度，但發展具有緊迫性；第四，試錯成本過大。選取錯誤的、不符合本國發展的經濟學理論，或忽視政策執行力的重要性，會引起巨大的發展停滯和民生問題。例如東歐各國對休克療法的盲目追求，抑或蘇聯解體後的極速私有化，都造成了長時間的發展停滯，這甚至直接斷送了一些國家的未來；第五，各國稟賦差異性與特殊性難以被普適性的經濟發展模型概括，從而導致了發展不能達到最優。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往往將複雜的思維過程簡化，將那些存在巨大約束前提的理論視作理所當然。另一方面，經濟學的突破性發展似乎愈發困難，因為理論的完善增加了跳出現存理論框架的難度，並在潛移默化中桎梏了研究者的思維方式。這或許就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下文將討論數字科技究竟如何解決上文中的難題，合理最佳化經濟發展與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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