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尾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向來備受市場矚目。因為它既是對當年經濟工作成績的總結與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研判，又是定調第二年宏觀經濟政策最權威的風向標。

前不久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決策層特別強調：“加快構建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中央首次提及“需求側管理”。

箇中深意，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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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需求側管理，必然繞不開供給側改革。

自2015年以來，面對產能過剩、高階優質供給不足、供需錯配等現實問題，我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不懈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多個指標均超預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補”成效明顯，工業產能利用率不斷提高（見圖1），我國產業體系的發展韌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強化。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在遭受新冠疫情衝擊之後，伴隨著疫情防控形勢的穩定向好，復工復產能夠得以順利推進，國民經濟執行能夠快速回歸正軌。

然而從另一個層面看，我國需求側尚且存在一定的結構性問題，最典型的便是近些年地產、基建等領域的投資需求持續強勢，但居民消費需求卻相對偏弱，特別是經歷了新冠疫情衝擊之後，我國需求側的結構性問題被進一步放大，不僅需求端的整體回暖程序要明顯慢於生產端，而且居民消費需求的復甦進度也要明顯滯後於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需求；從資料上看，房地產投資與基建投資分別於6月份和7月份實現了累計同比的由負轉正，但社零累計同比直到11月份還沒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態化水平（見圖2）。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刺激房地產和基建的投資需求一直都是我國提振經濟的重要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以後，我國開展了“四萬億”刺激舉措以對沖國內基本面的下行壓力，同時推出了降低房貸利率等政策以啟用樓市。必須承認，在特定的時期和環境之下，這些政策組合在帶動國內經濟快速復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包括鋼鐵、煤炭等行業的產能過剩與庫存積壓，居民和企業債務壓力逐漸加大等等，進而對國內需求的進一步釋放造成了制約。

眼下，在“國內大迴圈”的新發展基調下，我們迫切需要擴大內需、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這也客觀上要求不能再將注意力都放在供給側，需求側的變革同樣要引起重視——而這，恰恰是很多人長期忽視的地方。

於是，此次中央經濟會議首提“注重需求側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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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有何區別？經過梳理，我總結出以下兩點。

一方面，要素組合不同。

從經濟學角度看，需求側是指代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包括消費、投資和出口，在擴大內需、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過程中，消費和投資的作用正變得越來越重要；至於供給側，主要涉及到四大生產要素——資本、勞動力、土地和創新，其中資本、勞動力和土地側重於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創新則側重於生產效率“質的提升”，關乎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生產組織方式改善等等（見圖3）。

另一方面，內在邏輯有所不同。

需求側管理的理論基礎源自於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既然經濟總量由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部分組成，那麼當經濟執行出現波動時，便可寄希望於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對這“三駕馬車”加以調控，繼而達到擴大總需求與最大限度消除週期性波動的目標。從這個角度看，需求側管理更加關注改善總量問題，側重於短期經濟效益，見效也更快，這也應了凱恩斯那句名言：“從長遠看，我們都已死去。”

反觀供給側改革，它是從生產端入手，透過採取最佳化要素資源配置、鼓勵企業創新、促進淘汰落後產能、化解制度障礙等方式來激發經濟活力，提質增效，進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與國民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不同於需求側管理，供給側改革著眼於長期調控與結構最佳化，更突出產業的轉型升級和市場活力再造，旨在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的同時，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但見效相對較慢。

需要提醒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和需求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國家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也絕不是供給側或需求側單方面的，二者就像經濟的一體兩面，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單方面強調供給側改革或者需求側管理，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道理其實很簡單，沒有需求的供給，定會導致生產裝置閒置或者產品庫存積壓的產能過剩，而沒有供給的需求，勢必也難以被很好地滿足。與之相應的，是在宏觀經濟調控過程中，若是長期採取單一的需求側管理政策，在造成政策邊際效益遞減的同時，無法解決產能過剩等問題；而若是片面追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可能產生緊縮性風險、加劇下行壓力、導致硬著陸。

為此，只有透過供需雙側的雙管齊下、相互配合，才能達到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效果，需求側管理可以為供給側改革創造更有利的條件，而供給側改革又可以為需求側管理提供動力，從而兼顧經濟增長穩定與轉型升級。

誠如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會上所說的：

“消費、需求和供給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給側進行改革的同時，需求側的改革也不容忽視，必須要同時來進行改革，要不然的話，不會產生太大影響和成果。”

事實上，供需雙側共同發力一直都是決策層的初衷。早在2015年11月，中央就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此後，領導人又在不同場合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宗旨是“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轉變，為長遠發展築牢根基”；在“十三五”規劃裡，也提到了“使供給側和需求側協同發力共促經濟發展”的字樣。

需要提醒的是，雖然我國在“三去一降一補”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這並不意味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的結束。當前，我國供給側除了優質商品和服務相對欠缺、無法充分滿足國人消費升級訴求之外，在民生建設、科技創新、資訊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營商環境、市場秩序、生態環保、人才隊伍等多個層面依舊存在短板，這些是需要繼續發力加以完善的，絕非朝夕之功。

這也是為什麼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突出“注重需求側管理”的同時，還要強調“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二者本就不該有所偏廢。

3

或許是因為需求側管理的理論基礎源自於凱恩斯主義，一些人會心生疑問，是不是要採取凱恩斯主義的強刺激。不過在我看來，我們應當從“國內大迴圈”的角度來理解這一提法。

歸根結底，在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海外需求疲軟不振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於經濟考慮還是安全考慮，我們都應該著眼於對國內市場的進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來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著力於修煉內功以提升經濟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免疫力，而其中的關鍵便是穩步有序地擴大內需，這當中又包括消費和投資兩個維度。

消費，既是一切生產活動的最終目的，又是支撐經濟增長的首要力量，還是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體現。我國擁有14億人口，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內需市場，2019年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近些年的消費升級浪潮更是奔湧不休，各種新型消費業態也在不斷湧現。不過，現階段國內消費市場整體上的供需還不能完全匹配，低線城市和地區的消費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滿足，這便意味著國人的消費還有極大潛力可挖掘。

投資，作為內需中的快變數，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是即時顯效的，而且高質量的投資能助力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尤其是在擴內需的過程中，居民消費向中高階商品消費過渡、服務消費升級的趨勢明顯，透過投資來強化消費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增進中高階消費供給，顯然會有助於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不過，隨著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對於加強補短板、強弱項投資都提出了新需求，特別是支撐5G、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等高新技術發展的新基建，被時代賦予了重要使命，這也意味著我們不能繼續走傳統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的老路，而是要更加註重投資質量的提升。

儘管我國內需市場潛力巨大，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還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礙和挑戰：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較大。

從基尼係數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過警戒線0.4開始，幾乎沒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達到0.468（見圖4），反映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絕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仍屬於偏低狀況，總理所說的“6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證。按照經濟學理論，收入是消費的前提和基礎，並且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於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擴大將不可避免地制約消費擴張與升級。

第二，居民槓桿率居高不下。

根據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的測算，我國居民部門槓桿率（居民債務佔GDP比重）從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3的61.4%。這當中，個人購房貸款成為居民部門債務增長的主要力量，特別是一二線城市的高房價給居民其他消費帶來的“擠出效應”依然顯著，而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現實問題，還無法讓人們真正甩開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費，這也將成為我國居民消費潛力釋放的重要掣肘。

第三，社會民生領域投資短板明顯。

除了傳統投資較為粗放、效益不高之外，我國還在不少領域存在投資短板，主要集中於基礎設施與社會民生領域：一則，人均基礎設施的存量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任務還很重；二則，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養老、嬰幼兒托育等領域的相關設施還存在不小的短板，進一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任重道遠，同時，脫貧攻堅（脫貧住房、棚戶改造、公租房等）以及農業、水利等領域也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上述種種，也為未來如何落實需求側管理、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指明瞭方向。

當然，需求側改革和“國內大迴圈”的宗旨一樣，並不是“閉關鎖國”或者“逆全球化”，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同樣不能少了中國。而放眼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的實踐都一再證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擴大對外開放，經濟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因此，我們依然要在外貿方面多下功夫。

目前，國際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外貿增長帶來了不小的挑戰。此時，我們應該在防治疫情蔓延的前提下，從自身做起，在推動出口產品結構的最佳化、鼓勵企業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大力扶持外貿新型業態、改善外貿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進一步發力，同時要主動開展多元化貿易投資合作，比如按照國際高標準市場開放模式深化自貿區改革，賦予自貿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推動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等對外開放平臺的建設等等，特別是要繼續挖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與我國有自貿協定的夥伴國家市場以及疫情不太嚴重的國家市場，拓展新的增長點，以此來穩定我國外貿的基本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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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供給側。

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我國供給側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仍在多個領域存在短板。而眼下的當務之急，在於如何提升科技創新能力。

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它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還能透過科技的滲透作用放大各類生產要素的生產力，顯著提高生產效率和社會整體生產力水平，降低資源能耗並改善生態環境。此外，以科技創新推動新興主導產業的形成，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與資源的進一步最佳化配置，進而將經濟真正引入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這些均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高度契合。

站在全球的角度，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本質上正是科技創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創新領域有所突破的國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越強，就越能在世界產業分工鏈條中處於高階位置，進而能夠激發更多的新興產業，掌握國際社會話語權，引領全球經濟社會發展。

於我國而言，儘管近些年科技實力的進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我國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組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這恰恰是位於微笑曲線最底部、利潤率最低的地方（見圖5）；而西方發達國家憑藉著對高精尖技術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位於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較高的環節，往往能在掌握話語權的同時，獲取高昂的利潤。此外，在晶片、半導體、工業軟體、航空發動機等核心技術領域，我國依然面臨著被“卡脖子”的情況，這便容易讓我們在關鍵時刻處於被動局面。

考慮到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以及我國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逐漸淡化的現實，要想真正參與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重塑，並掌握國際競爭的話語權，我們必須要進一步提升核心技術的研發創新能力，突破硬核技術壁壘，在關鍵產業環節加速國產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為主，實現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的目標，進一步擴大我國工業門類齊全的體系化、規模化優勢。

這也是為什麼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具體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和研發投入，加快攻克具有關鍵性影響與貢獻強的核心技術，逐步提升我國掌握核心技術的能力與國際科技的話語權。

第二，推動我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逐步實現知識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環節的替代，並更加註重對技術與知識密集型行業中優勢領域以及重點領域的開發與培育，最終實現我國製造業由出口產品低質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質量、高附加值水平轉變。

第三，以積極培育國際一流的跨國公司和自主品牌作為切入點，不斷提高我國經營企業的實力，鞏固並強化核心競爭優勢，重組業務管理流程，創新商業模式，實現國際接軌，搶佔國際競爭制高點和“微笑曲線”的兩個高階環節，成為全球價值鏈的主導者和治理者，真正將“中國製造”升級為“中國智造”與“中國創造”。